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接受凤凰娱乐对话

身为《一九四二》的原著作者和编剧的刘震云，无疑是这部情怀之作的“始作俑者”。对话中，这位中国现实主义作家带领我们追溯创作缘起和改编历程，并详细解读了1942年的这场灾难所展现出的民族性启示。

正如他自己所言，“罗马街上的声音比较嘈杂，在嘈杂的声音中回到1942年格外有它的意韵。”回顾过去，关照现实，他认为灾难中的中国人在死亡面前的幽默，更有探究意义，更让人感到悲凉。

【一九四二】

创作出发点：300万人在死亡面前的幽默

谈起自己创作小说的出发点，刘震云表示，在1942的饥荒之年，那300万河南人面临死亡的态度比事实本身更有让人探究的意义，“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或者是一个美国人，临死的时候一定要追问自己为什么要死，谁把自己饿死的，但是河南人临死的时候没有追问，但是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

“就是老张要死了，他想起了三天前饿死的老李，我比老李多活两天，多活三天，我值了。我觉得这种对自己生死之间的幽默态度，对我的震撼比前面所有的原因都大的多。灾难在任何民族面前也有，但用幽默的态度证明，这个事情发生得太频繁了。严峻通常让人变得非常麻木，更麻木地对付严峻，严峻就会变成比严峻更严峻，用严峻的态度来对付严峻，严峻就会变成一块铁，鸡蛋撞到铁上就粉碎了，但是你用幽默的态度来对付严峻，严峻就会变成一块冰，冰掉在幽默的大海里就熔化了。这个幽默的态度比严峻的态度更让人悲凉一些。”

合作催化剂：王朔的提醒与推波助澜

当年王朔将小说《温故1942》推荐给了冯小刚，才生发出电影《一九四二》。刘震云认为，王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他的认同，特别是对灾民的幽默态度的认同，是促使这个小说到电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这种有见识的看法传递给另外一个特别有见识的人冯小刚，就促使了我跟小刚的由小说到电影的这种合作。”

刘震云透露，尽管改编电影之路艰难，但不管是冯小刚还是他，从来没有对这个事情失去过信心，“因为我们跟作品里的人物，也就是饿死的300万人发生了血肉的联系，什么时候想起的300万人，心里是一个特别揪心和放不下的事，这是坚持下来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王朔也起着极大的提醒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去年年初，因为《非诚勿扰》系列有非常好的票房，冯小刚本想乘胜追击，继续拍一部喜剧，王朔却认为应该把《非诚勿扰3》给停下来，转拍《温故1942》，就是这样的提议和转折，起着至关重要的催化剂的作用。”

刘震云

三起三落：不堪回首，但天道酬勤

据刘震云描述，从小说《温故1942》到电影《一九四二》是几口气呵成的，有三起三落。“这里边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审查，有演员，有资金。这对任何一个导演都是考验，区别于其他人的，就是毅力。我觉得，说是不堪回首，但是天道酬勤，另外一个电影也有自己的命运，所以它在2012年来到这个世界上。”

刘震云坦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2012年把《一九四二》拍出来，可能会比1993年还要好。“1993年的投资才三千万，现在是两个多亿，那个时候不管是我们对生活的认识，对电影的认识，包括对1942的认识，和现在肯定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对生活的态度，有了积累再重新把300万人一个个打捞出来会显得更厚重，更仁慈，更善良，更柔软。”

改编过程：“走出来”的人物与情节

《温故1942》的原著里面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也没有气壮山河，没有人物命运的这种波澜起伏，所有电影需要的元素基本上都没有。一个没有电影元素的文学作品要如何改成电影呢？

刘震云认为，这就可能是冯小刚不同于其他导演的地方，可能其他导演要的是电影元素，而冯小刚要是电影元素背后的东西，比如态度，还不是作者的态度和导演的态度，而是作品中人物的面对死亡的，300万灾民面对死亡的态度，幽默的态度，是不是觉得只要有这种态度，电影的元素还是好找的。

