（四大名旦合影）

从戏子到艺术家

三十年代，中国从清末到现在能拎出来称为“大师”的，八成都在北京城里，除了鲁迅等少数人外，他们都听戏，即使不直接写文章捧具体的演员和剧目，但心里已经给京剧留出了位置，而梅兰芳则率先从伶人的身份占据了那个位置，成了艺术家。

他去苏联时，拜访了电影导演爱森斯坦、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后来和后两者并称“世界三大表演理论”；去美国更是见了卓别林、玛丽香克馥等人。在不少艺人沉迷于宗教，像谭鑫培和杨小楼都涉道教、郝寿臣还入了天主教时，梅兰芳却从陈师曾、姚茫父学画佛像，书房中常悬金冬心的《扫饭僧》，吴昌硕给他的画题诗说:“赢为梅花初写罢，陪君禅语立香南。”这就接上了中国文人禅的传统，被其推崇也就自然而然了。

无论是性别颠倒，还是他塑造的那些人物的悲欢，梅兰芳的艺术都沉浸在一种极致的冲击之中，在生活中，只好凭借“不禅而禅”来换取心灵的宁静，反而处处如鱼得水。有研究说，梅兰芳在许多事上都显示出一种“无可无不可”的随和态度。在票界，有人登台请教他，他必说“错不了”，演出后再问，则必说“不容易”。所以票界都很崇拜他。

梅兰芳做事审慎而准确，在京剧的改革上，他也是“扭秧歌”式地前进——每进两步或三步，就退一步，每有改革，就让梅党搜集观众的反馈，决不让观众在某晚看到一个全新的梅兰芳。他做戏从容，为人更是从容，甚至在罢演后还养活着很多人，因此建国后周恩来特许他保留自己的私人剧团以维持开支。

梅、程之争:“鸦片”和“吗啡”

梅的一生有几个对手:民国初年是王蕙芳、1923起是尚小云，程砚秋在1922、1923年两赴上海，风靡沪上，但直到1933年才成为劲敌。荀慧生大放异彩在1925年，他在王瑶卿、陈墨香的帮助下，完成了《玉堂春》的改编，其在下层观众中受到的欢迎一度超过了其他三位。

不过，尚、荀二位都无追赶梅兰芳的野心，程砚秋却常把意思显露在外面。他的智囊罗瘿公知道梅兰芳的“人缘”太好，“党徒甚胜”，常常提醒他注意谦虚有礼，所以“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恭俭。”（章诒和语）

但程砚秋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导演吴祖光回忆说“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1927年程还只是四大名旦中的老四，到1931年却连推《荒山泪》和《春闺梦》，影射政治时事，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对中原大战和蒋桂之战的批评互相唱和，一时反响极大。喜欢找“微言大义”的戏评家们因此将之捧到天上。此外，他还傍上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抓住退还庚子赔款的时机，在南京成立了戏曲音乐院，李石曾任院长，程砚秋任副院长兼北平分院院长，一时笼络了许多名流担任教师，又频频让戏给学生，使其忠诚于“程派”路子。

在梅兰芳声势浩大的美国之行后，程砚秋独辟蹊径，在1931年深秋只身游学欧洲，在法国发表了《中国戏曲与和平运动》的演讲。回来后写成的报告书里，表面是对京剧改革的建议，骨子里却充满了对中西文化、政治、经济的尖锐对比和思考，他努力学德语和法语，能用法语公开演讲，并筹备下一步去欧洲演出，却被二战的爆发耽搁，错过了赶超梅兰芳的最好机会。因此他从内心深处对战争充满愤怒，超过梨园中的任何人。

1942年9月在前门火车站被日伪铁路警宪便衣搜身时，程砚秋把他们全部打翻在地，代价就是此后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他，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于是第二年3月，程砚秋索性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红山口、黑山扈等处购地务农，闲来读史书。周恩来对程砚秋极为欣赏，解放刚进城时，就亲自造访他在报子胡同的家；1957年入党时，周和贺龙是其介绍人。但还是对他说，“你在旧社会中孤芳自赏，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是很可贵的；但是在新社会中仍然这样做，就容易脱离群众，走向反面……”

梅、程同为花旦，却一柔一刚，以至于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是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就等于是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了，最后惟有以身相殉。”

程砚秋1958年3月去世后，他的英气逼人仍然是梅兰芳为国庆十周年排新戏，以及决定入党的一个阴影。但无疑，梅兰芳用多出来的3年再次将程甩开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