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娱乐至死》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提到了娱乐遵循的三原则:第一，你不能有前提条件，观众在观看你的节目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第二，你不能给观众出难题，动脑筋的事儿别涉及；第三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传统演说方法。

这三条，条条都像针对《百家讲坛》而言，似乎在提醒观众:这是一个娱乐节目。

在这种原则下，很多主讲人即使自己想做一些有价值的发挥，却被编导以“太专业”的理由砍掉。近期主讲“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奇”系列的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说，在讲到《梁祝》时候，他本来想要指出，祝英台扮男装读书，是因为读书权作为古代女子人权的一部分，被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体制性文化压制了。“就连这样的话，在节目里面也算太专业。”

对此，很多主讲人都表示了不满，与栏目组的矛盾也公开化。武汉地区上央视《百家讲坛》第一人、“武大名嘴”赵林教授，就曾公开发飙:“央视《百家讲坛》如果还是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我肯定再不上了。”

周国平在谈到《百家讲坛》时指出，作为强势媒体，它排挤了传统载体，他担心:“由于它的大众传播性，会带来人们阅读思考的缺失。”

南京大学中文系傅元峰博士的指责则更为直接，更为尖锐。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他认为:“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通过央视百家讲坛成名的学术名人们，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百家讲坛》。只要百家讲坛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易中天和于丹被制造出来。”

产业与利益的诱惑

内容的娱乐化与操作的产业化，是《百家讲坛》成功的两大法宝。以电视节目为中心，《百家讲坛》与出版社、主讲人、听众等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条。而打造这个链条的主要幕后人物，就是制片人万卫。

“这个人不好玩。”说到万卫，易中天说。“除了谈工作以外，不会谈别的。把工作谈完了就笑，他是不会聊天的一个人。因为他身体不好，原则上不参加宴请和应酬。他觉得吃饭很累，应酬说闲话，他都不会。”

有人写文章把万卫比作张艺谋。“万卫也和张艺谋一样，包装明星、出书、出碟、签售、讲学等一路下来，全程一条龙。其实，说到底，所有的围绕学术明星的衍生产品，都是一个利益问题，收视率上去了，电视广告就上去了；名气来了，出版商的利润就上去了。”

录制百家讲坛本身的报酬很少，主讲人无论名气大小，都是一集1000元，还要扣税30元。来央视的接待水准也很低，像易中天这样的大牌主讲人，来京录制节目也是自己下飞机，花16块钱坐大巴到公主坟站，然后打一个出租车到附近的央视“影视之家”，自己入住，全程没有接待人员。

为什么如此低的待遇，很多学者却趋之若鹜？利益刺激无疑是极大的一环，这个利益中，最看得见的就是出书后的版税收入。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竞标价500万元、首印55万册夺得易中天《品三国》（上）的版权，开启了中国图书出版版税最高记录，该社2006年总共6000万的码洋，有3000多万是易中天的“贡献”。在2006、2007年度的作家富豪榜上，易中天收入高达800万和680万。

而夺得《于丹〈论语〉心得》版权的中华书局，起印数升到60万册。从2006年11月27日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的签售会开始，一个月内，该书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册。而《于丹〈庄子〉心得》更是首印100万册，创下近10年畅销类图书首印的最高纪录。2007年，于丹版税收入高达1060万，超过易中天。

易中天、王立群等人的命运已彻底被一个栏目改变，这一点他们也不讳言。易中天回忆说，当年留校武汉大学，“最开始住办公室，然后是住宿舍，一家人一间房，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在楼道里弄一个小煤炉子，到山上捡一些松果，回来做饭。”而现在，媒体上热炒的是他的“别墅”风波。

即使没有易中天、于丹的火爆，只要你成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书的销量跟之前皓首穷经写成的学术著作难以同日而语。王立群对本刊记者披露，在入主《百家讲坛》之前，他出版的学术著作版税是8％，印到3000册算不错了，但现在出版“读《史记》”系列，首印都是20万册，按10％给版税，两者之间的稿费差距之大显而易见。

比王立群还不知名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隋丽娟，入主节目后推出《隋丽娟说慈禧》，其销量也有十几万册。该书编辑对记者表示:“这个数量也是不错的”。

从穷教书匠到名教授，社会地位的提高显而易见。走红后的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都是社会活动频繁，其接待级别也水涨船高。王立群最近刚去太原讲了一次课，他透露是“市委副书记亲自主持，市里副处级以上官员悉数参加，1000多人都在下面听我讲课。”

《百家讲坛》主讲人孔庆东曾说:“倘若《百家讲坛》这样演变下去，简直成了评书或学者讲故事，那我们学者就没有人来了。”这句话前一半是对的，后一半是错的，因为面对利益的诱惑，不是每个学者都能抵制住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