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伯格曼以89岁高龄悄然辞世,对于他的影迷而言,就犹如丧失了一位早已神交多年的良师益友,他的很多电影,都让人启发良多。凤凰网特邀视觉艺术评论人赵士麃,写下了这篇极为动人的文章。
英格玛-伯格曼
文/赵士麃(视觉艺术评论人、旅居瑞典隆德大学视觉文化所)
前言
在欧洲电影大师里,若要选一位作者论的代表者,便非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莫属。鲜少有一位导演,能在其作品里,处处埋下关于其自身生命的执拗与挣扎。伯格曼是一个品牌、一组符号,甚至套个现今的流行用语,他的电影更是一套体系。这套体系里的符号,在你每一次重新观看的经验里,都能重组,重新发现新的运作方式,让伯格曼这个巨大的名字,从1950年代以来,无论是好评或是恶评,他从来不曾被忽视。
我们不妨这样看待伯格曼的作品——伯格曼的电影大致从他自我欠缺与渴求的爱出发,延伸开展关于亲情、爱情、婚姻的质疑与提问。他的作品有三大命题,第一,伯格曼电影中的角色,都指涉着“人们”痛苦存在的孤独本质,需要各式的情爱、却又因此而折磨着彼此。当然,这与他的童年成长经验密切相关,说穿了,他的电影作品,便是他寻求自我救赎与存在意义的印记。第二,伯格曼专注讨论人的孤独、疏离与死亡这些存在的必然折磨,也因此再再提示着“爱”的可能与不能。第三,便是他藉由上帝的噤声与沉默,来表达人痛苦的存在状态,讽刺宗教信仰的可笑与虚假。宗教不能提供人们爱,也无法提供救赎。
对家庭、父亲的渴望与欠缺
伯格曼是个需要爱的人,对“爱的欠缺”,一直是他电影里最直观的角色目标。伯格曼与从事神职相关工作的父亲关系一向不好,年幼的他仅能默默承受父母双方的争吵。而父亲的严峻,更使得伯格曼从小便与父亲有着遥远的距离,而父母关系的冲突,更影响了日后伯格曼作品里,对家庭的温情存有许多的质疑与疏离。
在其成名作《野草莓》(Wild Strawberry,1957)里,他便创造了一个类似自己父亲的角色伊萨克(Isak),但是他在自传《影像:我在电影里的一生》(Images: My Life in Film)里也提到,这个角色其实也是他自己。伊萨克是一位德高望重却孤独的科学家,因为其冷漠严峻的个性,造成他与初恋情人、妻子以及孩子无法弥补的隔阂。在他面对生命尽头与死亡边缘的当下,梦境里他遥想着父母与挫败的青春恋人。梦里初恋情人牵起伊萨克的手,父母温暖的微笑与招手,是伊萨克最渴望的亲情,也是伯格曼寻求自我救赎,藉由电影,试着与父亲达成和解。
伯格曼与丽芙-乌曼
渴求又易逝的爱
除了对父爱的欠缺与想望,伯格曼则总是将镜头对准了女性的角色,而他对爱情的渴求与欠缺,便反映在他现实生活中的五次婚姻,以及总是与同剧女演员传出情愫。若把伯格曼的电影作品摊开来谈,几乎也就是伯格曼的爱情历程,电影与他的人生紧密地纠结,他曾说,“电影是他需索无度的情妇”,便道出了他的情感纠葛与电影本身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更暗示着伯格曼总是在每段伤痛分手后,藉由电影来忏悔,作为自己寻找救赎的出口。
1940至1950年代,伯格曼的作品便大致上围绕着女性与婚姻。爱情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也是身为艺术家的他,最大的缺陷。他总是需要新的、才华洋溢的女性带给他创作上的刺激,多情的艺术家便必须承担爱情的永远不满与欠缺。从《饥渴》(Thirst,1949)、《女人的秘密》(Secrets of Woman,1952)、《与莫妮卡的夏日》(Summer with Monika,1953)以及《夏夜的微笑》(Smiles of a Summer Night,1955),都是伯格曼一系列讨论婚姻失败与残缺的作品。这个时期几度的婚姻触礁以及无力,也能在这些作品之中找到明显的线索。
