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杜笃之在台北工作室接受凤凰娱乐专访

杜笃之是行业人士眼中典型的技术派，校园女生口中常提到的理工男。他们常常看似无趣，专注技术，行动第一，不善言谈，也因此往往有大志趣和大作为。搜索引擎提供的百科资料对他的描述足够详尽，杜笃之“为台湾新电影运动几乎所有主将的电影录过音，是具有世界级水准的电影录音师。”对影迷而言，TU Duun Chih”意味着极强的技术含量和质量保证。

在杜笃之台北工作室采访的2个小时里，人来人往，都是生意。我们常常被各种杂音扰乱分神，杜笃之则安之索素，专注于访问。对于我们的每一个采访要求，他都频频点头“好、好、好”。其衣着朴素，脸挂微笑，如同邻家大伯。生活中的质朴与成就的辉煌，反差巨大。也如同他与杨德昌的关系，一个低调，平和，一个高调，极端，却始终相知相惜，五年后再谈及当年共事细节，他或是抚掌大笑，或是低头叹息，“当我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都会看着他的那个照片，我总觉得说他有在我的周围，然后继续支持我”。

杨德昌在去世前几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候，这么评价杜笃之：“台湾电影之所以具有一流品质、成为一流品牌，是因为有这个心，有这个兴趣，爱这个东西，想要做好它；你一定会碰到问题，但会解决；好好去做，其他的其实都不是问题，都会过去的。杜笃之就是最佳例证，他已经建立起他的品牌，你说台湾电影工业不景气，可他却忙得不可开交。”杜笃之获得戛纳技术大奖的那一年，杨德昌也是这般说服评审团的。技术有很多层面，台湾不大，电影工业规模小，但能专注自己的领域，拥有努力做到最好的那个心，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鼓励吗？本期杜笃之专访，要揭秘的就是这位台湾新浪潮电影干将奉献的技术派报告。 

工作理念：“能够做每一种不同风格导演的电影才叫做专业”

凤凰娱乐：好多人都喜欢叫你杜哥。

杜笃之：其实叫杜哥就可以听得出来这个人在电影圈的辈分。早年呢，杨德昌他们都是叫我小杜。二十多岁我就认识他，那时候他大概也是三十出头，刚从美国念电影回来。有一段时间呢，大概自己老了，就变成杜哥了，然后他就随着大家叫杜哥。

凤凰娱乐：他叫你杜哥，是不是也因为你们俩平时会比较亲密，然后很多话就比较随意，？

杜笃之：的确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关系，的确会有。

凤凰娱乐：你曾经为台湾新电影几乎所有的干将都录过音，能和这些风格和性格都不太像的导演合作，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杜笃之：我总觉得说，我是一个专业的录音师，那我得要能够做出每一种不同风格导演的电影，我才叫做专业，要不然我就要变成只是某一种风格的录音师，我要能够做出各种，所以我得勉励我自己，你要去认识每一个人，去了解他是哪一种风格，可以配合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我把它当成是一个挑战。

那也很幸运，就是说在新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谈不上太多风格，我们对这个风格这个名词其实很模糊的，我们只是想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其实那个做好的过程里面，你慢慢的会发现，有一些导演做出来的东西，比方说是理性的，有些导演做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感性，所以每个人都慢慢做多以后就产生了风格。

图为凤凰娱乐6月29日推出的杨德昌特别策划特辑之台湾电影30年，其间有此次采访杜笃之的大量影像资料。（点击图片进入专题）

《一一》拍摄现场，左三为杨德昌，左四为杜笃之。（图片由张洋洋独家提供给凤凰娱乐）

和新电影时期的导演结缘：我们大家都想要做一些改变的尝试

凤凰娱乐：你最早和杨德昌结缘是基于一个什么状况？

杜笃之：我跟他算是结缘很巧。我在“中影”这么一个大单位、大公司里面当一个录音助理，那也是训练了五六年了，也想要有一些突破，想要有一些改变，但是就没有导演支持，或者是没有机会。像杨导他们，就是刚从美国念电影回来，他们也想要做一些改变的尝试，但是他们也碰到一些阻力，也做不成。那我们这两方呢就很巧碰到了，认识了，然后一拍即合。就是大家都想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只是大家都还不知道这事情到底要怎么做才会做的很好。所以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都摸索，就是说我们这个改变是要朝哪一个方向或者说怎么改会比较好呢，那个时间我想要做的所有改变的这些尝试，我都会跟杨德昌导演请教，跟他讨论，甚至于他会跳进来会帮我做这个东西。

比方说我们想要录一个什么声音，那时候音效资料库里面其实非常少资料的。那我们想要一个半夜车子那种划过去的那种轮胎，安静的感觉，这个安静的感觉其实不容易录到。然后我们两个就开一个车，在阳明山山路上面绕来绕去，就是想要找这个氛围，找这个状态这样，搞了一晚上还迷路了。

那时候，他们就是会跳进来帮你，或者是解决这些问题啊，或者是支持你做这个东西，或者跟你聊他的看法和他的想法，包括其间人的感觉啊，自然的那种现象，物理的现象，这些东西都是讨论范围。

