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部电影名叫《锦衣卫》，顾名思义，大概是想艺术地再现锦衣卫的本身。其实非也，编导并不想讲历史，而是借此作为由头或幌子，演绎一个武打加爱情的故事而已。

电影怎么拍，完全是编剧与导演的自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品，观众大可不必在意它的真实可信程度如何。不过，既然片名冠以“锦衣卫”三个字，就不得不顾及历史。如何处理历史？应该像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那样，做不到“七真三假”，也应该做到“三真七假”，如果一分真的东西都没有，那就和历史风马牛不相及了。《锦衣卫》大概可以算作连一分真实都没有的片子。

就大处说，影片编导似乎不知道“锦衣卫”为何物，随意编造一个与历史毫不相干的“锦衣卫”，来搪塞观众。无怪乎观众看了电影之后，会问：锦衣卫究竟是“好”还是“坏”？这种非好即坏的习惯思维，固然不足为训，但是影片以假乱真，或许难以辞其咎。不知道李仁港导演是否还会拍一部以假乱真的、以“军统”为题的电影？

就小处说，影片中违背历史常识的地方比比皆是。

比如说，该片多次提到“庆亲王”，这是清朝的称呼，明朝一般称藩王或王，如燕王、秦王、周王，而不叫“燕亲王”、“秦亲王”、“周亲王”。至于这个虚拟的“庆亲王”，有“八个亲王府一品侍卫”，更属信口开河，任意想象。身边居然有八个一品侍卫？这是连皇帝也没有的高规格。皇帝的侍卫就是锦衣卫，其中官品最高的——锦衣卫指挥使，不过是正三品官衔。某些有特殊背景的锦衣卫主官，不断加官晋爵，也有官至一品的例子(如钱宁、朱希孝、刘守有等)，却屈指可数，整个明朝两百多年中，一共也没有八个。

又比如说，影片中提到，“吏部尚书府掌管朝廷兵符印鉴”，“放着国防机密”云云，简直近乎荒唐，不知道从何说起。难道编导不明白吏部掌管人事，兵部才是掌管军事的吗？

再比如说，影片中的锦衣卫军官身穿一身黑色服装，令人感到迷惑。历史文献写得明明白白，在正式场合，锦衣卫指挥一级的官员身穿大红蟒衣、飞鱼、乌纱帽、銮带，佩绣春刀，一般场合则穿大红便服；千户、百户等下级官员身穿青绿色锦绣服，一般场合则穿青绿便服。执行任务时也是如此。所以当时民众只要看到“鲜衣怒马”、“操京师口音”者，就可以断定是锦衣卫。所谓“鲜衣”，就是色彩鲜艳的衣服，黑色服装是称不上“鲜衣”的。

人们对一部供大众娱乐的影片，没有必要过于顶真，与它计较历史的真实性，以免引来编导们的斥责：你们根本不懂电影！我们下面要说的，并非影评，而是回答电影《锦衣卫》引申出来的问题：锦衣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在明朝宫廷与官场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当时人一提起锦衣卫就毛骨悚然，唯恐避之不及？

锦衣卫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明史·刑法志》说：“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之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没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大意是说，刑法方面明朝独创的有三样：一是廷杖(在宫廷之上杖责官员)，二是建立由宦官掌控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三是建立军事特务机构锦衣卫以及它所附属的镇抚司诏狱。这三样之中，廷杖、锦衣卫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发明，东厂是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的发明，西厂则是明宪宗的发明，此外，明武宗还发明了凌驾于东厂西厂之上的内厂(内行厂)。不过西厂、内厂(内行厂)存在的时间很短，东厂、锦衣卫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它们互相配合，二位一体，当时人称为“厂卫”。

为什么说锦衣卫是一大发明呢？明朝的军队编制不同于前朝，称为“卫所”。五千六百人为一个卫，下辖若干个所，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个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个百户所。卫的长官是指挥使(正三品)，所的长官是千户(正五品)、百户(正六品)。

在诸多“卫”中，有号称“上二十二卫”的亲军，它的职掌与其他各卫不同，地位很高，其中的锦衣卫地位更高。

锦衣卫出现以前有“仪銮司”、“亲军都尉府”。洪武十五年，废除仪銮司、亲军都尉府，建立锦衣卫。它的职掌与其他卫有所不同，简单说来就是两大任务：一是“直驾侍卫”，一是“巡察缉捕”。

