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远接受凤凰娱乐独家专访

【与政府交往密切因资历和太平绅士身份】

凤凰娱乐：从您的从业经历中，我们看到您与政府交往比较密切。

吴思远：第一，我出道比较早，第二，我的身份，因为我是太平绅士，而且因为现在很多是政府官员，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看过我的电影，无论各方面我跟他们打交道更方便，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长期为我们行业做事，我是对我们的问题比较了解，尤其我是比较早进入内地去拍电影，对内地的情形也比较了解，所以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讲很多数据理由，就更有说服力。

既然自己知道的比人家多，给应该帮我们这个行业出力，尤其是看到香港电影在，不同的阶段，碰到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就是向政府争取很多的各方面的权益，或者是可以改善的地方。

因为我们非常相信香港电影对香港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在六十年代开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时候香港电影可以说是在东南亚是风靡一时的，我们拍了很多很经典的电影，也培养了很多艺人，我们希望这个传统一直继承下去，尤其是我们有了导演会的组织以后，我们做很多事情更有有条有理，而且我们更有号召力。

【缠着特首董建华在CEPA中加入电影条例】  

凤凰娱乐：我们知道今年是CEPA协议签署第十个年头，您其实是第一位去到内地拍片的导演，但当时可能还没有CEPA这样一个协议，应该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当年您能回忆一下遇到过哪些困难，或者说到了近十年来，有了这样一个协议的保证，可能会给香港导演，会最实际带来的一些利益会有哪些？

吴思远：因为香港电影。我是比较早进入内地拍电影，当时在CEPA以前，那个合拍手续非常复杂，而且跟现在完全不同，以前我们进去拍电影，比如我当年拍的黄飞鸿这些系列，《新龙门客栈》、《青蛇》、《宋氏三姐妹》，都是跟某一个制片厂合作，表面上合作，其实是拍完以后，内地版权是要送给他们，他们出一点点的劳务费。

所以当时可以说是进去拍电影的人不多，我们进去也不是单单为了这个市场，而是为了取景方便，因为香港地方很小，你拍武打片根本没地方，台湾、韩国，我们都已经拍的太多了，所以能进入内地拍动作片，我们觉得对提升电影的水准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内地的收入版权，当时内地的其实是并不是很好，但是香港电影他们非常欢迎，直到十年前。

CEPA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种支持，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当时我就希望CEPA能包含电影，当时香港已经开始非常不景气了，因为东南亚的市场的萎缩，就变成香港电影大幅的滑坡，每部戏只拍十来天，有些甚至八九天都有，这是我们非常忧虑的，我想如果没有内地的市场肯定是香港电影会越来越滑坡。

我就跟当时的董建华特首就提出了这个要求，希望能不能CEPA包含电影，董特首也知道，他说这是非常困难，因为这是跟意识形态有关系的事情，CEPA恐怕不一定能包含电影。结果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缠着董特首希望他努力努力，结果董建华特首就成功地为我们电影争取到CEPA，就是合拍的条例，还有香港电影进口的条例，这些优惠替我们香港电影可以说打开了一扇大门，随着开始就有很多很多大片，这个十年里面香港电影公司跟内地合作。

这个市场大大的增强，加上内地电影院的纷纷建立，所以这个十年CEPA对香港电影还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回想起来，这也是我为香港电影做了一点点贡献，最主要就说两地的合作渠道畅通了，其实是双方得益，香港电影得到了更大的空间，内地也学到了香港电影的工作方法。

吴思远接受凤凰娱乐专访

【《狮王争霸》改变国产电影利润分配制度】

凤凰娱乐：为促进两地的合拍，您还做了什么？

吴思远：其实内地很多事情我都帮助在做。现在内地发行的制度都是我当年提出来的，否则的话，大家没有看到那么蓬勃的电影发行制度，从《狮王争霸》开始，《狮王争霸》就是我监制的电影，中国电影要改革，要走出这步，一定要来一个大改革，不能被中影垄断。以前那个电影就是，制片厂拍完了给中影，中影去卖拷贝，卖了拷贝，分一点钱给电影制片厂，那电影怎么会发展呢？