质疑婚姻与温情
若要提到伯格曼对爱情婚姻的批判与质疑,不得不提1970年代的电视剧《婚姻生活》。虽然不是电影作品,然而六集的电视剧长度,则提供伯格曼在经历四次婚姻与许多外遇之后,对婚姻生活完整的反省与自白。剧中描写一对因婚姻本身带来的沉重压力、争吵、欺骗而造就无可避免的离婚伴侣,两人却又在各自有了家庭之后,重逢偷情。
他将这一切悲观又黑暗的爱情提问抛向观众。在婚姻或爱情之中,两个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全盘占有彼此?还是必须学会放手?对于伯格曼而言,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孤独的总和,若爱情本质上是不得不的选择,那么超越一切的爱存在吗?这是伯格曼电影里最关怀的母题,而在他第五度婚姻后(也是最后一次婚姻)所拍摄出的封箱之作《芬妮与亚历山大》里,他不再质疑温情,转而将希望与光明抛向家庭,电影中父亲的亡魂不可离去在家中逗留,好似暗示着死亡也不能分离的爱之存在。
《第七封印》美国版海报
无能的上帝,无法救赎的信仰
回到1960前后这段期间,伯格曼的电影出现明显的转向,作品逐渐从讨论爱情婚姻作为他自身的救赎与自白,转向对宗教与人存在意义的哲学性思考,或许爱情无法解答的存在问题,他便期望能藉由宗教信仰来寻求些许的解答。
此时期最出名的作品之一,便是《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1957),电影中描述中古世纪瘟疫蔓延,东归的十字军骑士在归途中与死神相遇,展开一场与死神作伴下棋的公路电影。骑士或许就是伯格曼自己,故事也与他童年受父亲严峻形象影响有关,一路上骑士便质疑信仰的存在,也不断提及“即便呼喊的再大声,信仰(上帝)终究是沉默的”。
上帝的教条总是严峻、上帝也总是沉默、躲藏甚至不容质疑,如果人生旅途是宛如地狱,人的存在如此痛苦,伯格曼便总是这么问着:“那么上帝又在哪里?”而在之后的《冬之光》(Winter Light,1963),剧中一连串的疾病死亡,连牧师都难以自我信服上帝存在。而求助于牧师的信徒,也因为无法感受上帝的存在而自杀,牧师却依旧带领着其他人“赞美上帝”,如此讽刺。伯格曼也常在他的电影之中,将上帝与父亲的形象连结,好比《沉默》(The Silence,1963)以及《穿过黑暗的玻璃》(Through a Glass Darly,1961),都有与“父亲”(也是上帝)无法沟通的角色象征。
上帝的噤声,人与人关系的无语
人与上帝的沉默、人与人之间的不能沟通,情人间的无法沟通,便是之后,其艺术成就最高的《假面》(Persona,1966)所抛出的议题:人的存在究竟在与谁沟通?其实伯格曼的作品,一直以来都有许多象征,焦虑地暗示着“沟通的不能”,这些场景更常常发生在现代沟通媒介,例如:情侣间总是无法沟通成功的电话线路、火车包厢里的情侣争执,甚至于是《假面》里书写信件引发的冲突,当然,更别说他电影里从来不曾应答的上帝。
伯格曼在《假面》之中,以一个突然不再说话的女演员开始,不断挖掘人存在的本质,当我们期望与他人沟通的时候,语言真的能帮助沟通吗?究竟有什么是能超越语言沟通而存在?没有响应的究竟是孤独存在的个体、还是无法面对自我,又是否是总是保持沉默的上帝。伯格曼藉由影像的实验,将沟通的可能放在电影艺术的影像画面,或许唯有通过艺术,人才有可能沟通,才更可能了解自我的存在。
《芬妮与亚历山大》海报
艺术是否为救赎的力量