“我跟小刚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一个就是用聪明人的办法，坐在宾馆里面商量出来一些人物，商量出来一些情节和细节；还有一种就用笨的办法，灾民走过的路线我们走一走，委员长走过的路线我们也走一走，白修德走过的路线我们还走一走，在走这些路线的时候看能出现什么样的人物，笨人用笨办法，我觉得《一九四二》让我跟小刚另外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特别笨，所以我们就用笨的办法开始走这三条路，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开罗，当走这些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剧中的人物，老东家，老东家的闺女、星星，包括他的老婆或者媳妇、儿子，包括他的长工栓柱，包括瞎鹿，老婆花枝，他9岁的儿子柳宝和5岁的女儿铃铛，包括像委员长，像白修德，像意大利牧师梅甘，都一个一个走出来了。”

刘震云坦言，这些“走出来”的人物跟编导在宾馆里“造出来”的人物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对1942的感情，他们对1942的态度，他们自己的态度，他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态度是融合的，宾馆里造出来的人物的态度是作者强加给他们。“试映的时候好多朋友说震撼，我觉得震撼不是因为作者和导演，是人物自己走出来的命运。一个作品里面的这些人物是自己在走路，还是作者把它当成了牵线的木偶，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有生命的，一个是没生命，在有生命的基础上，这个生命的态度跟观众的态度有时候在发生重合的时候，威力就像原子裂变一样，跟一个塑料的假人非常不一样。”

刘震云

取舍细节：人物不见面，态度见了面，需要创作者的见识

刘震云认为，该片最让人震撼的是几条线索之间的人彼此都不见面。“你看灾民这一块跟委员长这一块，然后跟宗教这一块跟新闻这一块相互之间人是不见面的。如果几个主要人物相互不见面，这在戏剧中成立吗？难道没有出现过的戏剧结构就不是结构吗？最后导演说可能这个戏剧结构好就好在这些人相互不见面，相互不见面的人共同做了一盆杂拌粥。”    

他详细解释道：“面对面，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给杀了很震撼，没见面就杀了，是比见了面杀人更震撼。没有一个人说跟灾民过不去，这些灾民怎么一个一个死掉？另外，蒋介石面对这场灾难的态度、日本人面对这场灾难的态度、新闻记者面对这场灾难的态度和灾民本身面对这场灾难的态度，几个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人物不见面，但是谁见面了呢？态度，这就是这个戏剧的结构的根本，当然像这种没有先例可寻的这种创作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需要的是创作者的见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小刚做的非常好，《一九四二》拍好是不奇怪的。”

对于原著中细节的取舍，如“人吃人”、“日本人给灾民派粮”、“灾民缴了军队的武器”等直观镜头，最后都未在电影中呈现，对此，刘震云解释称：“首先，我觉得这就是文字跟镜头的区别，文字的描写是间接的，镜头的表现是直接的，如果你把这些特别残酷的细节用镜头真实表现出来的话，不是创造者敢不敢做，而是观众敢不敢这么接受，我觉得不敢；第二，小说跟电影的根本区别就是篇幅，因为小说可以无限制写下去，但是电影的话90分钟，120分钟，135分钟基本上到了极限，你想拍下去，院线也不干，所以篇幅也是把一些细节给剪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怎么表现人吃人，你看直接的表现一个人吃另外一个人是人吃人，还有一个是几大层面和阶层的人，根本没见面，这些人死了，是不是对国民政府来讲也是人吃人？我觉得也是一种认识，我觉得杀人不见血，不见面的吃人是不是更严峻跟震撼一些。”

拍摄过程：剧组在严寒之下拍出大场面

在《一九四二》的拍摄过程中，刘震云去过几次探班，在探班的过程中，他发现冯小刚拍这部片子付出了从来没有过的艰辛，“不管是在山西拍，还是在东北拍，零下20多度，手和脚是冻麻的，手脚麻了之后，麻到五个小时的时候你的脑子也是麻木的。而且灾民这一块占戏量的70%，没有一场是室内戏，灾民的队伍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中国军队也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在凛冽的寒风下调度着片场的几千人，可见他的这种艰辛。但是的话从现在这种效果来看，确实这些辛苦和艰辛没有白白付出，因为再艰辛没有1942年本身艰辛，这是导演的认识，这是拍1942的一个认识的前提。”

