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小号曲》的海报猝不忍睹，像B级恐怖片，但这正是导演想表达的感受

马戏团不是用来带给人快乐的地方，而是不快乐的人去掩饰自己悲伤的地方

谁也承受不了这么长久的独裁，主人公最后大开杀戒，没有化解内心一丝无从

肥胖忧郁的哈维尔出生于西班牙一个小丑世家，他的父亲死于内战，生前曾嘱咐这个背负了太多痛苦的儿子做个悲伤小丑。在弗朗哥集权统治时代，哈维尔长大成人，继续在一家马戏团里扮演悲伤小丑。

压抑的社会生活给这个民族带来极端的生存性格，马戏团里都是癫狂之人，其中为团里撑场子的快乐小丑赛吉平日嗜酒狂暴，他的女人纳塔莉娅是名杂技美女，却沉浸在赛吉的暴力倾向中不能自拔。西班牙臣民在长达几十年的专制生活里渐渐失去了人味，忘记常人理解中的爱与性，暴力与愤怒。电影中大量穿插着西班牙政史事件的纪录影像，当纪录片演到佛朗哥继的任者布兰科遭到遇刺时，镜头中竟出现一名小丑，这时，哈维尔离奇地窜入其中，化身为所有被西班牙独裁政治所侵害的代表人，而在历史上，没有人知道那名小丑到底是谁。

当这个国家伤害你到极点时，你已经无权兴师问罪，只能悲伤，这似乎是“西班牙创伤电影”一贯口吻。从尤里斯-伊文思在1937年的战争纪录片《西班牙土地》开始，以西班牙内战造就国民民性扭曲为主题的电影，恐怕能多到撑起一种类型片的境地，其中最典型的是《蜂巢的幽灵》（1973）和《饲养乌鸦》（1975），为了避免当时弗朗哥独裁期间的文化审查，两部电影对西班牙内战的人性遗毒和弗朗哥独裁的控诉都极其隐晦。

导演阿莱克斯-德拉-伊格莱希亚曾公开表示，1973年总理布兰科在马德里街头遇刺是《伤心小号曲》重要灵感之一，那场事件对西班牙自由时代进程影响极大，他阐释说：“从1970年代以来，我们就生活在扭曲之中，我们的内心就被扭曲了。人们常常能感受到自己内心涌现出来的敌意和复仇心理。在那个年代里，学校也被武装起来，大街上时常会有暴力事件发生，影片的表述和当时的现实是一样的。”

事实上，电影中有两个小丑，一个悲伤一个快乐，都来自导演内心双面感受，“一方面，对世界感到绝望而且不抱有希望，消极避世；另一面，是追求暴力和极端的个性。它们就在我的内心深处抗衡。而这，也是西班牙人在内战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心理状态。”导演如是说。

《伤心小号曲》可谓新世纪来西班牙国殇类型片里最歇斯底里的一部，这部几乎躺在血泊中拍摄的电影于2009年威尼斯电影节上得到评委主席昆汀的力挺（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两项大奖），电熨斗烫脸印嘴唇，快餐店里机枪爆头，疯狂地裸露与嗜血……高潮时，两个小丑为争夺女人在城堡上决斗，下面的马戏团团长高呼：“不是我们，是这个国家快完蛋了。”这是历史中战败方无可挽回的哀嚎，《伤心小号曲》与《地下》、《活着》、《生于七月四日》这类国殇电影的差距不近也不远，恰恰就是冷静与燥热的分别。

主人公的父亲战死于西班牙内战，这是悲苦人生的开端

非要从悲伤中品出甜味，这癫狂混乱到何种程度才是头？

从天而降的马戏团舞女是主人公唯一希望，只可惜她太脆弱，经不起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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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际会1973——西班牙总理布兰科遇刺前后

继承纳粹意志的长枪党从1939年到1975年对西班牙进行长达36年的法西斯专政，该党领袖弗朗哥不但控制着西班牙的国家机器，而且控制着产业工会、大学生联合会等社会与群众组织，国民生活压抑，人权无迹可寻。弗朗哥的长期集权导致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强烈的分裂情绪，1970年的前9个月，西班牙政府审判的政治犯高达1101人，很多人是巴斯克民族主义者。佛朗哥禁了他们的旗帜，又禁他们的语言，巴斯克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埃塔应运而生，一手实施刺杀佛朗哥的得力臂膀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的计划。

当时，刺杀者在布兰科每周去教堂的必经之路上的临街租了一幢公寓，它们以雕塑家身份为掩护，每天在里面挖凿通向大街中心的地下隧道，挖通后放置大量炸药，1973年12月20日，那是个星期天的早上，布兰科的车队刚经过这里，就被炸飞到临近大楼的屋顶。当天，政府原定审判十个工人委员会成员的“非法结社罪”，爆炸正好发生在法庭审判开始之前10分钟。事后，刺杀者安然逃脱至葡萄牙。有西班牙学者诙谐形容被炸飞的布兰科成为“西班牙第一个宇航员”。

随后，由于党内分裂，没有能力也不愿意自由化，弗朗哥转而求助于战争法和国家野蛮行为，极大地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他在1975年处决了5名反佛朗哥主义的恐怖分子，排山倒海的抗议加重了由石油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国家通货膨胀达15%，失业人口激增2.5倍，半数失业者都得不到基本救济，罢工的次数高居欧洲之首。

1975年11月20日弗朗哥病死于马德里，两天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根据1947年通过的《王位继承法》登上西班牙王位，他积极推动国家政体转轨，从此西班牙开始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

注：此处文章参考自《西班牙走上民主宪政之路的历史考察》，原作者万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