凤凰娱乐：杨德昌导演知识面很广。

杜笃之：对，对对，他其实是做理工出来的嘛，所以他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他也很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包括DIY做很多东西。他的公司跟一个木工厂一样，他所有的刀、锯子、什么铲子，这些全部他都买得很整齐，在拍片现场缺了什么，我们自己，副导演，就开始当起木工来了，我们是这样子在拍片。

凤凰娱乐：您出生在安徽芜湖吗，外省第二代？杨德昌生先生好像也是，但他是在大陆出生的。

杜笃之：是，是，是。

凤凰娱乐：你们之间的共同点，或者说你们一直能合作，你觉得比较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杜笃之：我到觉得跟这个没有那么直接的。

凤凰娱乐：没什么关系。

杜笃之：在台湾其实是没有这些，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实际说你在聊起小时候生活的时候呢，有很多是共同的经验，这是有。比方说家里面，或者是你邻居的状态啊，像牯岭街里面的邻居，隔壁住的是广东人，后面可能住的是山东人，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语言都多多少少各地的方言都会说一点点。像牯岭街里面小四家里面爸爸妈妈讲的是广东话，那出去以后跟人家那些近村的小流氓混太保的时候讲的又是四川话，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大家共同的生活经验。

凤凰娱乐：那就是说实际上还是来自于创作理念上的一些共性，能够让你们一直合作下来。

杜笃之：对对，这个比较是。 

创新的动机：还原真实——演员应该有自己的特质，有自己的声音表现

凤凰娱乐：回到那个时代的创作氛围，能否描述一些细节，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氛围，能够让导演能够专注去产生这么多佳作。

杜笃之：在当年大家都把他们叫做新锐导演，就是新的新人，然后又有新的想法，包括摄影的风格，光影的用法，声音的表现都跟以前很不一样。那我就是很幸运。我就是负责声音的表现。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做非常多的改变，不敢说创新，但是改变了很多对声音的看法和要求。

比方说，早期在新电影浪潮之前的台湾电影，几乎每一句，每一个演员的对白声音都是相同的，因为都是同一个配音人，配出来的声音。最有名的像秦汉，秦祥林，你去看很多他们演的电影，这两个演员的声音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都是同一个人配音的。女主角，比方说林青霞，她们的声音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这几个配音员配的。

那我们其实是想要改变这个，也就是说演员有自己的特质，自己的声音表现，导演当时会觉得这个戏演的很好，里面有一半的影响是他的声音，你可能是受他声音的感动，而觉得他这个片段录得很好。但那时候这很荒谬，声音并没有延续，并没有带回来，没有得录音，你只拍到他的影像，回来还要找另外一个人，因为那个人的声音比较好听，或者那个人的口齿比较好，讲话清楚，所以找了另外一个人帮他重新配音，然后你感觉就是不像，或者配的不准确，或者是什么。

其实那个情感的表达，落差蛮大的，所以其实后来也是用配音的，但是我们是找回他自己回来配音。比方说，像张艾嘉她就自己来配，好像《海滩的一天》里面所有的声音张艾嘉自己配了很久的，我们配音配到就是希望她连吞口水都要照那个节奏配出来，你吞口水可能会吸一口气才讲话，我们要求这些声音全部都要配出来，你讲话的那个律动，那个节奏才会跟原来完全一样的，才会还原回那个时候的状态。

我们早期对所有人那种环境的背景声，几乎都没有的。我们就开始在搜集，去寻找，因为资料库里面没有这些声音，所以每一部电影我们都要列一张清单，然后花很多时间需找这些声音，然后把这些声音再放回电影里面，让电影里面的场景还原回那个真实的那个场景状态。包括一些空间感的那种制作，早期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碰到很多困难，因为我们其实并不懂，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做，然后呢你必须要有人支持你去做，支持你才做得下去，因为你多工作一天，多工作一个礼拜，你的那个老板压力就来了，就是希望你赶快把它做完。但是那个时候像杨德昌导演他呢，就是很支持我做这个事情，所以在背后呢就是一直支撑，就是有压力的时候他就去挡，然后让这个事情可以做成，让我们的理想可以实现。

凤凰娱乐：这种创新，是为创新而创新，还是确实你们觉得核心来自于，谁更有助于诠释电影本身？

杜笃之：也就是说，我们当然是想要把这个东西改变，想要创新，但是创新的目标，目的并不是说只是想要改变，而是想把它变好，把它变得我们觉得自然，觉得更真实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不只是在对白上面努力做这件事情，我们还在音效上面，在一些配乐，观念上，我们自己在一直调整，一直在检讨这个东西。而这个过程包括，我几乎帮别的导演做东西的时候，我也会找杨导演讨论，就是我最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还要做个什么东西，我跟他讨论这事情可不可行。他有时候会过来看，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他就会跟我讲，包括说好像还可以做点什么，然后我们就会来做一些改变。包括比方说，你可能碰到很多阻力，这阻力来自于你周围的人不愿意跟着你这么累，那他会想，他会在旁边支持你说，你坚持一下，你要这样子。那你常常得到他这样子的人，尤其在我的心里面是很崇拜的一个导演，一个你很佩服的人支持你做这个事情，其实那个力量非常的大。

