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草电影，和各种毒草文艺一样，对于人民群众是一种腐蚀剂。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又面临一场“栽毒草”和“铲毒草”的斗争。斗争不坚决，腐朽的生活方式和毒性的价值观，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强加于电影创作中，让人们的精神追求向世俗和世故下倾，导致整个社会的思想“喜言通俗，恶称大雅”。

《人民日报》的评论尖锐点出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言必称西”的现象。今天我们就要对这些“全盘西化”的分子火力全开，在西方国家各类型影片中，各揪出一部“反动典型”进行点名批判，彻底揭露这些所谓“影史杰作”的丑陋面目。

《四百击》里的少年精神颓靡

《闪闪红星》中的潘冬子

少儿毒草《四百击》：

少年强则国强，这个真理放在中国、法国、美国都一样。可惜，法国人显然不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在二战一败涂地并产出大量法奸后，又在战后继续“教育”出特吕弗、戈达尔这样裹着“新浪潮”炫目外衣的“欧式垮掉一代”。“反叛精神”本该是值得鼓励的少年心气，但为标新而立异，片中的少年就将旺盛的荷尔蒙浪费在了虚无的时间里。特吕弗所塑造的这位少年安托万，本来有着十足的怀疑精神，却不以先进的意识形态，去课堂上质疑所谓的学术权威，反而成为精神萎靡、离家出走、破坏社会建设的可耻小偷。更为悲剧的是，在这样一个充斥负能量的战后欧洲，竟没一个人出手帮助和挽救堕落少年，而任其随着毫无意义不懂节制的长镜头奔跑，企图寻找少年心底样貌模糊的自由。最终，走投无路的少年在涨潮海边望向观众的镜头，确实够新又“有浪有潮”，却也毒瘾式的，引着一批立场不坚定的知识青年同安托万一道堕落。

改造榜样《闪闪的红星》：

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确凿的体现于潘冬子的红缨枪头，汉奸和鬼子的杀母之仇、民族之仇，深植于少年心中，让一颗红心蹦腾出民族的复兴大业。“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本着相对运动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李双江少将唱出“红枪小霸王”的豪情，让红色少年激励了下一代人。

《肖申克的救赎》里的犯人在劳动改造间隙都不忘酗酒作乐

而《少年犯》中的所有少年都重新做人了

励志毒草《肖申克的救赎》：

裹着一件“有志者事竟成”的励志外衣，竭力美化犯罪分子，并为其编造某个追逐自由的童话，彻底架空“罪与罚”的普世逻辑价值，甚至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具——监狱——放诸对立面。当然，美帝绝非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是虚伪透顶的纸老虎！那里的监狱人满为患、狱警狼狈为奸，怎能容得狱友们在劳作时出身凝听《费加罗的婚礼》？怎能给予囚犯修葺屋顶之后享用啤酒时光？这是赤裸裸的粉饰！其现实只能是影片随即表现的、砸向安迪头顶的一击警棍！

“把灵魂交给上帝，把身体交给我”，瞧，典狱长赤裸裸的向“新人”们陈述着这里的规则、自家的规则、地狱的规则，这是导演对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身份的自黑，但他急不可耐的为刻意制造戏剧冲突，将同样罪有应得的囚犯们刻划成无辜的、被体制化所迫的受害者就是别有用心了。出狱后的老布，不被社会待见而自缢，彰显出导演从不相信国家机器对坏人思想的改造作用，它或许受限于其所处国度人情冷漠的荒诞现实，但不相信国家机器而纵容囚犯最终越狱成功，则更是处心积虑的鼓动观众对抗一切体制——包括健全的良好体制。

改造榜样《少年犯》：

对思想教育颇具耐心的冯队长，可谓是大洋彼岸邪恶典狱长的楷模，他不但让失足少年重新做人，还让破碎家庭的成员彼此谅解。

《桂河大桥》缺乏大历史观，对日军的批判也很不够

《举起手来》用解构主义手法成功批判了侵略者

抗战毒草《桂河大桥》：

反法西斯战争，是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共同胜利，在艰苦卓绝的东南亚丛林战场上，无论来自盟国还是中国的军人，都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牺牲。遗憾的是，这位以史诗片成就著称的大卫－里恩导演，显然在努力进行“复杂人性探讨”的过程中乱了阵脚，以至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成了左右摇摆的骑墙派。两位担纲主角的英国人，逃出战俘营的希尔兹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表面勇于承担炸桥任务，却又赫鲁晓夫式的将个人凌驾于军事胜利之上；而留守的尼尔森更是彻底成为修正主义投降派，看似以身作则贯彻纪律，却竟然是非颠倒的将不畏生死的牺牲精神，奉献给俘虏他们的日本军方——为了莫名其妙的“技术成就感”和“大英帝国荣誉精神”，给日本鬼子造出了质量最高的桂河大桥。的确，在不可阻挠的历史洪流中，总有那么一些涓涓细流呜咽而过，或多或少透露着大时代下的个体无力感，但青红皂白分很清的大历史观，是不该无条件纵容这些看似人性实则毁人的杂音的。