艺术或许便是伯格曼在他幽暗的人生旅途里,能带给他痛苦,同时也带给他救赎的希望。不过他对于艺术家在社会地位上的边缘化,也有着极大焦虑。他一来先是质疑自身艺术家的无能与无奈,也在《羞耻》(Shame,1968)与《狼的时刻》(Hour of the Wolf,1968)、《安娜的激情》(The Passion of Anna,1969)里描写艺术家身份无法战胜魔鬼、也无法带给人快乐,而艺术家更无法带领人逃离痛苦的人生、寻找救赎。
然而,这一切寻找救赎的(不)可能之旅途,伯格曼最终仍将救赎寄托于“爱”与“艺术”之中。在他的封箱作《芬妮与亚历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1982)里,他重新给予艺术家庭极大的包容力量,也赋予剧中代表艺术家庭中的灵魂长者:亚历山大的祖母,一个温暖且正面的形象。
人真正的需要,是爱,不是上帝
在这部半自传式的电视剧、电影(两种版本)之中,上帝的温暖仅存在电影中的舞台剧里,暗示着舞台艺术对于伯格曼,才是希望的可能与寄托。角色的现实故事中,上帝还是带走了亚历山大(代表伯格曼自己)的父亲,母亲再嫁给地区主教,严厉无情,无法提供父爱,更无法传达上帝的爱。伯格曼一惯讽刺着:这里即便有上帝,也没有爱。
而母亲终究受不了严峻残酷的主教,决心救出孩子离开。主教竟恳求母亲留下,声称母亲是他生命的唯一,而不是上帝。同时,亚历山大身边发生的超自然现象,父亲亡魂的出现,一则象征父亲超越死亡的爱,二则以鬼魂质疑上帝的力量,三则可以说是伯格曼寻求自我救赎与父亲和解的圆满。而这一连串精心安排的场景,不也同时再再暗示着:“人们需要的是爱,并不是上帝”。
1990年代的伯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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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爱才是人痛苦存在的救赎可能
象征伯格曼自身的亚历山大,最终也在家人满满爱的围绕之下安睡,而不再是以往面对死亡梦境(如《野草莓》)的角色。最终,戏剧家族又再度能以剧场相聚,象征着一切的黑暗与苦痛,终将在舞台艺术的世界里得到救赎与希望。他过去不断提问质疑的命题之中,除了依然否定“上帝”,他终究将希望寄托给了“艺术”与“爱”。伯格曼终于在他一生不断抛出问题,提出质疑与否定的电影符号体系里,以《芬妮与亚历山大》做了一个总和,并且终于将救赎的可能抛出,与自己生命背负所有遗憾和欠缺有了温暖地和解。
曾有欧洲许多导演认为伯格曼的电影过于自溺,无法顾及社会现实,孤芳自赏地谈论着唯有菁英份子才懂得抽象哲学思考。这些都无法抹灭他电影关注于“人”本身存在以及关于“人性”的问题所达成的艺术价值。伯格曼的作品之所以伟大,便在于艺术家必须具备十足的勇气,诚实面对自己,把自己内心深处最大的欠缺、欲望与恐惧都挖掘,并赤裸裸地摊在观众面前。
即便有不同、批判的声音,他终究在最后的封箱之作中透露出些许光明与温暖的救赎,坚持在他所关切的母题之上创作。他的电影宛如指引观众进入他所坚守的孤岛,以艺术为光明的灯塔,领着观众一起航向最内心的自我提问。千万别忘了《芬妮与亚历山大》里魔术师讲的一句话:“生命接近魔术”。“爱”与“艺术”所能激起的想象力量,便能够给予人们在最痛苦、幽暗的人生之中,拥有救赎的勇气与信念。
伯格曼的影像生命是一个旅程,前往最深处的自己,寻找存在与孤独的意义;跳脱二元对立的僵固价值,同时寻找在痛苦幽暗的世界里,救赎的些微可能。
视觉艺术评论人
旅居瑞典隆德大学视觉文化所
出生于中国台湾,自由剧场、影像、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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