所以我当时跟有关领导说这样不行，领导让我介绍国际上的方法。我就跟他讲，电影一定要生长，如果你卖座了，大部分钱到制作人手里，他可以再做，再拍更好的电影，如果你全部给了中间的中影公司，制片厂只分几十万，但他们没有一两百万是不可能在后面再做大投资的，所以他说好，就从你的第一部《狮王争霸》开始，我可以说是对中国电影做了很多贡献，其中这是一个。现在想起来也蛮开心的，不知不觉做了很多事情，而且看到成果，所以我现在看到内地的电影卖座，不单是我电影院票房好，我就觉得当年我做的事情，今天看到成效了，以后也许人家都不记得我的功劳，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就很高兴。

凤凰娱乐：在CEPA之前，就像黄飞鸿系列的时候，大概80年代中期，您当时北上拍摄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吴思远：当时其实对我来讲，因为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条例，合拍各方面，手续比较烦琐，内地因为没有习惯的工作方法，所以两边拍电影，讲是讲合作合拍，其实都是香港人在做，我们带了所有的香港的演员跟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我们在做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跟现在是完全不同了，随着CEPA条例实施，我们进出海关人员都简便了很多，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条文，而且现在合拍条例不断的在放宽，比如在人数，两边对等的人数，各方面都慢慢放宽，根据剧本的需要，可能内地的演员，或者工作人员多一点，或者香港的多一点，都无所谓，不像一开始那么严格的规定，所以现在可以说是成绩还是很好的。

【大陆电影审查制度繁杂，香港导演难免拍出烂片】

凤凰娱乐：但其实这一两年有一些报道，我们都看到，近十年，虽然这个条例放的可能宽了，北上导演的越来越多，但可能的影片的质量上面，就不像以前，或者纯港片那个时代那么有保证了，可能大家会觉得作品的质量是良莠不齐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甚至有的人直接说，有一些导演北上可能完全是为了掘金，完全抛开了影片的质量。

吴思远：其实香港电影一般来讲还是水准比较高的，有少数的肯定存在问题。但劣质电影不要说是在香港，在任何地方都会有。合拍片也不例外，因为合拍的，我们香港导演要适应内地的工作环境，这需要一个过程。在拍摄武打片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因为这没有一个审查的限制，一拍到时装片，或者我们擅长的警匪片，诸如此类，我们有很多电影很不适应，就施展不出他的看家本领。

因为我们要适应内地的检查制度，还有他有很多范围是不能拍的，比如以前像内地警察不能是坏人，公检法不能碰的，少数民族的题材，我们也不能碰，宗教不能碰，婚外情不能碰，有些道德问题的东西也不能碰，所以对香港人来讲，可以说是他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难免的有一些电影是拍的水准比较差。

但是可以说，绝大部分，尤其是古装片、动作片，香港导演拍的电影还是水准很高的，我希望我们香港导演能够慢慢的适应内地的市场，还有审查的一个要求，另外也尽量利用内地的资源，这个资源包括编剧、人才。比如你拍时装片，有些对白，就必须要请内地的青年朋友来写，这样会比较接地气，观众会有好的反映。所以我们香港导演现在应该也明白，香港导演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融入大中华的市场里面，在那么大的市场里面尽量来发挥我们的才华。

凤凰娱乐：在您的印象中，您觉得这十年来比较突出，能够被两岸三地认可的这种北上的香港导演是哪位？或者说这十年来比较成功的北上的香港导演是哪位？

吴思远：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导演都是很成功的，比如徐克，刘伟强，陈嘉上，叶伟信，都拍了很多很好的作品，甚至现在王家卫拍了《一代宗师》我也觉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我们香港导演在内地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当然在拍电影，总是也有失手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成绩还是主要的。