所谓“直驾侍卫”，就是承担皇帝与皇宫的警卫保驾任务，这是它的日常勤务。每逢圣节(皇帝诞辰)、正旦(正月初一)、冬至，举行的三大朝会，以及每天的常朝(皇帝上朝与官员议政)，还有举行祭祀等仪式，皇帝的出入，都有锦衣卫官兵扈从、侍卫。凡遇大朝会，皇帝上朝升殿，锦衣卫指挥使一员，身穿大红蟒衣，头戴乌纱帽，身佩銮带，悬挂金牌，在御座前面偏西的地方站立侍卫，另有千户六员身穿青绿锦绣服，在殿前“侍班”(听后召唤)。凡平时常朝，锦衣卫指挥一员、千户二员、百户十员、旗校五百名，在奉天门(皇极门)下，排队侍卫，听候皇帝命令，纠正官员礼仪。退朝以后，锦衣卫百户一员带领士兵，巡察皇城四周，其余锦衣卫官兵分别守卫东华门、西华门，听候传唤。

所谓“巡察缉捕”，就是“缉捕京城内外盗贼”。锦衣卫专设“镇抚司”，直接承办皇帝交付的重案要案，捉拿人犯，审判关押，特设“诏狱”，意思是遵照皇帝的诏令查处人犯的监狱。镇抚司诏狱的司法权力，来自皇帝，凌驾于政府的司法部门之上。政府的司法部门——“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不得干预锦衣卫镇抚司。也就是说，镇抚司诏狱可以越过三法司，行使特殊的司法权力。这样说，似乎太过于抬高了锦衣卫的身价，因为它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目中根本没有三法司，视法律如草芥。这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法外用刑”的结果。

朱元璋为什么要设立锦衣卫以及它的附属机构镇抚司呢？

明史专家吴晗在《朱元璋传》(1949年版)中这样回答道：“这一批并肩作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声望，主意多，要是自己一咽气，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太孙不但年轻，还比他父亲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们读古书，讲三王道理，断不是制驭枭雄的角色。他要替儿孙斩除荆棘，要保证自己死后安心，便有目的地大动杀手，犯法的杀，不犯法的也杀，无理的杀，有理的也杀。锦衣卫的建立，为的是便于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在法外用刑。各地犯重罪的都解到京师下北镇抚司狱，备有诸般刑具，罪状早已安排好，口供也已预备好，不容分析，不许申诉，犯人唯一的权利是受苦刑后书字招认。不管是谁，进了这头门，是不会有活着出来的奇迹的。”分析得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锦衣卫的职能：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法外用刑。锦衣卫是个什么东西，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明朝著名文人王世贞专门写了一本《锦衣志》，他的结论也是如此：锦衣卫是内廷的侦察机关，东厂则由宦官提督，最为皇帝所亲信，即使锦衣卫也受其侦察。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是内廷亲军，皇帝的私人卫队，不隶属于都督府(其他卫隶属于都督府)。其下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负责本卫内部刑法，北镇抚司专门掌管诏狱，可以直接凭借皇帝诏令行事，不必经过外廷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法律手续。

清朝官方编纂的《明史》，其中的《刑法志》有不少篇幅涉及锦衣卫，它说：“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师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当时令人噤若寒蝉的“胡惟庸党案”、“李善长党案”、“蓝玉党案”，先后杀戮四万多人，就是锦衣卫一手操办的。后来这位太祖高皇帝大概意识到，“法外用刑”并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下令撤销镇抚司诏狱，烧毁刑具，囚犯移送刑部处理。

燕王朱棣发动军事政变，把建文帝赶下台，自己当上皇帝。由于名不正言不顺，遭到建文旧臣的强烈反对。为了肃清政敌，钳制舆论，他恢复了镇抚司诏狱。永乐初年，再度重现洪武年间的恐怖气氛，由“诛九族”发展到“诛十族”。受株连而处死的不仅有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外加朋友门生一族，还出现了“瓜蔓抄”，把案犯家乡的村庄化作废墟，没有一人得以幸免。这些都是锦衣卫的杰作。迁都北京以后，朱棣另外建立一个由亲信太监掌控的东厂，目的是“刺臣民隐事”，并且负有监督锦衣卫的使命。

锦衣卫的头目，在《明史》中有小传的，不是列入“佞幸传”，就是列入“阉党传”。在“佞幸传”的有纪纲、门达、逯杲、江彬、钱宁、陆炳；在“阉党传”的有田尔耕、许显纯。这些人都是宵小之徒，靠卧底、告密而发迹，为皇帝惩治不同政见者不遗余力，加官晋爵之后，气焰嚣张，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关于锦衣卫或者厂卫的斑斑劣迹，可以说贯穿于整个明朝，而且愈演愈烈。到了熹宗天启年间，厂卫横行达于巅峰，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兼任东厂总督，利用明熹宗朱由校的昏庸，专权乱政，他手下的十员干将，号称“五虎”、“五彪”。所谓“五虎”，是中央政府的文职高官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为魏忠贤出谋划策。所谓“五彪”，是具有军职的高官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充当魏忠贤的打手与屠夫。

