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现有的电影体制下，去谈拍摄一部杰作是奢侈的。一种说法是，限制往往催化出经典，就如同苦难造就杰作一样。但问题是，那种限制只是外在条件的，既使是题材上限制，也是明确的，而中国电影人遇到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什么该拍，因为掌握生杀大权的规章是由形容词组成的，而每个人都知道，形容词是一个弹力无限好的弹簧，它的随机性与机动性，让审查者能随意地把审查制度他想要的任何模样。

权力的跋扈，只会盛产投机者。一个对着官方意志点头哈腰，他们有门路大方地挥霍纳税人的钱，拍一个东西，观众只有那个冰冷的片库。然有一种是跟权力唱对台，这是些看起来相对高贵的狗屎，他们把东西送到电影节或者别的地方，理想主义或者良心成为最时髦的商品，成为一种搔手弄姿的卖弄。

商业与权力的媾和，是艺术所能遇到的最坏的情况，如果有艺术这回事存在的话。商业是以最大多数的趣味为圭臬的，而权力永远都有着向一小撮人集中的诉求，大众最劣质的趣味和权力最虚伪的面目的勾搭成奸，那么，那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外表清纯内里淫荡的货色。

每一个中国导演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拍一部好的电影，和拍一部能找到投资和能通过的电影。这两者，在中国已有的事例来看是对立的，如果一部公映的电影还能保持几分真实与真诚，那就该谢天谢地了。

所以，对中国电影的评论，是很难拿捏的。因为，有时你不知道这是导演、主创的原意，还是委曲求全跪地求和的产物，明面上的剪刀好说，而长期威摄下造成的中国导演思想的阳萎就无法量化了。从某种程度，中国所谓最好的电影，也是个受惊吓过度自我矮化的盆景，他们真正最好的，还没有拍出，或者已经拍出了，只能在电影节，或者私下的沙龙似的场合，被匆匆放映，就像没放过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陆川的《南京南京》更值得赞赏。它既不是那种先行自我阉割的软蛋，也不是那种被金钱圈养然后完全丧失责任感的玩物。它并不能达到经典的程度，但我们能从中看出一个导演的热血和担当。它是一个年轻导演，用他的野心和斗志去啃的一块硬骨头，它确实有话有讲，有感情要倾述，而且重要的是，它讲出来了，虽然在某种程度还有缺陷和显得单薄。

在这个时代，不是为了迎合权力也不纯粹迎合观众趣味去拍电影，已很难得。电影公映了，却也没丢掉那种生猛的生命力，更加不易。

二

作为一部历史电影，陆川风格化地重现了历史，而且并不让我们觉得假。这，在中国已经很牛B。

黑白两色的画面如纯刀一样冷且硬，建筑如残肢一样在地上矗立，被战争浓烟笼罩的天空灰得总像黄昏，满是瓦砾的街道上找不到人影，一群日本兵在废墟里如狼犬一样搜寻着，一个老头麻木地在街上走，然后被士兵一枪毙命，像一捆枯草摔倒。陆川拍出了真实的死亡，硬梆梆的，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死了就是死了，就像一件器物损坏了那样不容质疑。

那场废墟上的阻击战，足以让中国的战争戏站到与好莱坞同一的起跑线上。那种迫近的质感与令人窒息的节奏，那种炮弹在身边炸响、子弹瞬间击中脑袋的真实感，都拍得很到位，既使拿到国际上去看，也不丢人。值得一说的是，不同于《集结号》启用韩国技术人员承包战争场面，《南京南京》是陆川和他的主创土法炼钢搞出来的，是纯粹的国货。

陆川拍出那种战争的味儿，那种冷冽与残忍。这是一场大悲剧，任何透露着小资情调和欧巴桑倾向的煽情和感伤都会让这种沉痛蒙受羞辱。

这方面的反面典型数不胜数，最近最典型的当属陈可辛的《投名状》，在苏州杀降那一段，过度的煽情，让本来张力十足的悲剧变成了一场夸张的舞台剧，它的真实在那几位主角过于用力的脸部肌肉线条中损失殆尽，留下的是一个香港导演一相情愿的想像。过多的眼泪与挣扎，实际只是让深沉的感情速朽的方法。

所幸《南京》掌握好了这种分寸，影片中大屠杀场景，陆川处理得极其冷静。几个日本人像游戏一样在地上跑圈，镜头下摇，地上露出的是几个人头，他们把人活埋了然后用脚在夯实地面。冲入医院的日本人向病床上的伤者开枪，一个头部被绷带固定的伤者死了仍保持着活着时的模样。在大面积的人像麦子一样沉默的倒下，这种无声比哀嚎遍野更可怖。

克制与内心激情的反差赋予了影片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陆川的强力压抑与引导之下变得更加滚烫。最美的与最丑的东西并置，温暖的一刻倾刻之间被最冷的死亡淹没。姜淑云，在连救六人之后被发现，为了不让自己受到日本兵的污辱，她对角川说了“杀了我”，一声枪响，她飞扬起的发丝，让周边的整个世界显得更加肮脏。那个妓女，为救同胞自愿去当慰安妇，那支手圣洁得如同火种，但下一刻，她就成了扔在板车上被成堆拖走的一具裸体死尸。范伟所饰演的唐先生，把自己出城的机会给了另一个人，他洗清了自己的罪恶，然后被日本兵枪毙，一枪没死掉，军官上去非常职业地补了一枪。

比较过火的部分在刘烨饰演的军官陆剑雄和一群士兵，他们在临死之前喊出的“中国不会亡”，却让影片一下子子泄了元阳，这种口号性的话确实很爽口，但他一下子冲淡了影片沉默里透出的肃杀气息，他们死亡所带来的复杂感受被引导到一种格式化的情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