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号女间谍剧照，冗长逗趣的《暗号》令人莞尔。

1945年台湾“光复”，彼时台湾人热烈欢庆“回归祖国”，乐见日本殖民者退位。然而蒋介石政权1947年在“228事件”中屠杀无数台湾百姓，且在其后的白色恐怖时期持续迫害并屠杀人民，导致许多原本热烈拥抱“祖国”的台湾人转而把蒋政权视为比日本更不堪的“二次殖民”，并怀念相对文明有序的日治时光，进而厌弃“中国人”的身分并产生强烈的“台湾意识”。

这个历史背景以及当代台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使得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情感和再现格外复杂多元。和中国大陆影视剧至今仍偏好展现日本侵华的悲惨记忆相比，台湾民间普遍对日友好，例如去年311地震时，台湾是全世界捐款给日本最多的地区，而解严后台湾电影中的抗日历史与日人形象更有诸多细腻、人性化的面相。

电影英烈千秋剧照，片中的日军自称日本政府为“愚蠢的军政府”

（一）60年代台语片时期：美艳情报员与傻气日本兵

此时对蒋介石政府而言，“抗日记忆”是一剂操作民族主义的良方，但当时台湾的国营片厂在技术上非常依赖日本，因此60年代台湾出现的台语抗日电影虽以“抗日”为名，但动机并非政治操作，反而是纯粹受好莱坞间谍片影响、以商业目的出发的片种。

台湾最早的抗日电影是50年代的《青山碧血》（1957）与《血战礁吧年》（1958）。这二部电影虽然记录了台湾的抗日历史，但未引起流行热潮，真正使得“抗日”成为电影鲜明主题的是60年代的台语间谍片。当时美国流行007电影，刺激台湾初兴的台语电影出现一批以抗日历史为主轴的本土间谍片。这些电影大多以二战为背景，描述国民党情报人员渗入日军阵营执行情报任务的故事，电影片名则往往取自情报员的代号，例如《情报员白牡丹》、《间谍红玫瑰》、《第七号女间谍》、《天字第一号》等。

电影英烈千秋剧照，片中的日军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和007电影不同的是，这类电影为了迎合台湾电影市场的主力女性观众，大多以女性情报员作为主要角色。片中的女主角大多美丽、聪明、善良而且情感细腻，都愿意为了国家抛下儿女私情，而片中的日本人则愚蠢残暴、耽溺酒色，大多死于非常愚蠢、搞笑的原因。例如《间谍红玫瑰》里的日本特务佐藤准备杀死情报员千红时，千红只向佐藤的身侧看了一眼，就让佐藤分心转头过去，让千红马上拔枪射杀对方。此外，这类电影让后来的观众津津乐道的还有甚具喜感的情报暗号，如《第七号女间谍》中，两个情报员相认时，必须进行以下的暗号对话：

“过去我们都爱梅花，现在我们都爱太阳，你爱看太阳出来还是爱看太阳落山？

“我喜欢看太阳下山”

“夏天的太阳什么时候下山？”

“六点四十分”

“冬天的太阳什么时候下山？”

“五点五十分”

“现在呢？”

“已经下山”

“会不会再出来？”

“永远不会再出来！”

“你是第几号情报员？”

“我是第十号情报员！你是第几号？”

“第七号就是我！”

今年上映的电影《阿嬤的夢中情人》特别向第七号女间谍致敬。

带点文艺腔、甚至有点无厘头的经典桥段，连今年上映的台湾电影《阿嬷的梦中情人》都特别挪用来作为蓝正龙和安心亚之间的爱情暗号，但也忍不住让习惯快节奏的新一代观众讥笑：”报完暗号，日军都来了……

（二）70年代政策电影时期：抗日历史召唤动荡民心

时至1970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1年日本等27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美国更宣布将琉球连同钓鱼台在次年交给日本，并引发台湾海内外的“保钓”运动。

面对国际地位的变更，台湾社会产生剧烈的躁动不安。在家国动荡的气氛下，台湾“中影”拍摄的几部抗日电影，如1974年《英烈千秋》大受欢迎。吸引各公、民营机构接续拍摄爱国政宣电影如《梅花》、《战地英豪》、《大摩天岭》、《女兵日记》等。当时国民党政府更是倾注大量资源于其中，如《英烈千秋》大的开镜仪式由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亲自主持，“国防部”也会在相关影片拍摄时协调军队提供支持，并要求各学校和乡村免费播放，用来鼓舞彷徨的台湾人心。

和60年代的抗日电影一样，这类爱国宣传片中的日本人都是邪恶、道德低下、面目模糊的大反派，如《英烈千秋》中的日军动作言词粗野，讨论军情时大口啃鸡腿、大口喝酒，相较而言“国军”却军纪严明。片中的日军后来甚至对“国军”的精神心生敬佩，向“国军”将领张自忠敬礼并称：“愿总司令英灵不灭，指导我们愚蠢的军政府放下杀人的武器，脱离战争的痛苦，谢谢！”

和60年代台语片不同的是，这些电影强调抗战过程中的伤痛记忆与胜利结局，藉由“抗日胜利”的记忆宣泄与日本断交的愤恨，藉以忘却现实中的挫败。

（三）80年代新电影时期：日治历史与日本人形象的重新梳理

抗日政策电影虽引起一波热潮，但早年殖民台湾的日本“关西军”比占领内地和韩国的“关东军”“温厚”，且日本殖民让台湾成功进入繁荣的现代化进程，反而是国民党来台后的屠杀及腐败使许多台湾人怀想日本殖民的文明和秩序，导致台湾民间对日治时期的肯定多于贬抑，因此这类电影在台湾国际关系风雨飘摇之际激起短暂热潮后就快速消退，逐渐失去市场。

