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锦衣卫》在打着历史的幌子讲爱情
2010年02月11日 09:05 东方早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最近,有一部电影名叫《锦衣卫》,顾名思义,大概是想艺术地再现锦衣卫的本身。其实非也,编导并不想讲历史,而是借此作为由头或幌子,演绎一个武打加爱情的故事而已。

电影怎么拍,完全是编剧与导演的自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品,观众大可不必在意它的真实可信程度如何。不过,既然片名冠以“锦衣卫”三个字,就不得不顾及历史。如何处理历史?应该像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那样,做不到“七真三假”,也应该做到“三真七假”,如果一分真的东西都没有,那就和历史风马牛不相及了。《锦衣卫》大概可以算作连一分真实都没有的片子。

就大处说,影片编导似乎不知道“锦衣卫”为何物,随意编造一个与历史毫不相干的“锦衣卫”,来搪塞观众。无怪乎观众看了电影之后,会问:锦衣卫究竟是“好”还是“坏”?这种非好即坏的习惯思维,固然不足为训,但是影片以假乱真,或许难以辞其咎。不知道李仁港导演是否还会拍一部以假乱真的、以“军统”为题的电影?

就小处说,影片中违背历史常识的地方比比皆是。

比如说,该片多次提到“庆亲王”,这是清朝的称呼,明朝一般称藩王或王,如燕王、秦王、周王,而不叫“燕亲王”、“秦亲王”、“周亲王”。至于这个虚拟的“庆亲王”,有“八个亲王府一品侍卫”,更属信口开河,任意想象。身边居然有八个一品侍卫?这是连皇帝也没有的高规格。皇帝的侍卫就是锦衣卫,其中官品最高的——锦衣卫指挥使,不过是正三品官衔。某些有特殊背景的锦衣卫主官,不断加官晋爵,也有官至一品的例子(如钱宁、朱希孝、刘守有等),却屈指可数,整个明朝两百多年中,一共也没有八个。

又比如说,影片中提到,“吏部尚书府掌管朝廷兵符印鉴”,“放着国防机密”云云,简直近乎荒唐,不知道从何说起。难道编导不明白吏部掌管人事,兵部才是掌管军事的吗?

再比如说,影片中的锦衣卫军官身穿一身黑色服装,令人感到迷惑。历史文献写得明明白白,在正式场合,锦衣卫指挥一级的官员身穿大红蟒衣、飞鱼、乌纱帽、銮带,佩绣春刀,一般场合则穿大红便服;千户、百户等下级官员身穿青绿色锦绣服,一般场合则穿青绿便服。执行任务时也是如此。所以当时民众只要看到“鲜衣怒马”、“操京师口音”者,就可以断定是锦衣卫。所谓“鲜衣”,就是色彩鲜艳的衣服,黑色服装是称不上“鲜衣”的。

人们对一部供大众娱乐的影片,没有必要过于顶真,与它计较历史的真实性,以免引来编导们的斥责:你们根本不懂电影!我们下面要说的,并非影评,而是回答电影《锦衣卫》引申出来的问题:锦衣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在明朝宫廷与官场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当时人一提起锦衣卫就毛骨悚然,唯恐避之不及?

锦衣卫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明史·刑法志》说:“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之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没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大意是说,刑法方面明朝独创的有三样:一是廷杖(在宫廷之上杖责官员),二是建立由宦官掌控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三是建立军事特务机构锦衣卫以及它所附属的镇抚司诏狱。这三样之中,廷杖、锦衣卫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发明,东厂是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的发明,西厂则是明宪宗的发明,此外,明武宗还发明了凌驾于东厂西厂之上的内厂(内行厂)。不过西厂、内厂(内行厂)存在的时间很短,东厂、锦衣卫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它们互相配合,二位一体,当时人称为“厂卫”。

为什么说锦衣卫是一大发明呢?明朝的军队编制不同于前朝,称为“卫所”。五千六百人为一个卫,下辖若干个所,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个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个百户所。卫的长官是指挥使(正三品),所的长官是千户(正五品)、百户(正六品)。

在诸多“卫”中,有号称“上二十二卫”的亲军,它的职掌与其他各卫不同,地位很高,其中的锦衣卫地位更高。

锦衣卫出现以前有“仪銮司”、“亲军都尉府”。洪武十五年,废除仪銮司、亲军都尉府,建立锦衣卫。它的职掌与其他卫有所不同,简单说来就是两大任务:一是“直驾侍卫”,一是“巡察缉捕”。