图为侯孝贤主演的杨德昌导演、杜笃之录音的作品《青梅竹马》的剧照。

 
图为凤凰娱乐6月29日推出的杨德昌特别策划特辑,其间有此次采访杜笃之的大量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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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合作者：侯孝贤教我为人处世　杨德昌能带我进入创作新境界

凤凰娱乐：你刚才说，杨德昌是影响你最大的两个人之一，另外一个是侯孝贤，对吗？

杜笃之：是。

凤凰娱乐：他们俩对你的影响方面有什么异同吗？

杜笃之：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像侯孝贤导演呢，他影响我很多对人的那个态度，就是做人处事的方法，他拍电影，他是导演，但他对演员的那个态度啊，对这个的事情看法其实是有他个人的风格。比方说，故事发展到这里，他觉得这个人应该要怎么处理，但他不会去限制演员，你一定要怎么演或者是怎么样，他只是把这个的场景设定好以后告诉演员说，今天演的是大概什么事情，他们自己就去安排，自己就去弄。然后，你可以看得到他给演员很大的空间，也就是说他对朋友之间，他是给朋友很大的空间，他不会去压迫一个人说你一定要照着我的想法做事情的。所以，早期呢我们可能比方说找一个合作的对象，我们常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想要找一个可能比较划得来或者是比较便宜或者是什么，或者说这个合作过，下次想要换一个人看看。那侯导演就讲说，这个人跟我们合作的很好，我们没必要再去试别人。你工作久了以后呢，就会产生一种认识，这个认识呢，就互相就会有信任，然后就这个良性的循环就产生了。所以他周围就有很多朋友，大家对他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就是相互信任。侯孝贤我从他那边学到很多这种跟人之间相处的一些道理。

那杨德昌就用不一样的方式，有的人就觉得他很难相处，或者是他脾气很不好啊，或者是怎么样。我都不怎么看，我是很崇拜他的。我从认识他，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导演跟很好的一个领导，领着我们做事情。所以我是很佩服他，所以我们看他就变成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好的，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其实是常常比我们先知，比我们早看到问题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会很敏感，因为他很敏感，大家又没有知觉。

凤凰娱乐：就是你刚才说到的杨德昌导演可能会比较敏感，因为他具有这种先知的这种看法。

杜笃之：对，对，对。所以我们一般人都还没有看到这事情可能会出问题，他其实已经到快要爆炸的边缘了，他非常敏锐这样子。如果不知道的人就会觉得，哎他又要发脾气了，他又要怎么样了，其实是有原因的。我是这样看，因为一个人这么敏感，所以他拍出来的电影，他的说法会让你觉得，对啊，是这样子啊，或者是他超过你的想象。所以他可以给你刺激，他可以带你到一个新的境界，是你没想到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所以我其实是很欣赏他的脾气。但有的时候这个脾气会影响到工作了，那我在现场呢，还有一个责任就是看到他快要发脾气了，我就把他拉走，因为他很听我的。到后期的时候我们其实因为十几年的工作伙伴，所以在现场他非常听我，我有的时候就可以把他带到旁边，哎你不能再发脾气了，再发脾气要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跟他说这个。所以他也不是说一个不能说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人，他相信的你的时候他就对你非常听从。 

创作的快乐：互相勉励努力捕捉和呈现最好的声音细节　

在都灵影展终于听到了所有的细节：“哎呀好舒服啊”  

凤凰娱乐：你们的关系应该是算非常近了。

杜笃之：算是，算是近的。

凤凰娱乐：我们就看过他在台湾公视的一段采访，他提到了你，说他会为你们争取，只要在他可以做到的情况下，但前提是对你们要求严格，这种严格的结果，他就说，比如杜笃之现在就是全台湾、全亚洲最好的录音师、音效师。我不太知道您当时看这段话有没有一些特别要跟我们分享的。

杜笃之：其实私底下我们就是，在挫折的时候都是互相会勉励的。比方说，我们早期的作品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做得很好，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在电影院里面老是看不到这些东西，老觉得在电影院就是没办法把我们做的一些音效都放出来这样子，那个时候其实蛮沮丧的。

那我们就是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版本，自己保留。没有对外发行的，发行公司也不理我们这个，所以我们为了自己的作品就自己动手拍DIY自己做。每一部电影我们都可能做了两三卷，我一卷他一卷我们自己留着，朋友来之后放给朋友看，说看我们作的东西是这样子的，你平常其实在外面看都是看不到的真实的东西。

但是有一次我就收到一张明信片，是杨导演从都灵影展看完电影的当下，非常兴奋买一张明星片写了一堆东西，寄到台湾来给我。其实我们收到，他都回来了，但他当时是非常激动的。他说，我们所有的在台湾做的这些细节，这些细微的东西在都灵影展，全部都放出来了，都让观众听到。我们就觉得哎呀好舒服啊。