80年代以降，台湾的政治和社会气氛逐渐开放，台湾新电影开始关注并反思本地社会和历史。尽管这个时期没有大型抗日电影，但电影中的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再现已开始出现历史纵深，例如1983年杨德昌的电影《海滩的一天》中，女主角佳莉生长于台湾南部的医师家庭，家中的和式布局、西洋古典音乐品味、严谨的日式礼节与礼教、甚至她婚后选择和日本人学插花等情节安排，呈现的正是日治时代所养成、延续至近代的台湾中上阶级生活和品味。尽管这部电影的主轴并非处理日治历史的时代遗绪，但杨德昌的敏锐观察确实忠实折射了台湾的“后殖民情境”。

电影《艋胛》大量挪用樱花的意向。

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更是直接触碰了台湾、日本、中国之间的历史纠葛，重新爬网1945年后台湾人的认同转折。此外，《悲情城市》对日本文化的浪漫再现除了解释台湾民间的对日情绪，更是后来台湾青春电影，诸如《海角七号》、《艋舺》等作品挪用日本美学符号的滥觞。

（四）90年代多元表述时期：全球化时代下的多元史观与认同

1987年台湾解严，部分228历史解密，国民党的历史定位和罪责被讨论，日本殖民的功绩也被正面突显。在此同时，台湾新电影走上末路，90年代台湾电影陷入空前低迷，本土电影以小成本艺术电影产制为主。

在此同时，台湾的流行文化也走向“哈日”高峰。事实上，早在1970年代，台湾违法的有线电视就已开始盗播日本节目，日本流行文化元素已悄悄渗入台湾。1991年台湾开放有线电视并正式引进日剧后，《东京爱情故事》更是开启年轻人集体“哈日”的热潮。日本学者吉见俊哉的著述认为，形成这股“哈日”热潮的原因在于，日本的流行文化具象化属于亚洲的「现代性」，比起欧美文化，台湾民众更容易从日本的文化商品中想象现代化生活。换句话说，当代台湾对日本文化的仰望，实际上更接近对“现代性”的仰望。

此时涉及战争主题的大成本“抗日电影”再难成为主流。直到2000年后，台湾电影逐渐复苏，2008年魏德圣执导的《海角七号》在台湾造成空前轰动，让沉寂已久的台湾电影市场起死回生，当年度秋天上映的抗日电影《一八九五》获得关注，并成功催生2011年魏德圣的抗日电影《赛德克巴莱》。

《一八九五》中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是非常有文化修养、迫于无奈才压迫台湾人的日本人。

此时的“抗日电影'与过去相比更为人性化。《一八九五》和《赛德克巴莱》二部电影不再妖魔化日本人，片中的日本兵形象有正有反，不再是过往抗日电影中的扁平人物。例如叙述马关条约签署后，台湾客家人抗日的电影《一八九五》中，镇压台湾人的日本亲王非常有文化修养、懂得欣赏台湾之美，是出于无奈才压迫台湾的日本人。

电影《赛德克巴莱》挪用樱花美学，并将日本武士道精神与台湾赛德克族文化连接在一起。

同样的思路也出现在《赛德克巴莱》中。《赛德克巴莱》里同样也有懂得尊重原住民文化的日本人，甚至将日本武士道精神与原住民文化连结在一起。

此外，《一八九五》和《赛德克巴莱》的叙事主题都不是台湾的主流族群，如《一八九五》以客家人为主体，而《赛德克巴莱》则以原住民作为叙事主体。二部电影也都诗意化日本文化，巧合地突显樱花的日本美学意象。更广义的抗日电影，如李安涉及抗日历史的电影《色戒》，更是大胆处理“汉奸”的性灵世界，不同于过往一味的扁平丑化。

（五）两岸对比：台抗日片昔重英雄主义今搁置身分认同

综观台湾抗日电影发展，长期研究华语电影的台湾政治大学广电系教授陈儒修总评，70年代台湾的抗日电影操作民族主义情绪突显领袖，强调蒋介石等人的英雄特质，和民众的距离较大。

针对台湾当代抗日电影现况，陈儒修也认为：“台湾近代抗日电影是非常‘去政治’的！”他指出当代台湾抗日电影不再纠结于民族主义，突显全球化时代后，“身分认同”不再是台湾社会最急迫的问题。”他说：“台湾文化最可爱的地方在于，我们对日本的情结有很大的光谱，怀日、哈日、亲日、仇日，都有，而且这个光谱是流动的，棒球赛的时候仇日、使用产品或流行文化哈日，不像老一代是亲日，或仇日二元。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认同是流动、转折的，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概念非常淡泊，每个主体都是多元的，他们更认同‘世界公民'的概念。”

结语

台湾抗日电影中消退的民族主义，突显台湾新一代创作者和观众在全球化时代下，流动且弹性的身分认同。尽管《一八九五》和《赛德克巴莱》仍难逃台湾抗日电影的英雄主义传统，且未跳脱以男性为主体的叙事窠臼，但透过客家、原住民的边缘族群视角再现抗日历史，带入日本殖民者的观点，使得当代台湾抗日电影别于过往样板式的华语抗日电影，对族群与人性有更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