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玫和发哥在拍摄现场（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为那么多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我提供了靶子。只要这些批评能引起全民对孔子的关注，引起大众对于国学的热情，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记者/王倩

1997年春节，制片人刘文武给导演胡玫带来了一本小说——二月河写的《雍正王朝》。在胡玫之前，刘文武已经见过了11位导演。看完小说的胡玫无法描述出自己的感动和创作的冲动，她去雍和宫烧了一炷香，那里曾是雍正的寝宫。

她40岁出头，因为和张艺谋陈凯歌他们在电影学院里是同班同学，一起被冠之以“第五代”的称号，拍过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影视剧，老百姓大多不知道她。当时胡玫自信地对刘文武说，“中国只有我能拍好这个戏。”后来她说过，其实心里想的是，这是天上掉下的一块大馅饼，一定不会落在我头上。

在人们通常的观念里，女导演就拍拍爱情亲情友情这些主题吧。但胡玫偏偏是异类，她拍过像《女儿楼》和《芬妮的微笑》这样的爱情电影，但留给大众最深刻印象的是她拍摄的《忠诚》、《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和《乔家大院》这样关乎历史和政治的宏大叙事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我原先对于拍摄历史剧并没有太大的热情，我在历史剧上的成长完全就是被观众给培育出来的。我拍了个历史剧，大家就那么大的热情，那我就想了，历史剧能这么成功？大家这么喜欢啊？那就再来一部吧。随着这些年不断的研讨，还真的就对考古什么的产生了兴趣，比如近日出了个曹操墓，就紧盯着研究曹操了。”胡玫就这样不断地扩展着自己对于历史题材的兴趣，正是拍摄《汉武大帝》时对于儒家学说的接触，触发了她对于孔子的创作激情。

吴宇森的《赤壁》还可能拍成娱乐片，但偌大的中国，没有人能接受《孔子》稍微多带点娱乐色彩，所以南子，和会武功的孔子，都会成为争议的焦点。据说电影局对于《孔子》的审查意见是，要求严肃，表现他的仁爱思想，不能写他跳到河里去救人，也不能和坏人打斗，编得少一点，要从史实里取材。

“子见南子”在史书中寥寥几个字，但在电影里成为了重头戏。“两千五百年前的生活形态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那时的女人上街时要戴面纱的，所以电影里，街上看不到女人。原来有一句台词，鲁君表扬孔子的治理能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男女分路。后来“男女分路”被删了。“现在女的都当导演了，真的不可思议”，胡玫不希望今天的电影里仍然没有女性，所以对南子倾注了很多感情——南子可以仰慕孔子，但孔子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南子，以示坐怀不乱的真君子性格。

传说中的胡玫是一个强悍的导演。导演在影片公映前接受众多媒体的轮番轰炸，已经成为这几年的宣传惯例，连最大牌的陈凯歌和张艺谋也放低身段，坦然接受了行规。而胡玫还在坚持，于是剧组在制定整体宣传计划时变得异常为难。

胡玫在片场话很少，现场一般找不到她。拍摄时她经常就找一旮旯，脸一蒙睡觉，而且她非常注重外表。编剧何燕江在评价导演的工作方式时也说过，“她不是强势，而是坚持，态度很好的，但不断地提醒你，不断地说，总听着，你自然也就按照她说的做了。”

胡玫说得越少，人们对她的兴趣就越大。尤其是历史这个东西，可说的东西太多。好在《孔子》公映前一两天，胡玫终于愿意袒露心扉了。或者说她终于找出了一丁点儿时间——就在走上飞机前的一小时，胡玫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拍的不是思想，是人生

《新民周刊》：你在饭局上第一次认识了投资人于品海先生，一顿饭的工夫后，他就决定要投资《孔子》。当时你都说了哪些话来打动他的？

胡玫：他问我，怎么会想要拍《孔子》。我说，社会富足，国家强盛，中国的文化也在慢慢地向世界推广和渗透，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而且，当时于丹在百家讲坛上掀起了国学热，我也注意到很多中小学课程里也增加了《论语》的教学，很多家长让孩子背《三字经》，民间出现了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潮，储藏着追寻孔子的热情，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情正与日俱增。我是热爱中国文化的普通人、现代人，产生了寻找中华文明之根的念头，而且也愿意为国家做些贡献吧。

