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昆汀电影《被解救的姜戈》在上映当天被叫停,引发了审查和分级制的又一次讨论,导演谢飞也多次发表文章,呼吁有关部门用分级制替代审查制,获得一面倒的支持。不过关于一部中国电影的审查流程,尽管与每部在中国公开发行的电影都息息相关,但对于观众而言,其中不少细节依然是未解之谜。
“凤凰大影响”特邀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著名导演李少红详解中国电影审查流程,并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期让观众、电影业界和相关部门都可以理清思路,用客观理性的方式对待电影审查与分级的问题。
对话/雪盲 撰文/秦婉
李少红(资料图)
【解读缘起】
审查制度有进步,有些东西不能说改就改
凤凰娱乐:为什么电影的审查尤其严格?比如小说没有问题,还得过奖,但是拍成电影就不行?
李少红:只能说明电影的影响力大。
凤凰娱乐:这次希望您能谈谈一部电影从立项到过审的过程,给大家做一个梳理。
李少红:我为什么愿意来谈,也是帮大家捋一下思路,帮着所有社会上的人、希望中国电影能越来越好的观众和影迷捋一下思路,另外,业界、政府也需要捋一下思路。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地来对待这个事情,也希望通过媒体的平台让我们把话说完整,如果用断章取义的话来炒作,这对政府不公平,对专业人员也不公平。
冯小刚那天在台上(导演协会表彰大会),为什么特别动容?他也是觉得我们这些拍电影的人,永远都在进取和探索,但还是会承受一些不白之冤和委屈。有些人偏颇地认为,电影好都是投资人有眼光,演员演得好,不好就全是导演的错。也有人认为,那么多题材,人家为什么都能那么拍,你们为什么不能这么拍?
我们也不愿意这样,空间小,政策的东西很难把握,又没有非常明确的量化,我们只能凭经验,凭感觉。所以这些东西你不能解释,只好挨骂。
但是你要说政府这几年没有进步,没有变化,也不现实。说句实在话,有很多人为了保护我们,有过牺牲,比我们更委屈。小刚还能有这么一个舞台让他说两句,有很多人是无法出来抒发感想的,可能他们对电影的牺牲更多。
30年走下来,我觉得审查制度还是有进步的,但是有些东西,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凤凰娱乐:所以您觉得现在审查的趋势,整体而言是在逐渐变好的吗?
李少红:我觉得是在逐渐变好。
审查是对创作者的内容管理,把控意识形态的功能永远存在
李少红:既然国策已经是走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那很多东西就得配套。市场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跟计划经济是不兼容的。咱们有个词叫调控,一点一点来协调过渡,然后再加上我们国家根本的体制,它还是一个国有制,一党制的面貌,所以它还是需要意识形态上的把控。
再市场化,中国恐怕有一点不会变,把控意识形态这个功能会永远存在。我们国家的审查制度,是内容控制,内容调控,内控管理。
分级是对观众的市场管理,海外分级制度有法可依
李少红:而分级是市场制度,市场管理,是对观众的,不是对创作者的,它是告诉你,这部电影18岁以下的不能看,或者是需要家长陪着看的,让观众能够选择看的电影的级别,电影院严格按照这个系统去分配你的场次。比如R级以上的,是晚上11点半到凌晨四点钟,一场不能超过20人。
凤凰娱乐:如果反过来问,对于市场化来说电影是一个商品,那在这种刚刚您说的这种内容监控,对国外来说应该怎么定性?