因为就算他们全部电影在香港拍，有时候也会成功，或者有些不成功的，所以我们拍摄好坏不是以到内地拍来决定的，还是取决于你取材怎么样，故事好不好，还有你当时的一个放映商业环境。所以我是期待我们香港第二代导演也能适应到内地去拍电影的这样一个环境，让他们更好的融入我们内地市场，因为这个市场实在太大了，我们去年全国有170亿票房，国产片有将近一半，差一点点，那个比例是很高的。我们香港市场是太小，才700万人，每个人都看也没什么作为，所以我们对内地市场非常重视，怎么样好好把握这个机遇，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吴思远获得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电影功能不能本末倒置，娱乐化并不是一个不好的概念】

凤凰娱乐：前两天采访一个内地社会学的评论家，他感觉香港的电影，不管是合拍片还是港产片，这十年来让他感觉非常娱乐化，而不像以前的那些作品题材那么宏大。比如您早期的作品，像《荡寇滩》就是以中日抗日为背景。可能近些年这种片子越来越少，更娱乐化，或者说古装片比较多，像陈嘉上导演这两年拍的作品，在他看来，可能在题材上不够那么的宏伟、壮观，那您怎么看香港电影关注的题材和变化？

吴思远：香港电影其实一向都是多元的，我想每一个时期都是同样的，里面拍出很多很好的电影，但是肯定我们是娱乐为主的，所以娱乐化并不是一个不好的概念，我想这是首先我要指出来的，香港电影本来就是以娱乐为先，而且90%都是娱乐，甚至有少数的一些涉及到中日的问题，也是以娱乐为大前提的。所以我们要纠正一个观念，因为内地跟我们的想法不同，内地以前拍电影，就是要有一个教育人的功能，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观众一生接受学习、教训，或者在单位里面开会，听报告，已经够学习的了，那么你看电影的功能就是娱乐，不管是怎么样类型的，武打片，爱情片，或者搞笑片，都是以娱乐为主，如果你的电影拍的比较有深度，除了娱乐以外还是引起人们一点思考，那是最好不过。但是我觉得不能本末倒置。所以说香港电影娱乐化，我觉得讲的很片面，因为一向都是娱乐化的。

至于说古装片多，那是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进入内地，为了避免审查的制度，因为你拍时装片非常敏感，假如说我们对社会有一点不好的现象，来谴责，或者是说明一个问题，往往这电影就觉得不太适宜，虽然现在已经越来越开放，但是始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难题，我们真的不太容易把握分寸。譬如我当年拍《廉政风暴》，内地现在要拍一部这样的，警察大规模贪污的内容，这个肯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大部分的电影就选容易走的路，就是古装片。

其实内地现在审查制度越来越开放了，有很多以前不能碰的，比较敏感的问题，现在都已经可以来拍了，我想慢慢地，香港导演会接受到这个信息，我想会拍一些关于现在年轻人的生活题材，他的烦恼，或者是他的喜乐。因为拍娱乐电影往往是香港导演的长项，我们看了很多内地一些电影，很卖座的电影，我们觉得这个我们以前都拍过了。当年我们香港拍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搞笑电影，讽刺电影。我记得当年看《疯狂的石头》，我一看这个我们老早拍过了，就算现在《泰囧》，很卖座，也是我们以前都拍过类似这样的电影，甚至《北京遇上西雅图》这样的类型，我自己都拍过，当时我监制了一部叫做《台北吾爱》（又名《姻缘道》），何藩做导演，这个是几十年前了，故事是一个台南的女孩子到台北来找他的男朋友，怀了那个男朋友的小孩，结果也是碰上一个计程车司机，也是那个司机来帮她，两个人慢慢产生感情，最后那个男的也出现，最后她还是愿意跟那个司机好，这样的题材，我们大概三十年前就拍过了。所以怎么拍娱乐电影，香港导演是一个强项，只要他了解了内地的生活习惯，有语言，我想一定会拍摄出去很好的作品。