我们以前都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困难的，包括放映的系统，包括很多行政的问题，很多东西其实是非常挫折的。但是，他就是可以，很笃定的，带着我们，一路这样慢慢的走，慢慢走，走下来。然后我们不停的想要把东西做得更好，不停的想可不可以再有什么空间可以让我们发挥。

图为杨德昌拍摄《一一》时候的现场照片据演员张洋洋介绍这时候的杨导黑面是因为生气了。（张洋洋独家提供凤凰娱乐使用）

图为杨德昌2000年戛纳电影节携《一一》剧组亮相。（张洋洋独家提供凤凰娱乐使用） 

杨德昌的坏脾气与数位化： “像这样子个性的理工背景或者是这样个性的人，其实还是有，但是讲起来他就是最厉害的那个”

凤凰娱乐：杨德昌导演在选合作者的时候，你觉得他有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是一以贯之，基本上没怎么变？像侯导演跟你说，他可能用过这个人，他对情谊的看重，他有可能一直会用，他是这么一种合作者的标准。

杜笃之：他其实也是，因为像我跟他合作就是第一部开始然后一部、一部这样下来的，那我也发现，他也不是常常会跟一些陌生人一起工作，他也是希望身边的人都是熟人。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人他可能做一做就离开了，我们的看法都是，他们其实是受不了了，可能受不了他的脾气。

凤凰娱乐：他的脾气有多不好呀？现在都是听说传闻了，但是其实都不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杜笃之：我都不觉得他是，那种脾气不好。比方说现场有什么人做错事了，他就会很不高兴，但是那件事情对他来说，他的不高兴是因为他认为可以不用犯这个错，为什么会犯这个错，他是为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只为了发脾气，他这里面是有原因的。那我都不觉得这些事情，是无中生有就是没事他就来发个脾气耍个赖，他不是这样子，只是有事情发生。

凤凰娱乐：并不是情绪化的人，对吗？

杜笃之：对，他不是，他不是情绪而是被动的，他情绪是被动的引出来的这样子。

凤凰娱乐：你说过他是一个很数位化的人？

杜笃之：因为他对很多事情就是分析，然后把它拆开，然后最后再把它组织起来，但是那个组织起来的东西是一个经过他筛选过的东西。但是他可以组织成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氛围这样子。这个事情就好像说，我们说数位化，这数位化就是说明明是对一句对白，一秒钟的声音，那我们可能把它切成48000个小点，然后组织成一秒钟的声音这样，就好像我们在讲这个故事一样，你把它拆成很多个小事情以后，最后这些小事情放在一起你看完了后，你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印象，就组织成一个事件这样子。他呢很会处理这方面的东西。常常我就看他的故事，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他跟我描述他的想法的时候也是，我常常要听很久才知道说，原来他想要讲的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才组织说，原来，因为他刚开始跟你讲的时候会这个讲一点那个讲一点，再讲一些其他，哇，都是一些很不相干的东西啊，现在终于知道，原来他要说的是这个事情。他就是会用很多比方或者是用很多其他的情来诠释、来描述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凤凰娱乐：这跟他的理工科背景也有关系吧？

杜笃之：有一些关联的，这个东西是很逻辑的东西，我有看过他写的剧本的那个方式啊，他在黑板上画很多方块，比方说这个人出门碰到什么事情，后来又碰到谁又怎么样了，这个中间还要加一个谁的事件，这样他就把这些东西每一个事件做一个方块，然后用一个线把它连起来。那他在检讨这个故事是怎么说的时候，他会去改变这些线，或者是这些方块的位置，那这个事情不要在这里发生，这个事情可能拿到后面来发生，那这样或怎么样，他就一块一块移来移去的，非常逻辑性的东西，很有趣。

凤凰娱乐：你合作的导演中还有谁，你感觉还跟他比较相近的？

杜笃之：唯一我都不敢讲，因为像这样子个性的理工背景或者是这样个性的人，其实还是有，但是讲起来他就是最厉害的那个。 

杨德昌很义气：“我要把你们通通带出来，跟我一起见识这个作品对外发表的荣耀”

凤凰娱乐：我看过一段讲述说，他曾经请《麻将》剧组整体去参加柏林电影节。

杜笃之：是。

凤凰娱乐：这个能具体说说吗？因为这和我们想象的他不是特别一样，好像蛮外冷内热的。 

杜笃之：他其实非常内热，是很热的，他是这样子，他跟朋友在一起，他只要不拍片，他是没主张的，他听你的，今天吃什么啊，我们去吃炸酱面，走啊，走啊，他不是自己会很有意见的想要去改变人家的，但是他拍电影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这个事情我一定要这样做，有些事情一定要那样做。