李少红:美国的电影审查也经过了将近上百年的完善才到今天。那个条款非常具体,他们管理的体制是社会集体组织管理,有问题的时候,美国电影委员会可以根据法律依据,用法律程序去完成。这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让大家清醒客观,有的人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要求我们一下子改成分级。我们国家是党政管理,社会集体管理组织是需要授权的,比方说知识版权,国家只给五个协会授权,除此之外,像我们导演协会,是没有职能的。
凤凰娱乐:不具备管理的职能,没有这个权利。
李少红:大家对我们协会有厚望,但我也制定不了规矩,也立不了法,也没这个权利。我只能呼吁呼吁,反映反映。
凤凰娱乐:呼吁这方面我们媒体也希望能助力。
李少红:对,实际上我们都是帮助政府来管理导演这个群体,帮助政府来和创作者沟通反映一些他们在创作和社会活动中的权益问题、创作思想问题,然后看看怎么来培养和保护新人,保护老艺术家。
导演系会现在越办越好,电影局认为我们确实起到了团结作用,就想把“扶植基金”交给我们来管理执行,这就是要授权给我们。有授权我就好办事,因为他们行政机构里面没有具体的人来操作这些事,我就操作了。
李少红处女作《血色清晨》就遇到了审查问题(网络截图)
【梳理:李少红详解电影审查流程】
立项:通过网上申报公示,重大题材需审全剧本
凤凰娱乐:导演您能给我们讲一下一部电影从立项到最后能见到观众,这个中间的整个流程吗?审查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的。
李少红:我们现在是放松了,原来是立项也要批的,现在就公示了,所以这也看到它确实是在进步的。电视剧更是公示了,大家自己自动调配,如果有题材撞车,他就会跟你协调,不要有撞车的现象。你要把所有的故事内容,演员,合作的机构去上报,现在不需要全剧本了,原来都是需要看全剧本。
凤凰娱乐: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用了?
李少红:前几年。现在电影局和电视剧司都有网站,我们基本都在网上申报,网上公示,自己去查,信息也会非常清晰,哪个是开机的,哪个是已经过审的,待审查的,都会有。
凤凰娱乐:所以现在拍电影只要在网上填这个信息就可以开机拍了吗?
李少红:你就到电影局去报备。重大题材是必须有人管的,他们会找你去谈,会有一个意见,国务院有一个重大题材小组,你要拍红色经典、历史人物,要经过小组的批准,它是严格控制严肃性,党史、重大事件的口径国家必须要管。当然,一些重要的导演,他会要看你的全剧本。比如冯小刚的《1942》,王全安的《白鹿原》都是要去谈的,姜文的片子都是要全剧本的,在剧本修改的时候他们都会参与,参与你内容的把控。
技术审查:未建立严格的国际化标准
李少红:拍完之后有两个,一个是内容审查,一个技术审查,它是分开的。负责技术审查的部门由电影厂的工程师、专家组成。但我们的技术审查真的不是很严格,再加上现在因为一些材料都在变化,原来是胶片,现在是数字,把握的尺度不是非常统一。
凤凰娱乐:还没有建立标准。
李少红:标准建立得没有非常完善,审看的标准也不太统一。电影局自己就没有一个标准放映室,所以有时候电影局都是到北影去做技术审看。
内容审查:36人轮班,主要把关意识形态
李少红:另一部分是内容审查,就是看内容,有一个审查委员会。
凤凰娱乐:36人对吗?
李少红:对,36人,1995年27个人,现在36个人,这36个人他们也是轮班的,原来是大家能在一起看,现在大家不会一次都来齐,但都会看片。然后电影局要给意见,修改意见的过程电影局是参与的。
凤凰娱乐:那比如说碰到了那种特别强硬的,或者特别坚持的导演,他说我就不改,那会怎样呢?
李少红:其实现在没有“枪毙”这一说,如果不修改的话,会一直处在修改阶段,可能是一次两次,也可能十次,上映就得推迟,但是他们不会说“不许上映”这种话。
我们那时候有“不许上映”,像《血色清晨》就是追回拷贝,国内不许放映,到现在依然不许放映。
当时有一个文件,后来因为1991年不断有电影节来要这个片子,像蒙特利尔电影节,那个老头特别执着地打报告,问中国要这个片子,所以就在那个“不许上映”的文件上面又重新做了一个批示,国内不许放映,可以参加国际电影节,所以我们才出去参赛的。
现在就是不会有这种事了,但是他还是希望你能够修改,你可以选择我现在想不通,我现在觉得这么改不合适,你可以不改。
凤凰娱乐:但也不能放对吧?
