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是巴维尔-丘赫莱最富盛名的电影

英俊的托杨骗取了桑亚及其母亲的信任，组成“临时家庭”。

托杨不但欺骗了邻居们的友情，还偷走了他们的财产。

有必要先提一下格利高里-丘赫莱依，他是前苏联新浪潮电影的旗手，其执导的《第四十一》，讲的是一个红军女战士与白军军官的爱情，红军女战士最终为了理想枪杀了她的心上人。当时国内的评价几乎统一了口径，称这部奇作富有诗意地，站在普遍人性的角度，描绘了革命的艰难和复杂。格利高里的公子巴维尔-丘赫莱依在他最富盛名的电影《小偷》也同样诗意盎然，却与比乃父更多冷峻和不留情面。

与俄罗期另一部声名显赫的电影《回归》一样，《小偷》也以弑父情结作为祭坛，去凭吊前苏联那段苦难的岁月。应该说，巴维尔比萨金塞夫要更直接，更明确。由俄罗斯著名演员弗拉基米尔-马什科夫（此君在《碟中谍4》也有过亮相）出演的托杨，他表面的身份是前苏联军官，实际上他是个骗子，流氓加小偷。这仿佛也在说明，俄罗斯人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正蒙受着欺诈和掠夺。这个流氓无产者，拥有美色、巧舌、男子气十足的行动力，对了，他还能拉得一手好风琴，这些足以蛊惑人心的外在条件。更奇特的是，他在胸口刺有斯大林的纹身，并大言不惭声称是这位领袖的公子。未经人事的小主人公桑亚自然臣服于他的信口雌黄和男性气慨之中。首先归顺的是桑亚的母亲，那自然是荷尔蒙在作祟。而他们那些善良的邻居们，几张电影票就能搞定。等他们观影归来，家中已被洗劫。而那个临时组建的三口之家，早就远走他乡。

对于窃贼的歌颂在俄罗斯由来已久，从普希金到高尔基，皆不吝赞美。斯大林在早期也曾经参与过为筹集革命经费而进行的抢劫。参看索尔仁尼琴的名著《古拉格群岛》，他笔下的小偷，是所谓的“社会亲近分子”，而不是斯大林要打击的异端，他们受到的惩罚不怎么伤其筋骨。相反，在监狱中还被有意识地用来摧残政治犯。这部电影选择一个惯偷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对照当时的社会背景不免又多了一层含义。

好在，小桑亚总要长大。他在丧母后。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应该学会了建立怎样的是非，才能在这个无情的世界里苛活。他用托杨留给自己的手枪，杀死了他曾经的“父亲”。枪响的这一刻，也仿佛是在暗示无数俄罗斯人民正在走出那场巨大的幻觉。没有那一个孩子不需要父亲，尤其是男孩子。可在惨淡的事实面前，“父亲”变地宁缺毋滥。也可以说，与其拥有一个糟糕的信仰，不如没有一个信仰。导演巴维尔-丘赫莱依以他的果绝，向俄罗斯那个特定的年代，作出了极为凶狠的告别。但同时，也暗示了这块辽阔冻土的孤绝。更重要的是，小桑亚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父亲”的精神传承者，这无疑是最为深刻的弑父。

身为小偷的托杨胸口却刺有斯大林的纹身，并自称是其儿子。

小桑亚不愿意成为这样一个“父亲”的精神传承者

长大后的桑亚用托杨留给自己的手枪，杀死了这位曾经“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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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光环下的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是《小偷》中不在场的主人公。先说他的丰功伟绩，这包括其主政期间推行3个5年计划，把苏联建立成为一个工业强国。他也在苏联各地建立集体农庄，促进农业机械化，有助提高农业生产。以及更为光辉的是领导了极为卓绝的卫国战争。

而在他辞世，并直至前苏联解体后，最饱受争议的便是其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作为前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前苏联大元帅，是前苏联执政时间最长（1924－1953年）的最高领导人。他所实行的大清洗运动，可说对整个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计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大清洗冤死的不仅是无数苏联本国干部和群众，还有很多外国人，包括中国一大批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生，以及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工作人员，李正文、姚艮等被关押数年才获平反，吴先清等不幸遇难。

1934年12月1日，中央组织局书记和委员谢尔盖-基洛夫遇刺。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刑法作了如下修改：侦查恐怖活动不得超过10天；有关结论于开庭前一天交给被告；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极刑立即执行。在整个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透过政治大整肃、流放及设立古拉格集中营，害死估计多达2000万条人命。

1937至1938年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很多人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里，部分人在饥饿、疾病等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死亡。苏联境内的诸多少数族裔被集体迁移和流放，其中包括：波兰人、伏尔加德意志人、摩尔多瓦人、犹太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朝鲜人等等。株连的例子俯拾即是，如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兄弟被处决，母亲和三个姐妹被关进集中营，母亲和一个妹妹死在里面。1934年《关于反革命与叛国罪》的法令规定，军职人员逃往国外，家庭成员集体承担责任；对于叛国行为，不论已成事实还是仅仅预谋，知情不报，严惩不贷。

更严酷的是，1935年4月7日颁布的法令，将死刑的年龄降到12岁。军界、经济、艺术等社会各界精英被清肃。除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受到批评及政治迫害以外，自然科学界的权威人士也难逃厄运，例如，物理学的专家院士以及几乎所有的学术带头人都被称之为“敌对思想的走私犯”，许多人被捕处死。遗传学成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把在遗传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斥为“顽固的反苏维埃分子”，甚至作为“外国帝国主义间谍”加以残酷迫害。列宁格勒农学院院长被处决，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也相继遭到同样下场。天文学家们更是胆战心惊，据统计，在此期间，约有20%的天文学家被捕。

此外，苏联中央气体液体力学研究所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被逮捕入狱，而整个航空科学的几乎所有学术骨干都被监禁——但为了使新飞机的研制工作不致于中断，内务部不得不建立了一座代号为“中央设计局第29号”的特别监狱，让这些科学家一面接受审讯，一面进行科学研究。最为荒唐的是，苏联足球队因为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半决赛输给了南斯拉夫足球队，全体队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幸而随着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批队员很快结束了流放生涯，并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