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长达145分钟影片中，战争只是一个很小的缩影。

科瓦克拖着残缺的身体从战场上归来，可精神上的痛苦却更加残酷。

斯通富有激情地关注了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如何改变他的战争观

越南，对于无数美国人而言，意味着难以诉说的的遥远与神秘。而四十年前，在那里发生的旷时数年的非正义战争，更书写了一曲骨肉决断的暴力挽歌，浸透了死人的倒影和血腥的颜色。同时，这场战争也为美国电影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并以此表达他们鲜明迥异的政治倾向。《绿色贝雷帽》在狂热的鼓吹战争；《陆军野战医院》、《活死人之夜》却以曲笔讽刺战争；而《现代启示录》《野战排》更将视角对准了脆弱的人性，昭示了越战中的精神真空。

奥利弗-斯通的《生于七月四日》（1989）亦是反映越战题材的精品，但不同的是，在这部长达145分钟影片中，战争只是一个很小的缩影，而编导大部分笔墨都用来渲染作为个体的人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之间的复杂关系。影片上映伊始，正值华约集团分崩离析之时：苏联在国情咨文中承认侵略阿富汗和捷克斯洛伐克是一种错误行为；东德民众则推倒了柏林墙，并声讨领导人不为人知的奢侈生活……然而，对于也曾经错误侵略越南的美国，又有哪位总统在国会中向受害的越南人民表示道歉了呢？从来没有！

与美国政治家毫无作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影艺术家却找到了一种致歉的方法。正像《生于七月四日》的创作成员：导演斯通曾经亲身参与越战，并两度负伤；而身为编剧之一的朗尼-科瓦克更是半身不遂，下半生在轮椅上度过。他们二人都曾是负有雄心壮志的爱国者，响应国家的号召奔赴战场。当他们从战场上归来，他们仍是英雄，可反战运动的高涨则让他们饱受精神困惑。最终，这两个人都变成反战主义者，特别是科瓦克十分引人注目。他和他的轮椅在1972年的迈阿密共和党大会上一起被反对者扔了出来，并遭到毒打拘捕；时隔4年之后，他却在民主党大会发表了反战演讲，震动了全美。

科瓦克拖着残缺的身体从战场上归来，下肢没有任何知觉，可精神和灵魂上的痛苦更加残酷的折磨了他两年多时间。在意志消沉的时候，他脆弱、易怒，并在酒精、毒品和墨西哥妓院中麻醉自己。后来这段经历赋予他灵感，开始记述后来最为畅销的自传《生于七月四日》。而编导斯通也曾以《野战排》抒发自己亲身感受。作为一名“军人导演”，他下面要做的，就是将科瓦克的自传搬上银幕。实际上，剧本早已在1978年就完成了，阿尔-帕西诺也被初定为主人公的人选。但由于制片方其中的德国资金突然退出，影片被无限期的搁置下来，而且一搁就是十年！

不过，这也许这是件好事，因为斯通漫长的等待终于换来了大明星汤姆-克鲁斯的加盟。当年的阿汤哥英俊潇洒，眉宇之间还透露着一股青春的孩子气。虽然之前数年，他已被公众誉为美国最有希望的青年男演员，但直到《危险交易》，才算在表演与角色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接下来的《壮志凌云》，阿汤的表演才华又被叹为观止的视觉特效所埋没；马丁-斯科塞斯的《金钱本色》，他在最后至关紧要的行为令人无法理解；而《鸡尾酒》一片算是对他富有男性魅力一面的挖掘；就算是奥斯卡大热门《雨人》，对比老戏骨霍夫曼光芒四射的表演，阿汤的所作所为也总让人觉得有所保留。但在《生于七月四日》中，我们只能用“完美无缺”来形容他——这似乎是专为克鲁斯而写的剧本，仅仅通过对他眼神和嗓音的描摹刻画，便可以了解斯通的所有艺术构思。

在《生于七月四日》中我们只能用“完美无缺”来形容汤姆克鲁斯的演出

一次摔跤比赛的失利，令一向要强的科瓦克毅然告别了恋人唐娜。

影片最后，科瓦克开始走向公众，并揭露越战中的真相。　

影片当年投资了1400万美元，制作极其精良，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有章可循。故事开始于1956年的长岛马萨皮夸小镇。由于斯通是在达拉斯拍摄，因此专门找人按照四五十年代的仿古式样建造了外景地。细心的观众甚至可以注意到，1969年科瓦克从战场负伤回家时，小镇的房屋构造又发生了变化。同时，在开场戏中，斯通的小儿子宣恩也参加了演出，便是那个坐在轮胎里玩的小孩，十分活泼可爱。接着，我们便看到了肯尼迪在电视中的就职陈辞，时空已经不知不觉转移到1960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银幕上正打出“导演：奥利弗-斯通”的字样，把肯尼迪总统的脸恰好遮住大半。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这是一种十分“解气”的做法。

“不要考虑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考虑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年轻的科瓦克在学校是明星摔跤手和女孩爱慕的偶像，并时刻听从着国家的号召。同时，他也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母亲望子成龙，对他期望甚深；父亲则被当时流行的约翰-韦恩式的英雄主义模范引领，最爱看诸如《硫磺岛》这样的影片。因此，当他偶然在一次摔跤比赛中失利后，心态发生了变化。抱着不服输的心理，科瓦克放弃了申请大学的机会，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因为陆战队是由最优秀的军人组成的。此时，有一点在他脑中确认无疑：越南正在发生战争，虽然面临着受伤和牺牲的危险，但是为了祖国，他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事实证明，爱国主义是一种全民族都应具备的精神，永远如此。但越南战争却并不值得美国人民为它付出沉痛代价。

也正是在亲身经历战争的伤痛后，科瓦克回到故乡，他以为自己会获得英雄般的礼遇，没想到周遭的世界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战情绪和示威运动弥漫整个美国，这让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开始反思，最终从一个战争机器转变为为和平呼喊的斗士。影片的最后，科瓦克开始走向公众，并揭露越战中的真相。斯通在此处将洛杉矶抗议活动中的真实场面与电影在达拉斯拍摄的虚构画面结合起来(这一技巧后来在《刺杀肯尼迪》中被极致化地使用)，场面调度复杂，令人十分震撼。

有时，我们会误读《生于七月四日》的内涵，其实斯通无意渲染战争或伤痛的残酷，而是富有激情地关注了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如何能够改变他的战争观。而正由于了解了这些，当科瓦克在《旗帜飘飘》的乐声中缓缓步入民主党大会，接受万人敬仰的那个瞬间，每一个观众才会深受感动。我想，这或许就是自由和奋斗带给人们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