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焯桃（资料图）

李焯桃：凤凰娱乐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焯桃。

凤凰网：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影评人和非常知名的电影人，请您简单评论下杨德昌和他的作品。

李焯桃：杨德昌的作品不多，但是地位非常重要。他是独一无二的，在华语电影中。他的那种电影，暂时没有人能学的出来。他的电影也是非常台湾的。

凤凰网：2008年的时候，您做过一个他的展览，请问您为何这样推崇他？

李焯桃：不是我个人的推崇，应该说全世界都推崇他。他去世之后，世界各地大家都尽力去做到的，都有一些纪念他的活动。

而香港和他特别有一种渊源，比方说《海滩的一天》那时候在民间很早，大概在80年代初就展出了。说起来比较搞笑，那时香港电影节都还是官办的，因为那时香港官员对台湾有点敏感，所以1982-1983年香港电影节没有播出此片。《青梅竹马》1985年也是没有放，（在香港的播放）也是民间的，比如一些艺术中心的行为。1987年，《恐怖分子》出来那一年，两岸的电影——杨德昌和侯孝贤的《恋恋风尘》，内地是张艺谋和陈凯歌，还有田壮壮都来了。一个新(浪潮)电影和第五代导演的第一次见面就是香港国际电影节。之后同样的情况出现过几次。所以杨德昌的，比如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4小时的长版，也是92年在香港电影节放映的。《独立时代》因为是美资，在电影节前商业发行了，但是《麻将》跟着那部96年是我们电影节的闭幕电影，《一一》也是因为已经很快在戛纳拿了最佳导演奖，戛纳电影节是五月，我们的电影节是三月、四月，所以要差不多等到一年之后我们这边才能上映。但是他对我们这还是蛮有感情的，他带着《麻将》、《牯岭街》来香港的时候，观众是相当捧场的。其实他对台湾很多事情都很不满的，因为当局的一些做法，包括一些电影人的、一些影评人的（做法）。比方说《一一》，他根本不要在台湾放映。

凤凰网：可不可以详细讲讲那时香港的观众对他的作品的反映？

李焯桃：电影节的观众是完全倾倒了。其实香港对他的评价比较一致，因为真的不喜欢也不会来看，也不会写文章来骂，不像台湾。能写出来的都是喜欢，都是受感动的。

凤凰网：此前“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邀请华语电影专家和杰出影人票选出“影史百大华语电影”。您推荐的单子上，杨德昌的作品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请问您为何选择这部片子？

李焯桃：怎么说呢，在选这些名单的时候，永远有一个问题，就是名额太少了，电影太多了。这样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标准，就是尽量网罗更多的导演、更多的类型、更多的电影。所以每一个导演就推荐一部吧。

《牯岭街》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对我来讲，可能是最重要的，从很多方面来讲。不一定是我最喜欢的。怎么说呢，这是他的中期，高峰，最成熟而且在台湾电影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它不再是台湾的中影公司，而是杨德昌自己（做的），这个魄力是很惊人的。他自己组织一个团队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都是没拍过电影的，让他们在实际拍摄中去学去练。他的热情、坚持、严格，这些品格影响了很多跟他学艺的年轻人。有一些后来成才了。近年有一大批台湾年轻导演出来拍片，有不少，比如魏德圣就是跟杨德昌出来，进入电影界的。另外，《牯岭街》也是第一部台湾电影描写那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的。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是讲台湾“二二八镇压”，是89年拍的。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他最后的那部长片《一一》，无可否认，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品。但是这样说，这部电影反映了他的年纪的……差不多过了8年吧（成熟？）不是成熟，《牯岭街》已经非常成熟了，而是melo（笔者按：melodrama之缩写，通俗剧）了。就是说他的火气、他的愤怒都比较收敛了，不是多好，而是另一种境界。没有人能够接近杨德昌的，是用那么冷静的手法去剖析对现实的不满。那个深度和愤怒背后的热情，这个感情和激情在《牯岭街》里（表达得）最好。

凤凰网：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形容词，比如他冷静、比如他热情，您之前有否和他接触过？和他身边的人接触过？能否给我们讲讲关于杨德昌的一些细节。