凤凰娱乐：得听他的。

杜笃之：得听他的，但是私底下其实是非常nice的一个人，连过年的时候，大年夜打电话来给我拜年。我太太就很惊讶，应该是你打电话给人家拜年，怎么会是他打电话来给你拜年呢，你知道吗？但是他就觉得这是哥们吗，他没必要端着一个架子在那样等你来，他就是很低姿态，可以很低，然后他自己有什么心事他也会打电话来给抱怨，或者是电话来讲，有什么好吃的，你来呀、来呀。那个柏林影展的时候，能够跟着他把这个事情做完的，他其实心里面是有一份感激的，很多人没做完中间可能就有什么问题就离开了。他总觉得说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把这个事情作完，中间能够忍耐他这么久的，他总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了，我要把你们通通带出来，跟我一起见识这个作品对外发表的荣耀。他其实非常尊重这些跟他长时间工作的伙伴。

凤凰娱乐：那其实你跟他接触的过程中，他平时他会讲闽南话和客家话吗？就是台南的语言。

杜笃之：会呀，会的。

凤凰娱乐：他是不是习惯更多说英语多一些。

杜笃之：倒也不是，因为他语言没有障碍啦，他就是碰到讲英文的他就用英文，基本上在美国留学很多年嘛。然后，在台湾呢，那种很中下阶层的他也跟人家打混呢，家里又是讲广东话的。所以就是什么语言他都说，像我们《牯岭街》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几句四川话他也可以讲一讲这样子。

凤凰娱乐：他对后辈的鼓励和提携，好像还蛮多的。你拿到戛纳大奖那一次，能说说吗？

杜笃之：其实这事是从他的嘴里听来的。他跟我讲的，因为当时我得奖的这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同时间提名的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很大的公司，那评审的会议里面就有人提到说要给他们这个公司颁一个特别技术奖，杨德昌就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你们奖励这些公司，这些公司有接不完的案子，用不完的资源，非常庞大的资源，他们有影响啊，但是台湾有这么一个人，他讲我这样，就是长时间在每一年戛纳会进去，华语电影里面每一年我都有我的作品被选进去，他说不如去奖励一个这样子的工作人员，经过他这番话，在表决就通过了。

凤凰娱乐：其实我们没有解释过他对那种真诚的东西，最坚持的东西还是非常看重的。

杜笃之：他看重这些，他可以影响人家，这也许在他的电影作品里面会有，他包括拍完以后，他会整组人带去参加的国际影展这么大的活动，包括就是，他会帮助朋友你知道吧，就是，类似这种两肋插刀来帮忙的。

凤凰娱乐：还蛮义气的。

杜笃之：就是很讲义气的一个的人。他其实非常有热情的一个人，那他也不怕得罪人。

图为杜笃之在台北工作室录音棚接受凤凰娱乐颁发的特别报道顾问证。

 图为《一 一》宣传照，右边第一人为杜笃之（图片由张洋洋独家提供给凤凰娱乐）

每一部电影技术困难不一：我们不停在留问题给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做的更好

凤凰娱乐：实际上在你跟他合作这么多电影中，你觉得哪部可能说是制作是最困难的，从录音的角度来说。

杜笃之：其实讲起来是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就是条件不一样，我跟他做那个《青梅竹马》电影的时候，等他剪好要给我，到他要上片好像是只剩下10天，我们就得要充分利用这个时间。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算盘就是说，演员来配音我不能让他随便配一配，我们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配对白上面，让演员呢可以专心把事情做好。那因为这事情不能重来，你叫他再配一次他可能心理会有抗拒，他可能就配不了，虽然你第二次肯定有更多的时间，但是那个词念起来更困难了，所以我们宁愿把时间放一次给演员，让演员这一次把事情都做得很好这样子。那就压缩了做音效，做其他的时间，但是我们宁愿这样子。所以在那个时候，《青梅竹马》的时候，我们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把这部电影赶出来的，赶出来以后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竟然真的把它赶出来了，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三天两夜都没有合眼，没有睡觉，不停的工作，这样子。

凤凰娱乐：他也配合着你。

杜笃之：是，是，终于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以后，我们想到说那个时候很赶呢，我们要不要再重新再来做一次这样。好，大家看觉得做得很好哇，就没有再重做，但是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每一部电影都有他不同的条件，所以都有不同程度的难，有的那是片子难做，有的时间很短，有的是资金不够，反正都有一些困难。但是我印象中的还有一个比较蛮难做的片子，就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当时也很赶，但是他那个声音的工程基本上我们做《海滩的一天》，《光阴故事》这样一路做下来，我们其实对这个对电影的声音就不停的在增加那个要求，那个严格度，或者是准备度，我们不停在留问题给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做的更好。

那做到《恐怖分子》以后，我就觉得说我很难再突破了，因为用事后配音，模拟真实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没办法做的更好了，因为如果要再好一点点我们要投入更多的时间、金钱、，要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改变或者要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要改成同期录音，那个时候就碰到很多，比方说我们设备不够，我们的知识不够，可能经验也不够，我们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的。所以呢就是在做完《恐怖分子》以后，我们决定说，一定要尽量朝同步录音对同期录音来发展。

