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关系失灵摸底未果

带着一种惶恐与沮丧的心情，毛阿敏想起了1989年因偷漏个人收入调节税受到查处的往事。毛阿敏找人向国家税务总局领导打探消息，总局回答:请她自己去讲清楚。“税务机关的答复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毛想。情况不明，毛的心里更没底了……对于今天发生的事情，毛阿敏也许早已料到，总有一天难免。但发生在今天，似乎比她凭感觉发生的时间来得早。所以，她对此有些缺乏思想准备。现在，当她乘兴而来、扫兴而归的时候，她已隐约预感到，证件被扣这件事情的背后，将有难以理清的头绪，将有难以解脱的“麻烦”，绝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也非一朝一夕所能了结的。带着一种惶惑与沮丧的心情，毛女士在往回走的汽车里开始苦苦思索……

自从1989年因偷逃个人收入调节税受到税务机关的查处以来，总的讲运气不错，很快便更红、更忙地活跃于中国歌坛，但自己从此对纳税的问题算是谨慎的:

一是各地的演出收入都坚持必须现金支付；

二是原则上都通过中间人的手交父母亲或本人；

三是收款一般不打收据(个别例外)，以免留下痕迹；

四是付款必须同时见税票，但税额是否完全依法计算缴纳则不重要。

“难道说这还不谨慎、严密吗？”歌星这样想:“这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怎会出岔子？”她有点茫然。她又把自己这几年在各地的演出收入情况，很快在脑海中过了一次“电影”，仍然没弄清楚是在什么地方，哪个人手中、哪个环节上出了纰漏，而导致了事情的败露。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问题正是出在这句中国俗语所揭示的哲理中。原来，这些年大陆一些“大腕”明星的演出报酬紧追港台明星，高得吓人，票价也就太离谱，一张门票动辄几十元、上百元，甚至几百元，普通老百姓哪敢问津。但举办单位不但不可能赔本，而且举办的目的就是要赚钱的。票便只好硬性往一些企业和单位摊派。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单位的头头们碍于情面，怕搞坏了关系，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有的企业效益不好，不但发不出奖金，甚至连工资也隔三岔五地不能按时拿到，对掏这些冤枉钱哪能没意见？！

但这些意见给单位头头们提也没有用，就只好以信访的形式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了。再加上一些举办演出的影剧院、俱乐部和体育场馆，对举办演出收入分配太不公道，头头们拿得太多，也容易生出些是非来。所以，“风”就这样一点点地透了出去。原本以为支付演出收入和纳税这类事情，是严格控制在极小范围的“秘密”，殊不知没过多久，就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所以，税务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收到的诸如少数人私分演出收入，明星取得高收入偷税的举报信件，一天比一天多。毛歌星等人涉嫌偷漏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也是这样被检举出来的。

税务机关不但掌握了毛阿敏偷税的问题，也了解到:毛阿敏1992年6月18日从部队复员后，先是将户籍迁入了上海，但很快便从上海的住处又注销户口而移居香港。移居香港以后的毛阿敏仍常回大陆演出。而1996年的6月份，毛阿敏正在北京。

根据这些信息，国家税务总局于6月7日函请公安部，请其依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阻止其出境。

接国家税务总局函后，公安部随即向各口岸下达指令，对毛阿敏采取阻止其出境的措施。对于这些情况，毛阿敏并不了解，她一路上思来想去也不得其解。

回到住处后，毛阿敏思绪很乱，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使自己的思想集中起来，终于想到了是否要找人商量一下。她仍有些拿不定主意，内心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此时此刻她确需找自己的朋友、熟人商议一下，特别是那些曾为自己在各地的

演出牵线搭桥的中介人、经纪人，还有一些演艺界的老友，想听听他们对这些事的分析和意见，以决定自己当前应做哪些事情，要采取哪些对策。另一方面，她又不想让别人很快就知道自己因涉嫌偷税而被阻出境这件事。如果事情能

很快解决，别人会认为自己太沉不住气了，有损歌星的形象。而且，知道的人一多，就难免让新闻媒体捕捉到信息，更会惹出种种麻烦来。就是在这样一种两难境况下，毛歌星思索着、困惑着、掂量着，始终拿不定主意，只好熄灯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毛阿敏脑子似乎清醒了许多，她马上就拿定了主意。她已想好了，当务之急是先摸一下国家税务总局对如何处理自己问题的“底”。另外，如果能见到总局的主要领导人，当面陈述一下自己的情况，也许对问题的处理有好处。主意已定，歌星很快开始了行动。

毛阿敏开始向她要找的演出中介人、经纪人和演艺界的朋友拨电话。在电话中，她尽量简要地向他们介绍自己目前的处境，而且注意讲话的语气和节奏，以免让人听出自己的紧张和烦恼。又要让接电话的人明白，希望他们通过各种关系、途径和方式，去摸摸“底”，自己的问题将会如何处理。她还特别强调:“我在香港有好多事情等着要办，如能见总局主要领导人的面，我一定要表明，希望问题能尽快解决，使我能尽快返回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