改造榜样《举起手来》：

“若是那敌人来了，迎接他的何止猎枪？”，村与村连成片的地道、同仇敌忾的鸡鸭驴马、手撕鬼子的豪情壮士……这才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该有的样貌，艺术性的夸张很好的服务于电影的宣教。

《钢铁侠》中所谓的超级英雄本质上是个“富二代”

《铁人》里王进喜跳进泥浆的英勇事迹，时刻激励着中国的“油二代”

英雄毒草《钢铁侠》：

托尼-斯塔克虽然不是一切香槟美女靠政府买单的007，却依然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个人财富，更为传奇的是，他有着邦德所无法匹敌的上天入地本领和金枪不入之身。这样具备超人能力的富二代角色，能从漫画到电影都风靡全球，也意味着社会板结化已然成型的糟糕现实。99%的观众知道自己不是如托尼一般，含着金钥匙呱呱坠地的纨绔子弟，于是将财富之梦献给2个小时的虚假银幕；99%的观众也知晓金钱的丑陋原罪，绝不相信富二代能有顶天立地的担当，却依然愿意在2小时的虚拟时光中，追随这么一位享有一切荣华富贵的英雄——一位奴性教育中成型并期待的“明君”。在达至影片救世主题的路上，主角踏过了多少拜金和享乐的糟粕台阶，彻头彻尾的将个人英雄主义捆绑在物质的战车之上。如此这般，传达着一个极不正确的信息——只有平民百姓羡慕嫉妒恨的高帅富，才有资格和能力拯救人类。

改造榜样《铁人》：

王进喜跳进泥浆保护钻机和油井的伟大事迹，看似早已成为刻板的教科书，却总能以榜样的力量，在关键时候激发后人。作为“油二代”的铁人后代们，刘思成潜移默化的受着感召，走向只身搜救工友的英雄之路，父辈的旗帜在心中永飘扬。

《星球大战》中的组织者都是一群“牛鬼蛇神”

我们飞天事业工作人员

科幻毒草《星球大战》：

影响几代西方人的“星球大战”系列是彻头彻尾的毒草电影。从其着墨颇多的战争场面而论，影片完全忽视最基本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描写反抗军旷日持久的 战争时，既没有政委，也看不到政治组织工作。无组织无纪律的破败军队，竟还击败了结构紧固的帝国？这分明是无视唯物主义史观的胡编乱造！

乔治-卢卡斯是光魔的创始者，更是恶魔的代言人。他表面上反对里根以此为名的冷战产物“星球大战计划”，实际却“阴奉阳违”的替美帝输出洗脑思想： 那些披着“绝地武士”面纱的牛鬼蛇神从不依靠群众，个个都是神兵；颇受欢迎的人物韩-索罗也是个大搞乱伦、利欲熏心的奸商；在交代反派“黑武士”结局时， 主创倒是尽情泛滥温情主义一面；而真正来自中国桂林的贫苦工人“楚巴卡”却被丑化成不会说话的大猩猩，卢卡斯“让无产阶级住嘴”的邪恶用意昭然若揭。可以说，整个《星球大战》充斥着西方社会堕落的英雄史观，是对作为历史推动力的人民群众之彻底反动。

改造榜样《飞天》：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在发光前，个人梦想势必要为国家利益让路。这方面航天员张天聪做出了表率，他手无光剑心中亮剑，堪为一个大写的人。

《风中奇缘》里被殖民者和殖民者媾合

《戚继光英雄传》却时刻彰显抗击侵略的力量

动画毒草《风中奇缘》：

1492年，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也是美洲原住民被屠戮屈辱史的开始。500多年过去后，西方依然将自己的侵略行径不断谱写为“英雄赞歌”，并别有用心的为殖民历史编织看似美丽、实则恬不知耻的童话故事。同《与狼共舞》一样，借着动画载体的《风中奇缘》，也塑造了一个有着良心的殖民者约翰-史密斯，并同样让其得到（征服/殖民）了一位美丽的原住民女子宝嘉康蒂。众所周知，在绝大多数的语言里，祖国/故土都是阴性的，并被时常比喻作母亲，于是，架构在一个侵略者觉醒并与原住民一道反侵略的童话，实则也借助着对女性（母亲/土地）的占有，变着样子的玩味残酷历史。而拉美人对发现他们的哥伦布，又是如何“感恩戴德”的呢？事实上，近年来，每次欧洲欢庆地理大发现周年时，从墨西哥到阿根廷，都竭力重新将“哥伦布日”更名作“土著人民抵抗日”。历史的风中，更多是殖民者的火炮，而非一段动画的奇缘。