凤凰娱乐：这些困难在我听来，就这种事情上他是不是也是有那个理念，说我一定要坚持做到最好。

杜笃之：是，当然是这样。但是要做得更好，每个人都可以说，都可以把这个问题丢给人家去要求，他也可以不停的要求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你怎么办呢？如果我做不到的时候他要怎么，所以他要支持这件事情，他要去跟资方争取更大的空间，来支持我做这个事情，或者他要跟演员协调，让演员给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导演他还要知道你这样子做是不是他值得他这样子投资，但是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就是会支持你做这个的事情，然后你碰到问题他会尽量帮你解决。

凤凰娱乐：他不仅是一个会提出问题，也是比较善于解决问题？在看他电影时，他总是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杜笃之：是，是，是。当时看《麻将》的时候，他提出来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是十几年前的电影，我们现在来看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年轻人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在《青梅竹马》里面还有一句对白写得很好，就是吴念真讲的，现在小孩衣服穿越来越漂亮，看打球的时候，球呢越打越滥。

凤凰娱乐：他想跟年轻世代对话的想法，在网上有人评论说觉得他的电影比较说教，这可能是一种矛盾吧。

杜笃之：我倒是觉得会批评这件事情的人，只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些问题，所以他批评的这个事情，但他如果看到这些问题，他其实会认同这件事情，认同的他批判的这些东西，他只是比我们一般正常人早一点把这个东西先提出来，他会先看到。 

详述《一一》录音中的技术困难以及解决：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得更好

凤凰娱乐：刚才采访前，你和我说过拍摄辛亥路高架桥戏的时候，他对音效精益求精，能否具体说说这一点呢？。

杜笃之：在拍《一一》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镜头里面要看到两家人出电梯然后各自回家，在同一个镜头里面，所以他找到一个房子的格局是电梯出来，然后一个镜头拍到看到电梯开门，然后看到这两个人讲讲话，进门，找了很久，找房子找到台北市辛亥路那边有个高大楼上面，那时候为了去那边拍其实面对很多的困难，包括当地住宅的管委会啊，他们会都会觉得会影响到那些居民的生活，当然我们都尽量配合也挂识别证，讲话尽量轻声细气，然后在路上走路也不抽烟，怕影响到人家，但那个房子还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噪音，因为辛亥路底下就是一个高架桥，每天车子非常多，噪音整个的就往上冲，刚好冲到这个房子的地方，那是我们的主场景。

如果是这样我们要录音，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把对白录清楚，但是呢你就要牺牲很多很细微的这些，比方说衣服摩擦的这些感觉，这些声音，这也细微的东西，你可能牺牲掉，但你可能后来重新配音，但不是配的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我们把所有面对马路的那一面的墙壁窗户门全部用双层的玻璃把它隔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的透明的透光的地方，其实是有一层玻璃板把它挡住的，我们为了把噪音不要传到屋子里来，多花很多钱，他宁愿把那个预算摆在这里，他要把这个事情做成。做成以后，得到是我们可以有很好的表演细节。然后这个场里有好多个房间，里面有一场戏，就是奶奶要过世的时候跟婷婷讲了一番对白，这个戏呢，我们评估这个奶奶的声音是非常小声的，婷婷的声音，婷婷在奶奶身边讲话的那个声音是非常小声的，那怎么样把这么的小的声音可以录得很清楚呢，我们就在整个的房子里面挑了一间最在中间四面没有面临的马路的那个房间，是整间房子里最安静的一间，我们早早就把它设定为奶奶的房间了。所以婷婷要有一场戏在这个的房间里面给奶奶告白，可以录到非常小声的效果。

那天我们还觉得场景还不够，还很吵，因为她对白声很小，我们就把这场戏一直延后到晚上两点钟，整条马路都没有车了，整个城市都安静下来了，我们才开机拍这场戏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演员可以尽情的表演，让技术都可以执行。可以把这些东西克服的，那这些东西并不是我来要求，是导演也愿意主动配合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也可以做的很好。那同样事情他在处理很多问题上面都是用这个态度，包括像《牯岭街》里面有一场公园里面下大雨，这个在拍电影的习惯上都是用喷水的那种消防喷水，马达开架的声音很大声的，但是我们要为了同期录音，为了让演员不需要重新再配音，可以弄到很真实氛围的那个状况的声音，我跟杨德昌我们在屏东，我们自己去买抽水马达，我们自己做喷水的工具，这样子，我们去买水桶，去买大水桶小水桶，发给每一个工人一个，大家都要去拎水过来加水，我们自己在做下雨的工具，让下雨的这件事情是没有声音的，只有雨声，我们可以录到更好的音效，我们在拍片的时候，我跟他开着车子跑去那些卖消防器材的店然后就找啊，这个可不可以，这接头要配那个的水管，我们自己去制作。

凤凰娱乐：刚刚说到他可能不是特别会控制预算？

杜笃之：那个事情基本上我在当时只有意识到说，哎呀好几天没有开机了，为什么，因为子弹已经打完了，没有钱了，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屏东，我们住在宿舍，听说连买便当的钱都没有了，全部的钱都花完了，那他跟余为彦（我们叫余哥）到台北找钱，为了可以继续拍下去，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牯岭街》开拍了很久，好像半年了，因为故事其实很跨越，工程这样大的，所以呢，但他还是可以在有限的资源里面拍，然后不停的再去找资源，他不会说因为没有钱就随便拍一拍草草了事，他从来不会这样子，他从来都是把人家投资他的钱全部放在电影上面，让这个事情可以拍的更好，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做得更精确、更大。