【心态年轻不办70寿宴内地开电影院支持同行】

凤凰娱乐：明年您也该70岁了，因为今年金像奖我们过来，曾志伟60岁，然后办大寿，成龙前两天在活动上也说，明年60岁，要办大寿，那您70岁，有没有打算办个大一点的寿宴？

吴思远：没有，我不但没有这个想法，而且常常故意地去回避这个想法，我在60岁的时候有人说，我们给你做生日，我说千万不要，我听到60我都怕死，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年轻，60了，简直是恐怖的年龄，所以我都回避，那么现在到70了更要回避，我觉得生日不生日，这个都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说，在我自己来讲，你为这个行业付出过什么，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常常讲，一个人的成就是你自己个人的，你赚了很多钱，或者你非常红，你拍了很多好片子，得到很多荣誉是你自己的。那你有没有为这个行业，用这个社会，利用你的地位，利用你的知名度来做一点贡献，我想这个才是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不会做，其实大寿对我来讲是一个压力，我从来没想到我怎么一转眼就70了，我还以为自己40、50岁，因为我以往几十年一直在奔波，时间过的很多也不觉得，一回这里一回那里，甚至到现在还是跑来跑去，我在内地搞的电影院搞得很成功，我一直在忙，一直也是帮很多新导演看看剧本，跟他们提出一些意见，诸如此类，或者帮他们发行，有些导演打电话来，你的电影院支持我一下，我都在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最好年龄的事情回避一下，还是希望能看我们中国电影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还有我们香港电影面临什么问题，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为我们这一行服务。

吴思远为金像奖拍摄的特刊写真

【李小龙故居今年有望对外开放】

凤凰娱乐：然后前两年的时候，您还一直在促进申请办理李小龙的博物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搁置了是吗？

吴思远：不是博物馆，是李小龙故居，屋主原来想捐给香港政府，后来有一些原因，谈崩了，那么为了这个故居，我自己个人，还有我们总会花了很多经历，去收集了很多资料，故居怎么布置，怎么陈设，材料都掌握地很齐全。我想交给我们总会来管理，来运作，我们想把它恢复地跟原貌一模一样，作为香港一个旅游景点。如果说星光大道很喜欢去的电影，那我想李小龙是一个国际性的，更多的国际游客会来，所以这个心愿也是我现在希望能做到。

凤凰娱乐：因为今年是李小龙逝世40周年，今年有可能成功面向大家开放吗？

吴思远：我是在争取，我跟政府也提出来了，你就把它买下来，没多少钱，而且意义非常重大，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可以讲的是，我们去年完成了一部李小龙的纪录片，也是我们总会做的，我做监制，因为我想我做的会比较方便，当时是为了在李小龙故居来放映的，我们访问了所有跟李小龙有关系的人，包括朋友、学生、亲属，跟他合作过的伙伴，他的红颜知己，太太加亲人，花了两三年时间，尤其是花了很多时间搞电影片段的版权，做得很成功，因为我们当时拍的时候不能当电影放映，是作为一个文献，去年我们总会这一件很大的事情，花了很多经历，我们去年也曾经放过，在电影院放给那些参与的，被访问过的人一起来观看，大家都觉得这是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否则过了几十年以后，就没人会很有系统的，很有权威的讲李小龙的这些事情，我想我们这部纪录片是最权威的，我们可以说是一网打尽，所以我非常高兴能为香港的历史，李小龙的一个传奇留下一部很完整地纪录片。

凤凰娱乐：这个纪录片我们有机会看到吗？

吴思远：以后都会有机会，因为比较长，我们把它分为不同时间的片段，会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今年会有李小龙纪念的一个展映，他会陈列很多的东西，其中有片段我们在里面播，因为这是属于我们香港人的私产，所以我真的非常高兴能为香港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从香港得到很多，从电影得到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回馈，应该为我们香港的电影做更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