改造榜样《戚继光英雄传》：

同样是关于反侵略的动画片，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就不可能裹挟着任何虚情假意的儿女情长，而是以“从屈辱到抗争”拳拳到骨之力量，“从投资到制作”处处惊雷之鸣响，激发着新中国的孩子们奋发图强。

《小时代》剧照

《小时代》遮蔽大时代？你说了不算

代表国家舆论制高点的《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檄文《别让“小时代”遮蔽了大时代》，出现于这部根本不值热议甚至讨论的《小时代》排片减少之际，或许反倒会无意助推这部票房增长已近停滞的话题电影，让其最终迈过5亿票房的门槛。毕竟，这是一个越骂越热闹、越烂越来劲的坏趣味时代。

其实，恶评甚至上纲上线的攻击《小时代》，远不止是《人民日报》一家媒体的态度，而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集体性的审美正确。只不过，《人民日报》毋庸置疑的第一喉舌身份，让观众开始担心“不能无条件地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这样强硬句子的出现，不仅是一时之快的发泄说辞而是代表着某种官方的态度。

权威和喉舌当然也有说话的权力，只是板着脸的《人民日报》看起来好像一个高中班主任。记得《阳光灿烂的日子》当年热映时，我的班主任大人就在讲台上激情洋溢的批判《阳光》这颗充斥荷尔蒙性欲和暴力的“毒草”，并多次感慨他当年徒手制服这群手持利刃的无法无天少年。这简直让我和小伙伴艳羡得发呆，随即凑上些早点的钱，放学后奔赴影院，一道“批判毒草”。

当然，《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小时代》在影片质量上不具备可比性，也并非一切被批甚至被禁的影视和文学，都是万丈光芒被生生抑制下去的牛逼巨作。但“毒草”就要被拉出来批判？烂片就要被意识形态捏死吗？“毒草”与否不应轻易被定义，更不应轻易打入专制的文字狱中；烂片与否的判断应该抛给市场，让健康的审美去优胜劣汰。

遗憾的是，我们总是有人处于虚妄的审美优越感替群众“殚精竭虑”，一位经常参与电影审查工作的高校教授曾“铁肩担道义”的向我坦言，“如果真让我来通过提前审查决定影片生死，我肯定要把《三枪拍案惊奇》这样的烂片统统拿下。”

你看，无论是审查委员还是《人民日报》，无论是兴头上气话还是习惯性权威，在面对整个文艺创作趣味下滑的糟糕现实时，都迫不及待的想拿出书写“禁”这一大字的棍棒，而无视电影作为商品的流通特性。他们忘记了市场上总还有一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等着梳理和修复健康的审美和利益肌体。事实上，这部让人又气又无奈的《小时代》在一番让人痛心疾首的票房高开局面后，都被那只渐渐恢复理性的市场之手拉住了：《小》的业内预期票房曾高达10亿，但这部电影却最终在五亿的及格线前“猝死”，这本身足以证明观众对它的态度。我们希望一个审美趣味成熟的电影市场，它无需施展任何强制措施，而让众口认定的烂片被市场涤荡出去。

有人说，电影绝非一般商品。就像法国人在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中，便再次坚持了“文化例外”的原则：它强调主要以视听为主的文化产品非一般商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还有精神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内涵。但这项政策更多是对占据欧洲市场六成份额的美国电影之反击，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对于宣扬美式文化的好莱坞大片的正当防御。所以，政府牵头的“文化例外”绝不等于官方牵头的“文化批判”。

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此消彼长着，从普遍商品领域打斗到作为特殊商品的文化领域。就像一具渐渐衰老失去自我愈合能力的躯体，每当“看不见的手”迟迟不来调整不堪银幕现实时，国家干预理论就该乘着救护车赶来了，法国和中国似乎也别无二致。然而我们已经或试图干预的，就远不止是文化单一性的威胁，而总想成为一个工地上的监工，告诉电影农民工们，你应该怎么干活，即便这块地是你们用来盖集资房的。

优秀的“毒草电影”，究竟会不会对观众有着潜移默化的煽动性？这样的问题，也正如《蝙蝠侠：暗夜骑士》是否丹佛枪击屠杀案的诱因、《意志的胜利》是否算纳粹宣传片一样，在激烈的争持中难辨答案，只好让管理者对人性存有悲观预期，对电影所传递的意识形态慎之又慎。

那么，不具备伦理或意识形态毒性的烂片该不该禁，看似就完全不必讨论了。让审查的有形之手摸上手术台，患者和家属势必恐惧与避让，谁也不愿意被强制拉进文化乌托邦的集中营。因此，针对放任自由和国家干预在对待烂片时的矛盾，最好的解决办法或许就是，不要去谈论它，给予《小时代2》、《小时代3》出现的正常氛围，冷不丁它就自我修复愈合成某个能平衡价值取向的“大时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