李焯桃：我当然和他接触过，但我反而没有怎么去过他的片场。拍《牯岭街》的时候我有去，不过他那时不在拍片，是在剪片。我们都是在工作之外聊天。首先认识他是以一个香港影评人身份吧。那时台湾声音很不一样，有非常支持他们的，也有非常反对的。《台湾电影宣言》的时候，我是一直跟着他们，开会啊，起草啊，其实就在杨德昌家里，那时他和蔡琴在一起。导演都是讲电影，他在这种场合下反而说话不多。因为起草这些文字基本上有文化人、作家——詹宏志牵头，还有比如朱天心，都是很著名的作家，詹宏志也是很厉害的策略家，吴念真更不用说了。那时杨德昌喜欢骂，骂那些现象，十分激动。

我和他最后一次谈话是在2001年，他去戛纳当评审。回程之中，我们在机场遇见，我们聊了一下，但是他的话也不是很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得奖的话题，那一年电影节上有很多年轻有为的演员评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他们看得电影太少了。”他认为有些结果不够有远见，但是无能为力。

杨德昌（资料图）

凤凰网：新的总会成为旧的，非主流也有可能变为主流。您认为现在《台湾电影宣言》里对于“另一种电影”的定义是否还有意义？（另一种电影：“那些有创作企图、有艺术倾向、有文化自觉的电影”）

李焯桃：现在的电影当然不是那时候的说的“另一种电影”。说起来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看这个事情一定要把它放在当时的“context”（背景、环境）里面，一个台湾的大环境，和香港和大陆都不一样，非常特殊的。他有针对性的，针对台湾的当局、中影、制度等。台湾当局有很多好的关于文化等的政策，但是执行起来并没有，反而是很混乱。那些有权的、有钱的人都不晓得怎么用。

那个时候，香港有个很有名的电影人叫许琦的，对于《另一种电影》宣言这些，他是反对意见的。这从背景来讲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香港的环境，香港的政府也没有支持电影的政策。电影业完全是自由市场的，发展得也非常蓬勃、非常发达，在8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如果那时香港电影人起草那样的宣言的话，一定被人骂得很厉害。因为你这是让政府干预市场运作，但台湾不是。台湾的那时市场是被香港电影和好莱坞电影所“霸占”，本土电影空间很小了。台湾的商业电影拍不过香港，这也不是一个政策能够改变的。杨德昌、侯孝贤这一批导演的作品在外国又拿奖，台湾当局很喜欢这个，却又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政策。《另一种电影宣言》就是针对这个，另外一个是针对媒体。刚才也提过了，媒体方面分歧很厉害。一部分媒体提出，台湾电影市场都没有了，应该拍商业片和香港、好莱坞对抗，把市场夺回来。而不是拍这种很沉闷的、观众不爱看的电影。

对我们（香港）来讲，这是一种单元思维，而不是多元的，市场应该是说的算的。不过与台湾的情况相反：小众的、非商业的片子，香港是没有的。很好的例子有个电影人叫方育平的，80年代初拍了三部电影：《父子情》、《半边人》、《美国心》。之后就没有机会再拍过。当然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发行机构。健康的情况是非主流的电影、关注度不是那么大的电影，应该有一个回收的机制，加上政府的扶持，形成另外一个机制。香港从来就没有。

所以，如果完全跟随市场也是不行的，让杨德昌和侯孝贤来拍类型片，可能结果连他们拍的好的都丢掉了。

凤凰网：正如您刚刚提到，香港市场对于电影的写实与商业的问题也有疑惑。您怎么看待这两者的矛盾点和平衡点？

李焯桃：香港的政府是不介入电影工业的，所以香港电影类型片发展得非常好，但是比如说生活化的又发展得非常差。比如说很有名的导演许鞍华，她拍这些东西也是好几年才有一部，而且是非常艰难地。之前我也提到了一位——方育平。他们是游走在市场以外的，所以你说矛盾，这是肯定有的。