李少红:不改就不给龙标,你就不能放。
凤凰娱乐:审查小组中间如果意见有分歧怎么办?
李少红:审查小组他们每一个片子都有报告,都要有个人的意见,最后是电影局来协调,来判断哪些意见是必须改,哪些意见可以改一些台词或者说是画面,还有一些是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来把这个关。
凤凰娱乐:所以如果意见不同再交到电影局。
李少红:他们就是终审,终裁机构。
凤凰娱乐:电影局的谁来裁定?
李少红:他们有文艺处,还有主管副局长,他们也要开会决定,重大题材都是要报到中宣部,中宣部有一个文艺局,里面有一个专门管电影的电影司。这个关系是,最后都评判不了的,中宣部说了算。
凤凰娱乐:您应该看过网上这些年传得比较热的,关于《鬼子来了》的那个修改意见,那个版本是真的吗?
李少红:不知道,这只能去问姜文自己,而且我觉得审查这种事情不是最后落到某几个人的头上,换了别人也会有别的意见,是这个制度造成的。审查是来帮助意识形态来把关,去找政治上面的风险,就像是控制风险的一个机构。
制度缺陷:缺乏具体原则,审查者没有资格标准
凤凰娱乐:以您的经验,是否已经比较了解审查中的敏感地带?
李少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这个是最难的。国外的案例那么细致,因为它是用已有的案例作为标准来解释,很具体,很好操作,我们是很多东西都放在操作层面上,只给了大原则,涵盖的面积特别广,没有“法”的原则。
凤凰娱乐:审查小组实际上在舆论里面,承受了很多的压力。
李少红:是的,国外的协会机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参加这个评估,是哪几方面的人,这些是严格规定,大家都认可的。我们不是,最后就会变成,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资格是什么样的。
这些审查的人是行政机构定的,但是他们的权威性来自于哪?他们的资格在哪?这个资格能不能被认可?被谁认可?这有一系列的问题,所有的东西是有系统论的,为什么他们是偏老的、退休的人,因为他们对政策性把握强,而且他们有时间。
这个能不能成为一个评估标准、资格标准?这个资格标准是谁来出?是不是需要各大部委都出一个人?派的是什么人?他的资格是谁来认定?派来一个一点都不懂的人怎么办?
另外他来说什么?这也是一个规矩。他跟专业的导演讲,这个演员我不喜欢,你怎么办?
凤凰娱乐:只在自己的维度的来提出问题。
李少红:对。如果以上都能有特别严格的规定,才能有公平性。
凤凰娱乐:有没有可能,某一个导演和审查的人,他们相互之间有比较好的友谊,相应放宽一点?
李少红:不太可能,反正肯定是要去说服他们。
比方说《人间四月天》,我就有过一次经历,当时因为涉及到很多真人真事,徐志摩、梁启超、林徽因……那个片子通过得真难,我们当时就是没有政治头脑,搞了这个片子才知道,我们的教科书上没有徐志摩,这个人是被抹掉的。
结果怎么办呢?钱都花了,你得想办法通过。因为那时候跟中影合作,通过中影去跟广电部的总编室沟通。最后就说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所有审查的专家做一次集体答辩,解释你的这些问题,你要能解释得通,大家认为你有道理,就可以通过。
后来我就去了,真的是二三十个专家,他们就带着个人对这个历史的认知提很多问题,好在因为我正好为了拍那个戏,了解得比较多,一个一个给他们解释,最后居然把大家都说高兴了,就通过了。
凤凰娱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看有一部电影叫《黑太阳731》,那个电影尺度非常大。
李少红:从市场化来讲,分级确实是必要的,对观众来讲是公平的,否则就会出现像《西游降魔篇》这样,三岁小孩进去看了哇哇大哭。
凤凰娱乐: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前的中国电影审查,实际上更在乎政治层面上的正确。
李少红:还是意识形态。
凤凰娱乐:关于那些尺度上的元素,实际并不是管得特别严。
李少红:除了内容之外,对于这些尺度的把控,还是有的,就是过分的血腥,过分的色情,这些都是不行的,这些其实在美国也都有非常明确的案例和标准。
《红西服》虽然是主旋律但仍然遭到删减
【回顾:李少红电影与审查】
经历“夹缝中求生存”的审查遭遇,有时候会逼出好东西
凤凰娱乐:伊朗的电影审查非常严格,但是伊朗电影质量高,得了不少奖,您觉得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吗?