所谓“直驾侍卫”,就是承担皇帝与皇宫的警卫保驾任务,这是它的日常勤务。每逢圣节(皇帝诞辰)、正旦(正月初一)、冬至,举行的三大朝会,以及每天的常朝(皇帝上朝与官员议政),还有举行祭祀等仪式,皇帝的出入,都有锦衣卫官兵扈从、侍卫。凡遇大朝会,皇帝上朝升殿,锦衣卫指挥使一员,身穿大红蟒衣,头戴乌纱帽,身佩銮带,悬挂金牌,在御座前面偏西的地方站立侍卫,另有千户六员身穿青绿锦绣服,在殿前“侍班”(听后召唤)。凡平时常朝,锦衣卫指挥一员、千户二员、百户十员、旗校五百名,在奉天门(皇极门)下,排队侍卫,听候皇帝命令,纠正官员礼仪。退朝以后,锦衣卫百户一员带领士兵,巡察皇城四周,其余锦衣卫官兵分别守卫东华门、西华门,听候传唤。

所谓“巡察缉捕”,就是“缉捕京城内外盗贼”。锦衣卫专设“镇抚司”,直接承办皇帝交付的重案要案,捉拿人犯,审判关押,特设“诏狱”,意思是遵照皇帝的诏令查处人犯的监狱。镇抚司诏狱的司法权力,来自皇帝,凌驾于政府的司法部门之上。政府的司法部门——“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不得干预锦衣卫镇抚司。也就是说,镇抚司诏狱可以越过三法司,行使特殊的司法权力。这样说,似乎太过于抬高了锦衣卫的身价,因为它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目中根本没有三法司,视法律如草芥。这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法外用刑”的结果。

朱元璋为什么要设立锦衣卫以及它的附属机构镇抚司呢?

明史专家吴晗在《朱元璋传》(1949年版)中这样回答道:“这一批并肩作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声望,主意多,要是自己一咽气,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太孙不但年轻,还比他父亲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们读古书,讲三王道理,断不是制驭枭雄的角色。他要替儿孙斩除荆棘,要保证自己死后安心,便有目的地大动杀手,犯法的杀,不犯法的也杀,无理的杀,有理的也杀。锦衣卫的建立,为的是便于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在法外用刑。各地犯重罪的都解到京师下北镇抚司狱,备有诸般刑具,罪状早已安排好,口供也已预备好,不容分析,不许申诉,犯人唯一的权利是受苦刑后书字招认。不管是谁,进了这头门,是不会有活着出来的奇迹的。”分析得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锦衣卫的职能: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法外用刑。锦衣卫是个什么东西,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明朝著名文人王世贞专门写了一本《锦衣志》,他的结论也是如此:锦衣卫是内廷的侦察机关,东厂则由宦官提督,最为皇帝所亲信,即使锦衣卫也受其侦察。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是内廷亲军,皇帝的私人卫队,不隶属于都督府(其他卫隶属于都督府)。其下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负责本卫内部刑法,北镇抚司专门掌管诏狱,可以直接凭借皇帝诏令行事,不必经过外廷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法律手续。

清朝官方编纂的《明史》,其中的《刑法志》有不少篇幅涉及锦衣卫,它说:“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师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当时令人噤若寒蝉的“胡惟庸党案”、“李善长党案”、“蓝玉党案”,先后杀戮四万多人,就是锦衣卫一手操办的。后来这位太祖高皇帝大概意识到,“法外用刑”并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下令撤销镇抚司诏狱,烧毁刑具,囚犯移送刑部处理。

燕王朱棣发动军事政变,把建文帝赶下台,自己当上皇帝。由于名不正言不顺,遭到建文旧臣的强烈反对。为了肃清政敌,钳制舆论,他恢复了镇抚司诏狱。永乐初年,再度重现洪武年间的恐怖气氛,由“诛九族”发展到“诛十族”。受株连而处死的不仅有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外加朋友门生一族,还出现了“瓜蔓抄”,把案犯家乡的村庄化作废墟,没有一人得以幸免。这些都是锦衣卫的杰作。迁都北京以后,朱棣另外建立一个由亲信太监掌控的东厂,目的是“刺臣民隐事”,并且负有监督锦衣卫的使命。

锦衣卫的头目,在《明史》中有小传的,不是列入“佞幸传”,就是列入“阉党传”。在“佞幸传”的有纪纲、门达、逯杲、江彬、钱宁、陆炳;在“阉党传”的有田尔耕、许显纯。这些人都是宵小之徒,靠卧底、告密而发迹,为皇帝惩治不同政见者不遗余力,加官晋爵之后,气焰嚣张,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关于锦衣卫或者厂卫的斑斑劣迹,可以说贯穿于整个明朝,而且愈演愈烈。到了熹宗天启年间,厂卫横行达于巅峰,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兼任东厂总督,利用明熹宗朱由校的昏庸,专权乱政,他手下的十员干将,号称“五虎”、“五彪”。所谓“五虎”,是中央政府的文职高官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为魏忠贤出谋划策。所谓“五彪”,是具有军职的高官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充当魏忠贤的打手与屠夫。

