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名字与乌兰诺娃齐名

谭元元11岁考入上海芭蕾舞学校，但由于父亲希望她从医，结果入学时间推迟了半年。后来，她在习舞期间受伤，她父亲更是坚定了让她放弃芭蕾的想法。她父亲曾说过，“要不是她妈妈坚持‘元元有跳芭蕾的天赋’，最后用掷钱币决定胜负说服我，世界芭坛可能真的要少一个出色的中国人。”

早在少年时代，谭元元就多次在国际芭蕾舞大赛中获奖。她14岁就参加了第二届芬兰赫尔辛基国际芭蕾舞比赛，在少年组160名选手中，一举夺得第二名。1992年，15岁的谭元元参加了法国国际芭蕾舞比赛，得到了俄罗斯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赞赏，给了她一个满分。1993年，16岁的谭元元在日本名古屋首届国际舞蹈比赛上再获金奖，并因此得到由波兰大使亲自颁发的“尼金斯基大奖”。1995年，她成了旧金山芭蕾舞团最年轻的主要演员，眼下则是年龄最小的首席舞者，也是美国三大芭蕾舞团惟一的华裔首席舞者。“旧芭”每年演出135场，谭元元担纲了包括《天鹅湖》《吉赛尔》《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睡美人》《胡桃夹子》在内的全部经典剧目。世界著名的《舞蹈》杂志评选20世纪世界100位著名芭蕾舞演员，她的名字与乌兰诺娃等大师齐名……1999年朱朱基总理访问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设国宴欢迎。看过谭元元的《奥赛罗》的克林顿，派人将一份请柬送到“旧芭”，“旧芭”演员有史以来第一次进白宫。从电视里看到谭元元坐在朱朱基与希拉里的中间，全团人员兴奋得手舞足蹈：“元元，我们的元元！”

我要在最顶峰的时候离开

天分、兴趣加上勤下功夫，成就了今天的谭元元，但她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健康代价，包括骨折、脊椎错位等许多芭蕾舞者很难避免的运动伤害。一年多前，谭元元已开始学习画画、设计和舞台编导。谭元元表示，不可能一辈子都活在舞台上，她说，再跳几年芭蕾舞之后，她就预备自己开芭蕾舞学校，将生平技艺倾囊相授，为舞蹈界培育出更多优秀的人才。谭元元说，虽然她现在演出任务很重，但她还是抽空去美国圣玛丽亚大学攻读艺术系学士学位。而且，她打算用3年的时间读完4年的课程，所以现在除了演出，一个星期她还要交出10页纸的作业，很是辛苦。“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绝不会跳到跳不动的那一天才离开。我要在最顶峰的时候离开，所谓激流勇退嘛。”

“救场”救出中国首席记：初到美国，是否遇到很多困难？谭：只身一人，非常孤独。旧金山芭蕾舞团是个75人的大团，其中只有我一个是外国人，当时英语不好又没有办法和别人沟通，做了一年的“哑巴”。打越洋电话又贵，我就搭车到中国城的电话局给父母打电话，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就开始哭。他们在电话里叫我相信自己，既然你在那边是“外国人”，就要为中国人争气。

记：在美国发展是否一帆风顺？谭：在美国的大型芭蕾舞团，舞者分为四个等级：学徒、群舞、独舞和首席舞者。当时，旧金山芭团里另两名首席是花了整整16年才从学徒升到首席的。所以我刚入团就跃升到令人羡慕的独舞“段位”，曾遭到其他女孩子冷眼相加。刚开始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后来暗下决心，要让别人对你心悦诚服，只有加倍努力，用实力证明自己。在美国第一场有我独舞的演出成功之后，其他演员开始理解我，亲近我。“不打不相识”，我觉得这句中国古话在世界各地都灵验。

更好的机会来自进团第三年。一天，团里的一位首席在演出中意外拧断了手指，第二天不能演出。情急之下，团长递给我一盒磁带说，你能不能一个晚上就把它学下来？那是巴兰钦一个28分钟的舞剧，我曾在德国接触过，却从未正式跳过。当时不知哪来的底气，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那天回到家已是晚上11点，我一遍又一遍地听音乐、琢磨舞蹈，熬了个通宵。第二天再排练一次，晚上的“救场”竟然出奇的成功。从那时起，团里的人才开始真正对我这个中国女孩刮目相看。

记：当时你真有把握吗？谭：作为团里唯一的中国女孩，懂得如何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太重要了。我当时铆着一股劲，就想用自己的表现告诉他们，中国人有非同一般的艺术能力和吃苦精神。

艺术节演“卡门”很过瘾记：现在你每年演出很多，常常在一星期之内要完成四五种角色的转换，累吗？

谭：今年我有108场演出。同其他艺术家一样，我也难以避免陷入“完美主义”。我认为芭蕾不只重技巧，更需要演员用内心的情感来跳。不深入把握角色，就无法把她灵魂深处的东西挤压出来。如果让观众觉得你诠释的每一个形象都差不多，那是最大的失败。我每次表演之前都会做足功课，努力用自己的想法来表现人物。

这次参加艺术节演出，我有一段4分钟的独舞《哈巴涅拉》，在里面演卡门，连服装也是我自己设计的。传统印象中的芭蕾舞演员都是穿着很短的裙子，可我想为什么非要一成不变，就把裙子改成开衩很高的长裙，舞蹈编排上也进行了新尝试。卡门是个野性十足的女子，我就和编舞老师商量，添加了地上动作，比如她可以强悍地在地上打一个滚之类的。我跳得很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