由于拍摄时的疲惫，冯小刚在微博坦言再也不想做这种电影。对此，刘震云表示，这可能是导演在最艰辛的时候心中柔弱的一部分，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不但是导演说过以后不拍这么艰苦的电影，也包括我们的摄影师吕乐先生，这是中国特别大牌的摄影师，也说拍了这部电影就不再拍电影了。有一次下午5点多，吕乐带着摄影组还在拍轰炸的场面，因为冬天的5点钟天已经都快黑了，导演突然就问吕叔，还有光吗？吕叔看没光了，没光我们拍的是什么呢？导演脑子冻得都麻木了。”

他还提到另一件事，“剧本中有八个字，就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制片主任胡晓峰一见这八个字，脑袋都是乍的，为什么？每天如果是两千多群众演员，不说花费，就光用车给他们拉回去，群众演员经受不了寒冷，就跟逃兵一样的逃了，怎么把他们笼起来？所以他一见这个词确实跳楼的心都有。导演就问我，能不能把这八个字给拿下来，行，我换成四个字，就换成了四个字，漫山遍野，这个时候我们的晓峰主任倒是乐了，说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比漫山遍野还是少一点，我说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大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把这个片子给拍出来，我对从导演开始到每一个场工，每一个群众演员都表示极大的尊敬，是他们共同的艰辛和努力，让这70年前一个个在逃荒路上饿死的300万人又一个个重现出来。”

传达内涵：最主要的功能是情感

在《一九四二》之前，中国似乎没有一个片子去针对近现代史里面这样的一个灾难去做一部电影，刘震云认为，该片认识的作用肯定是有的，但不是电影的最主要的功能。“我觉得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情感，我觉得小刚有一次说得特别好，他就发现世界上的人是形形色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对世界的认识，但是所有这些人看了这场电影归结到了一点上，这一点已经超越了情感，所有人的变得善良。善良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定越过电影，回到了1942年灾民情感的河流里面，在这个河流里融为一体。如果我们民族的每一个人都能变得更善良一些，我们的民族前进的脚步会更快一些。”

对于“选择性遗忘”，刘震云认为，不能把它归结于民族的性格或是民族的劣根性，“仅仅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这种事太多了，太多的事就容易遗忘，比如我们每天都会吃午饭，但问你一年前这一天的中午饭是怎么吃的？你一定忘记了。当死亡在一个民族变得像家常便饭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遗忘就不仅仅是一个记忆的问题，他会成为一个态度，不然的话他们不就崩溃了？”

刘震云

【文学创作】

谈创作素材的积累：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

谈到如何积累创作素材，刘震云说道：“我不生产荒诞，也不生产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这牵扯到一个作者的创作态度问题。因为凡是说你要创造一个荒诞，创作一个幽默，也要创作一个绕，这个有极大的主观态度。作者的主观态度是世界上最靠不住的事情之一，最靠得住的是作品人物的态度，最好的态度是没态度，最好的创作是不创作，当你要创作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不创作什么是重要的。我在写完《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最大的改变可能过去是个写作者最后变成倾听者。”

谈莫言获诺贝尔：中国作家得奖很正常 无需特别惊喜

今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前刘震云在接受采访时说，“就像我哥跟嫂子入洞房，你没有感觉，只能祝福。”如今再次谈起此事，他表示，“我读过世界上各个民族作家的书，也读过中国同时代我的朋友的书，我觉得我这些朋友创作的作品不比别的民族作家创作的差，也可能中国在经济上比别的民族落后，在科学的贡献上比别的民族落后，但中国在情感的想象力和文学的想象力上还是有那么几个，十来个的人。我觉得中国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那么不正常的和值得特别惊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