图为杨德昌位于洛杉矶西牧村墓园的照片（图片选自网络资料） 

杜笃之谈杨德昌去世：有困难时候仍然会想起他

凤凰娱乐：我们其实有一些比较困惑的疑问，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包括内地人和台湾人，都不知道的，还有知道他是因为蔡琴，这确实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但他的电影作品，电影价值好像是藏在后面的，所以如果让您来介绍他，你会怎么去说呢？

杜笃之：我认识的他，是刚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个子高大，然后，就是笑容，很小的眼睛，但讲出来的话就是很准确，有说服力，但他很不善于用语言表达，要他立刻用语言把这些词语讲清楚，其实有一点困难，每个听他讲过话的人都知道，要听很久这样子，当他把它们变成文字的时侯，他经过思考以后写成文字东西就很准确，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他的电影的表达就是很准确的，然后呢，他就是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人，这就是我对他的看法。

凤凰娱乐：2007年6月29日的时候，你是怎么的获得他去世的信息的，当时的情景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杜笃之：哎呀，我其实是这样，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不相信的，怎么可能呢？

凤凰娱乐：你在台湾。

杜笃之：我在台湾，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然后朋友跟我说的，我不相信，我直到他死了半年我都还不相信，我很慢的，我很慢才感应到这些事情的，他都离开了半年我都不觉得他有离开我，我都没有反应，都没感觉。但是我家里有摆一张他的照片，我们每一年直到现在，和他长时间合作的伙伴都还会约着见一面，见面都是为了纪念他。当时被他骂的很惨的人也来了，有的是他的副导演，他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都会找个地方聚在一起聊聊天什么的，有些人就搞怪说导演坐在这里看我们，那我其实也不相信这个事情的，但是最近这几年我开始发现我有一种小小的依赖，说当我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都会看着他的那个照片，我总觉得说他有在我的周围，然后继续支持我，我总觉得说我可以的找到一个依靠，那对我来说是这几年我才有感觉的，一个人的力量其实还是很大的，那他跟我还是同一个的星座。

凤凰娱乐：什么星座。

杜笃之：天蝎

然后高中跟我念的是同一个学校，应该说我跟他是同一个，然后他呢，就很关心，他常常就会问，儿子怎么啦，他就不是说，你儿子怎么样了，而是，儿子现在好吗，叫他来呀，叫他来找我什么的，他总是用这种哥们方式的在对待晚辈。我和儿子说过，可惜杨德昌走得早，要不你现在跟着他多好，你可以信赖他，你可以把一个人交给他，让他训练。

凤凰娱乐：他走后这五年其实发生了很多变化的，对你来说比如你观察到的，包括这几年你有没有重温他的电影，或者参加一些关于纪念他的活动，你觉得有一些东西不变的是什么，关于对他的纪念，可以说他的这种精神，就是一直在延续的东西。

杜笃之：怎么讲的呢，就是说电影的好看，从他第一部电影开始就是好看的电影，他这电影从《海滩的一天》，像这么早期的电影，他都已经在那个时候或者是你在现在再来看，你都会觉得很佩服的一个，所以说他的电影，他留下的东西不多，但他的电影常常就是可以感动你，不是那种看过就可以丢掉的东西，我们有时候看一本漫画，可能看二三十本了，看完就丢了，然后也忘了你看过，可能有时候你看一本散文，你看完了十年以后你都还记得其中的几句对白，他就是一个好作品，他可以一直留着在这个我们的电影圈或者在这个世界上，那他会不停的影响后代。新进电影圈的人，学电影的人只要看过他的电影或者再去研究一下他的镜头，他的语言，他的故事结构，叙事的方法，他没有旧的，他不会旧的，他是永远那么新，你都没有突破他或者是你可以突破他，但是他还是对你影响还是很大的，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我在做这些声音的改变的时候，他的影响就是很大的，他给了很多意见，然后，支持你做这个事情。

凤凰娱乐：从您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现在还能问他一个的问题的话，还能见面交流，有没有特别想问他的，还是说你觉得说都不用说。

杜笃之：哎呀，我们见面，我们都很少会讲到这么严肃的事情，我们每次见面的有时候你看他在不高兴，看到全公司都紧张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刚刚有发脾气，我就问他是什么事情啊，他就跟我讲什么什么，我说赶紧解决，弄好了，他就很高兴，，他就开始的把全公司的人找来，又开始，又要讲一顿了，但他那时待人，他总不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你归你，我归我，我就看着你去犯错，他不会的，他把这个事情当成自己人，当成自己的事情，碰到问题他也是直接面对你解决。我有时候在现场，记得有好几次就是他老发脾气，我就对他生气，我有一次两天没有跟他讲话，实际上每天都工作，都碰面，就两天也不理他，不跟他讲话，到第三天他就受不了了，他就跑到我车子里面，杜哥，我坐你的车好不好，我说好啊上来啊。你知道吗，我们又开始讲话，跟小孩一样，就很好玩的一个人，他就是很简单，他跟朋友之间，两天不跟他讲话他就感应到，第一天觉得没什么，第二天他就不舒服了，第三天，他就来找你。 

