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勒斯：我以影像控诉中国的野蛮发展

贾樟柯是用敏感的神经去真诚地表达

凤凰娱乐：在这部《汾阳小子》中你恰巧纪录下了《天注定》被禁之时贾樟柯濒临绝望、打算要退出影坛的时刻，能谈谈当时发生了什么吗？

沃尔特-塞勒斯：哦，其实那天我们也完全没有想到。因为那本来是一次普通的会议，他原本要和余力为（贾樟柯御用摄影师）还有其他他的合作者一起开会的，原来打算谈自己的下一个项目。但就在那天，他突然接到消息：《天注定》无法在中国上映。你知道，很多导演在这种时候就会说“请不要再拍了”，毕竟这是个复杂的时刻，你可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他特别诚实地对我们说：“这毕竟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已经拍了两周，记录了发生的每一件事，就接着拍吧。”所以我得感谢他允许我纪录下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当然，真正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在我们后来的交流过程中，他说他又要准备开始工作了，我听说他在忙《站台》的导演剪辑版，这让我很高兴。

凤凰娱乐：你知道，其实中国一直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贾樟柯者是在靠揭露“中国阴暗面”去博取西方眼球拿大奖，我很奇怪这种声音在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也有吗？比如在巴西，是不是有人去批评揭露贫民窟丑恶的《街童》（Pixote）这类电影？

沃尔特-塞勒斯：《街童》在巴西大受尊崇，我甚至可以说它是巴西当代电影史上最受推崇的影片之一。我个人也认为这是一部非凡的影片，非常独特。

　　但我理解你讲的，是，有些人总要刻意期待自己的国家在该国出品的影片中应该是什么样子、不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我觉得导演完全没必要去迎合他们。导演的职责是利用他的敏感神经与感知力去真诚的表达自己，这一点，我觉得贾樟柯做到了，而且他在用一种很独特的方式。当他的影片中出现痛苦和焦虑情绪时，其表现方式是如此的诗意与精致，这很难不给你一种情感的冲击。

　　我不是第一世界国家的观众，我的背景同样是一个飞速变迁的国家，这是我出发去理解事物的角度。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电影需要更加多元化，大家可以以多样的形式去反应现实。更多的形式与经验，才有助于深刻理解某一时代、某一国家其文化上的复杂性。

我用影像去控诉中国的野蛮发展

凤凰娱乐：这正是我想问的，在这部影片中除了导演的故事，你是否还放入了有关中国城市化速度过快的命题？

沃尔特-塞勒斯：是的。你知道我在拍《贾樟柯传》之前就已经来过中国两次了，第一次我还很小，是1979年，正好是“对越自卫反击战”那会儿。第二次则是1986年，我弟弟作为一个五小时纪录片的导演来拍中国，这些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能跟你说自己认识吴天明。当时我负责那个纪录片的剪辑工作，我还记得我在剪辑间整整泡了八个月，看到了大量（拍摄中国的素材）。

　　关于中国转变的命题，你所指的这种“野蛮变迁”、“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我都是通过组织影像素材的方式进行了控诉。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贾樟柯影片的原因。他可以把“个人记忆”及“集体记忆”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以给电影注入某种“史诗性”。

　　比如《站台》就是这样，它能让你充分理解中国那些变化的复杂性。我想，巴西离中国很远，虽然我很容易对中国有个总体上的认识与大概轮廓，但我很难去理解中国变化的复杂性，也就是这种变迁是如何呈现的。电影，尤其是贾樟柯的电影，表现了这种我原本一无所知的复杂性。与之相同的影片，我想还有王兵的《铁西区》，它的意义非凡，并引入了新的思考维度，我也非常喜欢。

凤凰娱乐：这个问题不仅仅在中国发生，就像片中的贾樟柯所说，这方面其实也是“全球化”的，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你怎么看待它？

沃尔特-塞勒斯：这确实是个好问题。“全球化”对全世界都好像引起了相同的变化，也自然带来了同样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在《天注定》中可以看到的这些中国急剧增多的暴力问题，和我在巴西看到的经验非常相似。因为这种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巴西也可以非常明显的察觉到。

其实《天注定》其中一部分甚至就是巴西发生过的（真事），尤其是那段无法解释的暴力行为。正如贾樟柯在纪录片中所说：“暴力是他们为了表达自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作为一个同样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我觉得这可能为理解“暴力之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维度。其实当我们每天都读新闻时，你就是在面对他在影片里谈及的这些问题，无可避讳。

凤凰娱乐：目前你有试图运作让这部《贾樟柯传》在中国上映吗？

沃尔特-塞勒斯：事实上，我们已经收到了今年在香港举行的电影展的邀请了，而且我们正在看看能否让内地的相关影展接纳这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