以外国的例子，是会有一些基金——电影基金。后来很好的一个例子，侯孝贤在90年代已经是这样。当你已经成名了，有国际地位了，就会有很多外国的投资者。侯孝贤主要是法国和日本的投资者。他的电影反而在这两个地方的艺术片里有市场。欧洲的情况很多都是合拍片，因为国家都很小，合拍片也能多上映几个地方，回收起来也容易。一般来讲，一个导演假如是瑞士人，瑞士就有电影投资的，因为是合拍片。按这样，假如侯孝贤拍合拍片，应该是日本、法国出资之外，台湾本地也应有间公司出资。但是没有，所以很奇怪。

香港的话，王家卫后来的很多资金是通过“pre-sell”来得到的。

凤凰网：有人评论，杨德昌的作品里有着一种“东方气质”。何为东方气质？您怎么看待？

李焯桃：每个人看法不同，对我来讲，重要的是内容本身。他是非常都市的导演，对城市很敏感，对台北很有观察、有感情。拍的是中国人的故事自然会有东方的特质。电影语言方面，对比侯孝贤和杨德昌，杨德昌是比较城市的，侯孝贤则是乡村的，在大城市以外的小镇的。另外电影手法，杨德昌更受西方的影响，比如安东里奥尼，现代都市人电影的影响。他的电影手法很精密，如结构。西方人看杨德昌的电影是很容易接受的，而侯孝贤的作品则不是。侯孝贤的一个长镜头却并不能接受。当然，孝贤自己也笑说，演员都不是专业的，所以要从远一点的角度来拍。所以这个角度来看，杨德昌的电影并不东方。还是回到内容上，《独立时代》的英文名字是A Confucian Confusion，它的中心思想还是儒家与现代社会的一些矛盾，在探讨传统好的、不好的地方。这个当然是东方的，西方人不会探讨这些。

凤凰网：杨德昌先生的过世，是否意味着台湾一个重要的电影时代的结束？

李焯桃：这个电影时代其实在他没有过世之前已经结束很久了。80年代-90年代，从他自己找寻团队拍《牯岭街》开始，侯孝贤也是都已经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了，他们试图开创一个时代，却都是分开独立的做事情、各自发展。89年的《悲情城市》非常卖座，但这是因为种种原因，是个意外。我认为的时代应该是有几个旗手，同辈的导演应该都拍出些不错的电影。还没有得奖之前，应该就有观众和评论的支持，并且形成一个风潮。《悲情城市》之后，这种分歧更加严重，台湾主流更加排挤他们。观众们支持的也少了，所以这时代也应该结束了。时代并不能以一个人来作为符号。法国的新浪潮时间也不长啊！

凤凰网：近几年台湾、香港还有内地电影的现状？华语电影未来的路是怎样的？

李焯桃：台湾的电影正在发展，现在的成就还不如新(浪潮)电影，不过他们现在被观众认可的多。这其中的特点是他们不是像杨德昌走得那么远，他们更接近观众——也许因为他们更年轻。杨德昌他们是自成一家，是“杨德昌的电影”，现在新的一批导演还没有人能去到那个地步。现在慢慢能够让市场接受，本身回收的系统成立了，能够不断拍下去，当然能够越拍越好。里面有才华的也会慢慢成熟，成为新一代的大师。

香港本土的观众比起台湾很不如了，对于本土电影的支持度很低。所以变成有本事、成名的导演纷纷北上拍片。也很自然的，他们需要拍电影的资本内地更多。年青一代要取得经验，现时机会在香港少了很多。真的有才能的话，以后很多机会的。

内地的话制度问题很大，比如发行和审查。环境不算健康，所以发展自然跌跌撞撞的。香港市场的完全市场化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竞争大，一定会拍好。电影卖座，导演身价高，自然可以赚更多。但是内地有制度的保护，一样的钱不一定非要这么辛苦。而且一线城市卖不动，还有二线三线城市。

凤凰网：最后回到杨德昌身上，您刚才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不是您最喜欢的，您个人最喜欢的一部是？

李焯桃：第一印象中是《青梅竹马》，这是他感性最重的一部电影，有人说《恐怖分子》是他理性最重的一部，我很欣赏，但我不心动。《青梅竹马》里侯孝贤出演主角。那里有对台北这个城市、对旧时代消逝的一种忧伤，对里面很多影像的印象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