田尔耕是前兵部尚书田乐的孙子,依靠祖荫,仕途一帆风顺,一直晋升为军职最高官阶——正一品的左都督。天启四年投靠魏忠贤,掌管锦衣卫。此人狡黠阴贼,与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结为莫逆之交。魏忠贤为了镇压“东林党人”,屡兴大狱,如“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田尔耕把锦衣卫的侦缉人员派往各地,把不同政见者逮入镇抚司诏狱,严刑逼供,入狱者都死于非命,没有活着出去的。由于他和魏忠贤、魏良卿的特殊关系,不少官员都奔走于他的门下,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甚至与他缔结姻亲。当时京都有“大儿田尔耕”的说法,意思是,他是魏忠贤的干儿义子中的老大。这个老大是名副其实的,魏忠贤特别看重他,以皇帝的名义授予他少师兼太子太师的荣誉头衔,他的亲属多人获得锦衣卫世袭职务,逢年过节赏赐不断。

许显纯是前驸马都尉许从诚的孙子,一路升迁,成为都指挥佥事(从二品),天启四年出掌镇抚司。此人粗通文墨,性情残酷,在镇抚司诏狱中,用各种酷刑折磨反对魏忠贤的正直官员。率先弹劾魏忠贤的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杨涟,在镇抚司诏狱中被拷打得皮开肉绽,牙齿全部脱落,最后被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活活折磨死。支持杨涟的左光斗、魏大中等官员都被拷打得面目焦烂,筋骨断裂,皮肉溃烂,布满蛆虫,最终死于狱中。

当时人描写的镇抚司诏狱的酷刑,令人毛骨悚然,进入诏狱,首先就是“拷问”,分三个档次:轻的叫做“打着问”,重的叫做“好生打着问”,更重的叫做“好生着实打着问”。接下来是用酷刑逼取口供,每次用刑“一套”,包括十八种,如械、镣、棍、拶(夹手指)、夹棍等。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说,他进入镇抚司诏狱,许显纯迎合魏忠贤的心意,严刑逼供,“一拶敲一百,穿梭一夹,敲五十杠子,打四十棍,惨酷备至”。一套刑用下来,无不血肉溃烂,凄厉的呼号声一阵紧似一阵。“诏狱”里面的牢房是地下室,墙壁厚达几尺,室内鬼哭狼嚎,隔壁听不到一点声音。拘押在诏狱的顾大章,把镇抚司诏狱与刑部监狱相比,竟然有地狱与天堂的差别。

明末文人黄煜写了一本《碧血录》,逐日记录“六君子”入狱后,遭受严刑拷打的惨状:入狱当天,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下,夹棍五十下。提出审讯时,由两名狱卒挟持左右,佝偻而行,“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都用“全刑”,杨涟“大号而无声”,左光斗“声呦呦如小儿”。左光斗的门生史可法化装潜入狱中探望,左光斗已经面目焦烂,难以辨认,左膝以下筋骨全部断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的尸体,用被褥、苇席包裹,从诏狱后门拖出,尸体腐烂,“臭遍街衢,尸虫沾沾坠地”。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严惩魏忠贤及其阉党,魏忠贤畏罪自缢,他的爪牙田尔耕、许显纯等也被押上断头台。

拨乱反正之后,厂卫横行依然如故。崇祯四年言官许国荣向皇帝上疏,希望对厂卫有所制裁。他说:原先厂卫负责侦缉,对付“巨奸大逆”,偶一为之。后来演变为常例,失去立法的本意,而近于告密。他感叹道:“告密非盛世风也!”接着他分析厂卫横行的弊端:皇上或许以为有了厂卫,“天下无遁情”,臣却以为“天下从此政多隐情”;皇上或许以为“秘访所致,得于独闻”,臣却以为厂卫“借此为招摇之榜样,纳贿之便门”。况且只有厂卫可以侦缉他人,而没有其他人可以侦缉厂卫;他们能够颠倒是非,而无人敢于评判他们的是非,以至于厂卫肆无忌惮恣意妄为。流毒泛滥至今,一些流氓无赖打着“厂卫”的幌子,敲诈勒索,牟取私利。他举例说:绸商刘文斗运货到京城,奸徒恶棍赵瞎子等口称“厂卫”,以偷税漏税相讹诈,把他绑架到崇文门东小桥庙内,搜查他的账簿,发现和他有生意往来的商户罗绍所、李德怀等十余家,一并拿下拷问,总共敲诈白银两千余两。

以上所说不过是几个片段,已经足够发人深省。了解了这一些,再去看电影《锦衣卫》,恐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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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树志 编辑:房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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