李少红:咱们已经都发生过了。
凤凰娱乐:90年代是吗?
李少红:对。90年代是一个中国电影新浪潮的时代。
凤凰娱乐:是的,您也是其中之一,您个人有被审查限制创作的时候吗?
李少红:都有,这30年来谁没有?很多人包括我的片子都被毙过,但就是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你会更了解中国电影,了解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境遇,甚至有时候还会逼出好东西来。我们得想得比别人更多,要更有表现力,内涵要更深更清晰。
首次接触电影局:《血色清晨》上映后被“追毙”
李少红:一开始心里特别别扭,我的《血色清晨》那时候都已经全国发行了,拷贝都出去了,都已经上演了,结果是“追毙”的,生生把拷贝又给追回来了。
那时候我不理解,比较轴,也年轻,就天天站在电影局门口,在冬天的风里站着,我就觉得得告诉我为什么。人都不理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有一天风特别大,他们给我开门了,说李少红你别在外头站着了,那么冷,你有什么话进来说吧,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真的不懂,我犯了什么错误,有没有文字的东西给我看看。
凤凰娱乐:就始终没有解释?
李少红:对,他们就说,你不要在这块等,等也没有用。那时候我们个人也不知道中间惹了那么大的风波。
但是我也非常感谢这种过程,让我跟电影局有了更多的接触,因为他们本身都是领导层,一般来讲我们接触不到那个层面,你想我们是在北影厂的导演室,就像是一个生产车间一样,你通过北影厂,才能到电影局。你要不是被毙了,我还不知道那个门在哪呢。
但是你接触多了你就知道,你突然从一个小我,从自己的一部电影中看到了所有的电影创作者都跟你一样,都挺不容易的,就这样就跟他们交上朋友了。我就跑去找局长聊,我到底有什么问题,这样他们也了解了我们这些创作人员。这是体制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比现在更严格。
风向变化:《银蛇谋杀案》从卖座片到“反面教材”
李少红:像1988年《银蛇谋杀案》,刚刚上的时候,风向是要市场化,给你一个剧本,你要拍就拍这个,你要不拍的话,你要拍的东西肯定不让拍,我愁死了,抱着伟大的电影梦想,想到人家张艺谋都已经拍《一个和八个》了,陈凯歌都拍了《黄土地》了。你说让我拍《银蛇谋杀案》,拍一个侦破片,那心里堵得慌。
我去找田壮壮,他让我也别想太多,“先让人家觉得你能拍电影,然后你再拍自己想拍的”。于是我拍了,卖得也特好,那时候不是分票房,那时候是发拷贝,《银蛇》是那一年北影厂最卖座、拷贝发行量最大的两部片子之一。
我心里刚觉得美,结果到年底,才八个月风向就转了,这个戏被拿到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去批判,被视为“反面教材”,然后《大众电影》举报了里面18处凶残镜头。其实它是根据大的政策的变化在变,所以你想通这点,对电影局的审查也确实有了理解。在大的改革背景下,最后的方向往哪走,是有很多变化的。
意外:《红粉》题材敏感却一刀未剪
李少红:到1995年的时候,电影界开始“分票房”。我们特有幸,《红粉》是第一个分票房的国产影片,从柏林拿奖回来以后,国内就放映了,成绩还特别好,当年就是等于开门红,两千八百万的票房。
凤凰娱乐:那好高了。
李少红:而且我们的成本低,性价比高,才四、五百万就拍完了,那简直都是乐疯了。
《红粉》当时审查的时候,是把审查组都拉到北影来看的,因为觉得这个片子特敏感,有改造妓女的情节。审查组的人从来没有到过那么齐,两个面包车给拉过来的。
凤凰娱乐:这些人都是审查的领导吗?
