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对于魏玛共和国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年份，并且离希特勒的纳粹还很远。但是对于电影史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深具意义的时刻，因为这一年，罗伯特·维恩拍摄了《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它不仅昭示着表现主义的诞生，更是改变了其后电影的格局。我们可以说，是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语境，唤起一种意识的觉醒。那是一种使人类陷入深深的绝望的影片，对道德沦丧、目无法纪的人类社会最强有力的批判，阴沉灰暗，但注定是深刻的。而如今，表现主义只留下了它的光线设计和造型艺术，这无疑要归功于伟大的好莱坞创作者，对表现主义无数次的误解与扭曲，最终成为了乐观、完满的电影模式，使人类不至于长久地生存在真实的世界里。

20世纪60年代，因为对于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对社会深切的不满，法国不仅爆发了声名远播的五月风暴，在此之前还爆发了电影界的新浪潮。处女作是这个浪潮中最容易被提及的名词，无数的导演投身到广泛的作者电影当中，在对抗好莱坞的压迫与戴高乐似是而非的政权中，终于找寻到了电影的本质。这是电影史上的高潮，如同40年前的德国表现主义一样，法国电影新浪潮不是一个流派，而更像是一种精神、一种诠释、一种语境。它对电影史的改变实质上是一种回归，使得电影回归于艺术，回归于电影本身，为电影赢得尊重。当然，如今新浪潮的精神在不断的误解中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

如前所述，对于电影的影响和对电影史的转折，本就不是以技术为主线的。我们根本不会关心有声片是谁的功劳，彩色电影又是谁的发明。事实上，技术作为电影的创造手段，并不具备改变电影和电影史本身的功效。反而是创造方式，诸如天马行空的格里菲斯，具备实验精神的爱森斯坦，他们在电影史的地位和对电影真正的贡献要大于这些电影技术。《阿凡达》亦是如此，依旧是那个好莱坞传统的语境，依托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传说，创造出电影中真正的美国价值。始终如一的是，美国就是全世界、全人类。詹姆斯·卡梅隆对电影技术的贡献却限制在了空想的主题下，限制在了空洞的思维中，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技术在现实主义影片中会有什么作为。转而，除了在票房上得到了一个意料之中的地震，甚至于在言论中也变得神圣无比，《阿凡达》作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神作”，却并没有伯格曼接近上帝，更加没有《2001漫游太空》极富人文价值。这如同我们愈发喜爱光怪陆离的社会一样，一个光鲜的、内涵粗俗的美女站在你的面前，可能总是对你视觉的一种刺激更是对荷尔蒙反应的新的解说。于是乎，诗人之子，会哭的导演，写小说的足球人都开始亦正亦邪地评论，而却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可能做这样一个预言为时尚早，而且很容易被人发指，但过了五十年之后，《阿凡达》只是一部庸俗不堪的好莱坞巨作，对电影本身来说，如隔靴搔痒毫无撼动的力气。

我亦想这种空幻的作品可以强奸我的意识，但勉为其难的是，作为一个还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真的很难理解《阿凡达》在人类当中的神圣到底是什么。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盗版影碟观赏群，中国院线也是只认美国大片的强权者，可是为什么中国人还是没有看腻好莱坞的三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