杨德昌的独立性：他就是不想靠人家，不想被人家帮助，被人家的左右，还有争取他最大的自己的空间

凤凰娱乐：那你对他的作品来说，觉得比较贴近你现在的情感状态会是哪个，包括心里的这种感受，还有对周遭事情的。

杜笃之：说不上来。

凤凰娱乐：我前几天看《恐怖分子》，就觉得好像蛮贴近现在的。

杜笃之：但是你如果在看更早期《青梅竹马》，你也觉得好像跟你的生活还很贴近，他比较都会，比较贴近都会人心情，但他其实是故事上面的逻辑，很多的出发点是比较层次的或者是什么，但那些都是后来的人，去牵强附会去找他的想法，我都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这样子。

凤凰娱乐：他没有说过？

杜笃之：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创作这个东西的。

凤凰娱乐：他当时写过《独立时代》的一篇长文，里面还是对这个社会认识非常深刻的。

杜笃之：是，是、当然，当然。

凤凰娱乐：包括现在看来，都觉得哎呀说的是特别在理。

杜笃之：对，对，对，他那个时候提出的看法其实很多人是批评的，那你现在再来看他，其实是那个时候十几年前批评的，对社会的批评，现在都一样一样发生了。

凤凰娱乐：我们有聊过对他作品的理解，我们认为他其实所谓的批判性啊，还有这种力度其实都来自于始终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我不太知道的这方面你是否认同我的看法。

杜笃之：说独立也是一种说法啦，但是我认识的他，从来没有向我们很多电影都需要靠政府的补助或这是什么，他从来不申请这个，没有钱的时候他想别的办法，他就是不想靠人家，不想被人家帮助，被人家的左右，还有争取他最大的自己的空间，他也不喜欢被人家说他有靠过谁。

凤凰娱乐：那你觉得的这一点，对于现在做电影是不是同样很重要，还是说其实挺难控制。

杜笃之：没有，这只是他对他个人对一些东西的坚持，那他也的确是去实践这个坚持的。那他也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

凤凰娱乐：对，这基本上没有怎么见过。

杜笃之：对。

凤凰娱乐：他对媒体是否要一定保持一种……。

杜笃之：距离。是有距离。怎么讲，就是你想写他的时候，你把他捧起来，有一天你想骂他的时候，别的又跑出来，这不让人信任的，这其实也是媒体自己造成的一些人对他们的不信任。 

如今电影业的问题：我觉得是（杨德昌）这种人还没有产生

凤凰娱乐：我们回到电影业的问题，刚刚说到我们觉得市场貌似挺繁荣的，但观众有时也比较困惑，好电影怎么那么少？从你的角度来看，华语电影能找到一些解决办法大致是什么呢？

杜笃之：其实是这样，我觉得观众是可以被训练的、被培养出来的，就是说你如果说老是看好莱坞的电影，陶醉在这些声光里面，你就觉得看电影就是这样子，但是你如果说你愿意花两个小时在电影院黑黑的房间里面，你去感受一个不是好莱坞那种声光，通俗的电影的话，你还是可以在那两个小时还是被感动的又哭又笑的，那个感动是你的生活经验触动的，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把你触动起来的，那些经验呢基本上是可以让你留恋很久，但这东西跟我们看书一样，我们看书漫画比较能接受，我们看那些漫画可以大量的发行大量的销售，但如果你要看一个诗集和或一个散文比较不容易的，那如果要问我说漫画比较有价值还是一本散文比较有价值呢，很难回答，但漫画比较赚钱，但是你要说价值可能散文比较有价值，那在你可以经营平衡的情况下，能够让这个社会能多产生一些散文的作品，也挺好的嘛，不一定说每部电影都是要很漫画式的或者说很卡通式的方式呈现，那他就是这样一个很伟大的、能够做出很好的散文作品的电影导演。

凤凰娱乐：那其实我们每年都在纪念杨导，您特别愿意为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杜笃之：我如果有能力，我倒是希望把他的作品让大家知道，就是劝大家花两个小时看一部他的作品看看，保证你会有收获，保证你会有很多感触，非同好莱坞那种声光的电影，但是他这两个小时绝对让你很值得的

凤凰娱乐：台湾电影这几年，还是出产了不少作品的，但是给我们很多印象，大家会觉得说小清新就是它的特色，但是《赛德克巴莱》出来，又感觉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好像和杨德昌的电影又不是特别一样，觉得这种特色都已经失传了，还是说他在另外一种程度上还是得到了一种承继。

杜笃之：我觉得是这种人还没有产生，就是说这么关心社会或者是能够提出这个批判这些角度或者是能够把一个的电影说的这么好的，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做的到的，那我们失去一个这样的人真的很可惜。

凤凰娱乐：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