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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十年之后,2006年,又被称为了“民谣年”。从2月到12月,中国的北方到南方,在各种民谣音乐节上,新一批的民谣人抱着吉他坐到了人群面前。却不再白衣胜雪。他们面目苍凉,穿暗色布褛,戴旧毡帽甚至靠着盲杖,他们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是野草一样坚韧并蔓延着的真正的城市民谣
苏阳、万晓利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已显示,中国城市民谣,开始露出冰山一角
苏阳的儿子13岁,万晓利的女儿15了,已经可以上台和爸爸一起唱。12月15日,他们的民谣专辑终于“盛大发布”。虽然比起周笔畅、李宇春的排场,这样的规模实在小意思,但为此投入的相当于五大唱片公司国内一线歌手的制作费用,线上线下全面的推广姿态,对于野生的城市民谣来说,已具有号角的意义。
胡德夫,被喻为“台湾原住民民谣之父”,曾说:“民谣就是生活的记录”,今天,从这两个民谣中年口中唱出来的,是怎样的生活?
苏阳:在民谣里发现小城
宁夏的民歌里原本有好多版本《贤良》,其中一些今天已经轶失了,但苏阳的《贤良》,一定会传世的。也许好多年后人们记不起苏阳这个名字,却还能唱“你是世上的奇女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缨”。这首歌之鲜艳生猛,就像劈头盖脸的一场暴雨,最适合现场感受。在不久前的一场演出中,苏阳唱的时候,好多人都忍不住翻到台上,坐在歌者身边随着音乐节奏用手拍地而和。苏阳的新专辑名字,就叫《贤良》。
苏阳不是第一个用方言母语演唱的当代歌手,但现在却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个土生的宁夏人1988年写出自己的第一首歌,当然是普通话的,之后在银川的小歌厅里用蹩脚英语唱过BOB DYLAN,到2003年决定使用宁夏方言发声,这是一个漫长诡谲的循环。“用方言唱,调调就不用发愁,它肯定会自然地往下走。”这一年,苏阳突然发现“歌是从语言上长出来的。”于是,他在2003年底大约一个月内用方言写了包括《贤良》在内的8首歌曲,都收在这张专辑里。
《贤良》取材宁夏民歌,《凤凰》取材宁夏花儿,《早操晚操》取自数花调,苏阳深深信任着的那种民间音乐习惯,在他看来,那是用北方人的神经和身体验证过的。
苏阳居住在银川,在他平时老去买菜的桥头,周二、周日晚上都有票友唱秦腔。那首“风儿吹过吹黄了树叶吹老了好少年”的《贺兰山》,就拖着秦腔的影子,虽然这是一首词曲完全自创的歌,但听起来的熨帖,像是从几辈子前传下来的。
那么土的调子为什么能在城市里被传唱?仅仅是“节奏参与民歌”可以解释么?苏阳的歌到底属于城市还是农村?约访苏阳的那天,他正要赶去参加贾樟柯在北大举行的《三峡好人》首映。苏阳说其实他不怎么爱看电影,但惟独爱看贾樟柯的,这绝非偶然。
苏阳本人年轻时的经历,几乎是贾樟柯《站台》中故事的翻版。如果说贾樟柯在电影里“发现了县城”,那么苏阳就是在民谣里发现了小城镇。他的歌词,除了传统民歌中的美丽意象,还有“月光下站街旁”的“王二姐”,有“在中专里面学的是‘蹦,擦,擦’”的“李大爷”,有“头发红变绿”的“野蛮女友”,有摸彩票的“傻怂”,这一切的表达,活泼到放肆。
苏阳说他的歌“不是完全的农村,也不是完全的城市,而是演进的过程。”所有的歌传递的都是关于“乡村的瓦解”,和“变了型的家乡的消息。”苏阳为他住过的同心路写了《长在银川》,“过去我家住的地方,就是一个纯粹的农村。爸妈是化肥厂的,他们在农田边上建工厂,造化肥,生儿育女。后来慢慢有了河南来的钉鞋的小贩,后来有了个小集市,我还在那个集市上卖过香烟、手套,再后来人越来越多,农田不断后退,那儿修成了一条大马路,叫做同心路。”苏阳的歌有很多说的就是变化。
万晓利:“北漂”或“达摩流浪者”
万晓利已经是第二次发碟,第一次在2002年,专辑包括《狐狸》《妈妈》《走过来走过去》等后来被证实为城市民谣经典歌,可专辑统共卖了5000块钱。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委屈,而是中国城市民谣原生阶段的真实写照。
在万晓利的第一张专辑里,《狐狸》式的轻蔑、淫荡和特立独行让人拍案叫绝,第二张里,《陀螺》式的优美含蓄则会让人沉默无语,而这两首歌竟然是同期的作品。虽然万晓利的外表永远淡得像白水一样,但隐藏在他体内的巨大分裂与才华,已经在这两张风格迥异的唱片里得以展露。
《七扎》《流氓》《下岗工人》,第一张专辑里,万晓利关注的是市井百态,而第二张,他眼光向内,“自言自语”。《鸟语》《陀螺》《达摩流浪者》《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旋律和意境都太优美,而且因为朴素,又美得结实。
万晓利算得上是资深北漂,1997年刚来北京时,曾来回地搬家,蓝靛厂、团结湖、安定门,《走过来走过去》里唱的那些地名他都住过。写《走过来走过去》的时候万晓利刚买了房子,“自己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住着,心情很激动,就一口气写了好几首。”2001年,万晓利开始在后来成为中国城市民谣摇篮的河酒吧唱歌,并慢慢成为最叫座的歌手。2002年,他把老婆孩子从家乡接了出来。2006年底,可以令他昂首挺胸的第二张专辑出版。十年北漂的生活,他的歌在城市里被写出来,被验证,被流传。来北京前写的几十首歌,差不多都废掉了。
“也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吧,我不想表面有激情。”虽然万晓利的这张新专辑中,歌曲的创作跨越了1995年到2004年的漫长时间,但收录的风格都属于淡定内敛的类型,歌词里面有着朴素的诗意和哲理。万晓利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写词的时候并非故意把文锋藏起来,而是写得着实困难。
尽管如此,在专辑里却有那么一首歌,是专门为一本书作的“读后感”,这就是那首以书名命名的《达摩流浪者》。美国“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人物凯鲁亚克,在这本书里写了禅宗意味的“背包革命”。万晓利对这本书中的观念有相当程度的认同:“有两种状态的人是特别牛的:一种是永远积极向上,充满激情,不畏惧。另一种就是有信念的人,能够不受外界左右,保持清醒和独立。”
对目前和妻儿蜗居在北京自购商品房里的万晓利来说,生存压力依然大,但物化的漂泊似乎已停止。停不了的,是精神的行走,就像他歌里写的:“平静孤独,快乐幸福,在这条没有行人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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