田尔耕是前兵部尚书田乐的孙子，依靠祖荫，仕途一帆风顺，一直晋升为军职最高官阶——正一品的左都督。天启四年投靠魏忠贤，掌管锦衣卫。此人狡黠阴贼，与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结为莫逆之交。魏忠贤为了镇压“东林党人”，屡兴大狱，如“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田尔耕把锦衣卫的侦缉人员派往各地，把不同政见者逮入镇抚司诏狱，严刑逼供，入狱者都死于非命，没有活着出去的。由于他和魏忠贤、魏良卿的特殊关系，不少官员都奔走于他的门下，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甚至与他缔结姻亲。当时京都有“大儿田尔耕”的说法，意思是，他是魏忠贤的干儿义子中的老大。这个老大是名副其实的，魏忠贤特别看重他，以皇帝的名义授予他少师兼太子太师的荣誉头衔，他的亲属多人获得锦衣卫世袭职务，逢年过节赏赐不断。

许显纯是前驸马都尉许从诚的孙子，一路升迁，成为都指挥佥事(从二品)，天启四年出掌镇抚司。此人粗通文墨，性情残酷，在镇抚司诏狱中，用各种酷刑折磨反对魏忠贤的正直官员。率先弹劾魏忠贤的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杨涟，在镇抚司诏狱中被拷打得皮开肉绽，牙齿全部脱落，最后被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活活折磨死。支持杨涟的左光斗、魏大中等官员都被拷打得面目焦烂，筋骨断裂，皮肉溃烂，布满蛆虫，最终死于狱中。

当时人描写的镇抚司诏狱的酷刑，令人毛骨悚然，进入诏狱，首先就是“拷问”，分三个档次：轻的叫做“打着问”，重的叫做“好生打着问”，更重的叫做“好生着实打着问”。接下来是用酷刑逼取口供，每次用刑“一套”，包括十八种，如械、镣、棍、拶(夹手指)、夹棍等。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说，他进入镇抚司诏狱，许显纯迎合魏忠贤的心意，严刑逼供，“一拶敲一百，穿梭一夹，敲五十杠子，打四十棍，惨酷备至”。一套刑用下来，无不血肉溃烂，凄厉的呼号声一阵紧似一阵。“诏狱”里面的牢房是地下室，墙壁厚达几尺，室内鬼哭狼嚎，隔壁听不到一点声音。拘押在诏狱的顾大章，把镇抚司诏狱与刑部监狱相比，竟然有地狱与天堂的差别。

明末文人黄煜写了一本《碧血录》，逐日记录“六君子”入狱后，遭受严刑拷打的惨状：入狱当天，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下，夹棍五十下。提出审讯时，由两名狱卒挟持左右，佝偻而行，“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都用“全刑”，杨涟“大号而无声”，左光斗“声呦呦如小儿”。左光斗的门生史可法化装潜入狱中探望，左光斗已经面目焦烂，难以辨认，左膝以下筋骨全部断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的尸体，用被褥、苇席包裹，从诏狱后门拖出，尸体腐烂，“臭遍街衢，尸虫沾沾坠地”。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严惩魏忠贤及其阉党，魏忠贤畏罪自缢，他的爪牙田尔耕、许显纯等也被押上断头台。

拨乱反正之后，厂卫横行依然如故。崇祯四年言官许国荣向皇帝上疏，希望对厂卫有所制裁。他说：原先厂卫负责侦缉，对付“巨奸大逆”，偶一为之。后来演变为常例，失去立法的本意，而近于告密。他感叹道：“告密非盛世风也！”接着他分析厂卫横行的弊端：皇上或许以为有了厂卫，“天下无遁情”，臣却以为“天下从此政多隐情”；皇上或许以为“秘访所致，得于独闻”，臣却以为厂卫“借此为招摇之榜样，纳贿之便门”。况且只有厂卫可以侦缉他人，而没有其他人可以侦缉厂卫；他们能够颠倒是非，而无人敢于评判他们的是非，以至于厂卫肆无忌惮恣意妄为。流毒泛滥至今，一些流氓无赖打着“厂卫”的幌子，敲诈勒索，牟取私利。他举例说：绸商刘文斗运货到京城，奸徒恶棍赵瞎子等口称“厂卫”，以偷税漏税相讹诈，把他绑架到崇文门东小桥庙内，搜查他的账簿，发现和他有生意往来的商户罗绍所、李德怀等十余家，一并拿下拷问，总共敲诈白银两千余两。

以上所说不过是几个片段，已经足够发人深省。了解了这一些，再去看电影《锦衣卫》，恐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