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获奖:“激动得一夜没睡”

《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大奖，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得知消息后，我激动得一夜没睡。首先想到柏林电影节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一个人头上。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其次想到和我一起拍片的哥们儿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他们听到这消息后该会多高兴！

去年春天筹拍《红高粱》时，小说作者莫言正受非议；电影界也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这个本子又是写土匪加妓女，色情加暴力。”在剧本还没被上面通过的情况下，吴天明暗地批准我们先种下百十亩高粱，没点胆识办得到吗？

★关于理想:“心比天高”

我在工厂时，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摄影干事。能进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对我来讲简直是一步登天。尔后又做演员，当导演，这是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这种机会，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我是幸运者。

记得拍《黄土地》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坐在黄土高原上等天气。瞅着头上那片蓝天，凯歌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属你最强烈———心比天高。”我这个人内心和外表反差很大，外表很随和，但内心却极不安分，有一种潜在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由衷地拜倒在过什么人的脚下。即使是世界级大师，也没有真正服气过。对于干得比我强的人，我从没有嫉妒心理，但在由衷地赞佩之后，心里总铆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拼命超过你。我的心太高太大，也许我会因此而累死，但这种心劲儿是无法改变的。我想试一下，如果一个人殚精竭虑地去做一件事，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选角经过 巩俐对史可，还是巩俐合适

杨凤良导演当时在《红高粱》剧组任副导演，他披露了当时寻找演员的过程:“当年巩俐还在中戏表演系读二年级，也就22岁。‘我奶奶’这个角色很关键，寻找的过程也比较费脑筋，找了几个人选，史可也是候选人。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北影导演李文化的女儿、当时也正在中戏导演系读书的李彤说:巩俐演这个角色肯定合适。和巩俐见面谈了不到10分钟，她当时看上去很瘦，但是很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分别给巩俐和史可造型，发现感觉不太一样，后来又拍了她们两段小品，还是觉得巩俐更合适。”张艺谋曾谈到他第一次与巩俐见面时的情形:“第一印象是清秀、聪明。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中的女主角对不上号，经过进一步接触，发现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外表很纯，不是那种看起来很泼辣的样子。外表不张扬、夸张，但性格又可以很好地传达出来。”杨凤良称:“《红高粱》剧组选演员实际上出发点特别简单，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也没有所谓的炒作，就是想找长得像的人物。选择姜文也是如此，那时他已经演过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了，可以算是很有经验的演员，我们知道他演过，有意不去看《芙蓉镇》，如果看过他演的秦书田，或许就不会选他演《红高粱》中的‘我爷爷’。当时的想法极其简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顾忌，干净得一塌糊涂，包括那时人的心境也是如此，现在再也找不回来了。”

参赛幕后 《孩子王》出，《红高粱》入

中国与柏林电影节的缘分，起于1981年，那年上影厂的《燕归来》有幸代表中国入围参赛。在1988年之前，中国影片《乡情》、《血，总是热的》、《雅马哈鱼档》、《陌生的朋友》等片也曾参加柏林电影节，当时评委与电影节观众普遍认为:中国电影政治色彩重。

现任新画面影业公司总经理的余玉熙女士，是柏林电影节授权的首位中国选片人，1980年被公派到德国歌德学院进修，在柏林结识了柏林电影节的前主席哈德尔先生，余女士透露，哈德尔主席对当时尚未完全开放的中国的热爱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信任，然而这种等待一直到1988年才得以真正实现。余女士介绍，1987年底电影局已经确定《孩子王》参赛柏林，哈德尔主席非常欣赏这部影片，但后来陈凯歌自己主动放弃去柏林电影节，选择送到戛纳参赛。“对于这个事情，哈德尔主席对我颇有责难。”余玉熙介绍了《红高粱》参加柏林电影节的经过:“当时已经进入12月，柏林电影节的报名工作其实到11月底就截止了，我们向全国各电影厂紧急求援，西影厂的杨凤良导演向我推荐了张艺谋刚刚完成的《红高粱》。当时我还不认识张艺谋，就让他赶紧给我寄报名资料及照片。时间已经相当紧张，那时《红高粱》还没有在国内公映。我们很快准备了拷贝送到柏林，圣诞节假期后主席看到了片子，他特别喜欢，激动地说:”这正是柏林电影节要的片子！‘“1988年，张艺谋到柏林参赛，同去柏林的还有黄健中导演和他的片子《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他们都是第一次出国。结果那年《红高粱》轰动柏林，让世界看到了以前从没有看到过的中国电影。

莫言口述:改编故事 我曾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

改编我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当时国家有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钱。我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我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还有就是我。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

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张艺谋发电报:救救高粱

1987年6、7月间，张艺谋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希望我能回高密帮他们找找县里的领导，获取帮助，说是高粱长势不行。说实话，当初他们把外景地选在高密，我就持反对态度。

一是，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他们非要去高密东北乡拍红高粱，拍什么？当然可以种。第二，我在小说中早就写过: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讲义气、讲豪气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去了辉煌的古铜色，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

一切都要钱，你们有多少钱？但张艺谋坚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个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

我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去了，到了孙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连蚜虫都晒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要他们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