李少红:我才知道当时审查小组有27个人,他们告诉我说,这27个人都揣着盒子枪来的,来就是为了“毙你”的。看完电影之后,他们就在旁边那个会议室,背靠背讨论,导演不许参加,我这心几个小时一直在嗓子里待着,要多纠结有多纠结,之前就给我递了话,你做好思想准备,只要一个人反对就不行了,我当时一下子差点把心脏吐出来。
凤凰娱乐:他们都是多大年纪的人?
李少红:那个时候一般都偏大,不会有年轻人的,有文联的、公安的、全部总工会各个部委的(根据不同题材)、民政局的,都有一些代表来。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片子没毙,而且一刀未剪,没意见,太绝了,也是挺有意思的。审查的人看完,都感动得要死,评价很高。我就觉得天上掉馅饼了,所以审查也不是说很绝对的。
荒唐:主旋律《红西服》遭改名删减
李少红:说句实话,我的电影里,恰恰是主旋律的那部《红西服》被剪了,连名都换了,这是我特别意外的一次经历。
凤凰娱乐:为什么呢?
李少红:我那个片名原来叫《幸福大街》,讲的是下岗的故事,电影的结局是大家自食其力重新找到了社会定位。当时全国总工会跟民政部的人来看,也说,导演你太好了,我们正想找这样的作品,能够给下岗工人看,让他们有信心生活。
但审查的时候告诉我不行,说这是“幸福大街不幸福”,非要让我改,当时觉得好痛苦,我觉得拍其他的戏也没改过,恰恰就是主旋律的这部,明明是非常切题的。最后电影局集体给我改的片名,叫《红西服》。
另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王学圻他们下岗了以后,在一个小酒店里面喝酒,跟旁边一帮小混混在PK唱歌,小混混唱流行歌,下岗工人就唱《工人阶级有力量》,抢来抢去地唱。其实那场戏特别好,但是他们非要让我把这个歌给剪掉,当时我真的非常不情愿,特愤怒,从那年开始我就不拍电影了。但是好在最后这部电影得了华表奖,算是给我们一个肯定。
像这样的荒唐事肯定有,悲壮的事情也有,各种都有。
【畅想:市场化的中国电影未来趋势】
类型不断丰富,促使创作者、院线、评奖走向多样化
凤凰娱乐:韩国出了电影分级制度之后,崛起的速度非常快,假如有一天中国电影真的可以放开了,会出现这样的高潮吗?
李少红:现在市场化了之后,电影的类型急剧地变化,像今年导演协会评选的时候,我们感到特别难评,因为类型化差距太大,你把《1942》跟《泰囧》,或是跟《万箭穿心》放到一块,都觉得类型区别很大,不好评,它可能在某一类里面是优秀的,但是只代表这一个类型。
其实这也告诉我们,未来电影市场类型化的趋势和商业电影产品多样化的趋势是越来越强了,在这个前提下,其实创作者们对于配合类型级别的划分,肯定会有所要求。包括院线都会有慢慢的变化。
比如,现在有百老汇当代moma的艺术影院,做得非常成功,有一定的固定观众群,它就已经开始开分店,慢慢形成一个艺术院线,艺术片就可以被消化。法国就分得非常清楚,它的好莱坞院线完全放美国的商业类型片,它甚至把原声和配音都分得很清楚,有的院线只放原声的,有的院线只放配音的。我认为这一定是市场化必然的趋势。
类型分了以后,其实大家都好过,你就不会用美国大片的票房标准去要求《万箭穿心》。评奖也会逐渐按类型划分,实际上也是一个市场化必然的结果。
中国第五代著名导演,现任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长期关注中国电影制作审查流程,对其中遇到的问题有深刻见解。
策划:吕若漓
撰稿/组稿:秦婉、谷逸
活动策划:尹茸苑
责编:高晓雯
监制:田野 李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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