《新民周刊》：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但是很多人看了电影后说，感觉不到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存在，可能印象更深的反而是前半部分他的军事才能。

胡玫：我这次拍《孔子》的精髓，并不是概念先行的创作方法，也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的，我们到底说的是他哪种思想。我们主要说的是他从51岁做中都宰起的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再到后来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周游各国的游说经历。顺着他的这个人生轨迹，在故事中展示孔子的思想是怎样诞生的。我们这次只是描写了一个先师圣者的几个侧面，孔子的思想是不可能在一部电影里被包容完整的，我们使用了《论语》里的一些由他的弟子传承下来的经典的话，能用的就用了，不能用的就不能强求了。这不是一个纯思考的影片，这是一个人生故事。

《新民周刊》：拍孔子的电影放弃讲述他完整的思想历程，你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构思的吗？

胡玫：最初的剧本里，我们说的(孔子)思想比现在还要全面。那时我们始终围绕着介绍孔子的这个那个学说，某个阶段说了怎样的思想，始终困扰其中，但那不能称为一个电影，可能我们把这个侧面那个侧面都说得挺好的，但是抓起来并不能捏沙成泥。思想是不能外化的，思想家没有动作，都要靠说话说出来的，可是电影最忌讳的就是台词多。我们经过了6次专家学者讨论，有一阵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做不下去了，就像现在大家在问的，你到底要表现他什么思想？剧本做到十七八稿时，江奇涛介入后，就把以前那些结构完全给颠覆了。我们的故事就从孔子51岁在鲁国担任中都宰说起，这是孔子一生中最具戏剧化和跌宕的时期，也是他政治智慧的一次大展现，和一次大失败。

《新民周刊》：和你们的故事不搭的思想就不用了，那最后按照你说的人生故事里，用到了哪些思想呢？

胡玫：仁者爱人，尤其是仁。电影开头，孔子把自己礼乐和谐和仁者爱人的理想，归结为“大同”。他想通过自己的政治生涯，在鲁国实现这个“大同”的理想，也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男女分路。后来政治理想失败了，他周游列国游说君王，走了很多国家，思想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最后“和而不同”的愿望。

拍的不是成功，是失败

《新民周刊》：从51岁当中都宰再到后来周游列国，这段经历对于孔子意味着什么？

胡玫：从孔子51岁说起，其实是对孔子揭秘性的介入。特别是从他51岁当中都宰到53岁周游列国，历史上有记载，但真的不太为人重视，鲜为人知的。都知道他曾经从政，但他失败了，而大家的反应都是不能触及(这段)，觉得有损于圣人形象。我们都知道他去周游列国，但为什么要去周游呢？他既然做过高官，又为什么会政治上失意呢？

《新民周刊》：所以电影花了很多的篇幅在他的政治经历上。

胡玫：我们想好了故事的主线，但新的课题产生了：孔子为什么要堕三都，为什么要拆城？怕老百姓看不懂，我们简直绞尽脑汁，写了十几稿剧本都在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后期制作时还剪了二十多遍，就怕大家听不明白，连台词也是改来改去的。现在还能聊以自慰的是，大体上说清楚了。我的原则就是基本符合大的历史事实，大情节上没有瞎编的。但是在一些细节、过程和时间上做了一些修改，要把细节捏在一起，这也是不得已的。

《新民周刊》：已经有历史学家对这些细节上的修改提出了意见，比如颜回和子路的死亡时间，南子也不是被谋杀的。

胡玫：我是电影工作者，不是历史学家。我的电影要尽可能接近真实，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生活形态，但这个工作非常复杂，一定要兼顾现代观众看得进去。原来也有人拍过孔子的电视剧，史学家可能觉得很好，做过推荐，但是都无声无息。还有人让我照着拍。但我看了后觉得很晦涩，节奏很慢，有点无法看懂，这样拍肯定是不行的。我要做的是在两千五百年后，找到穿越时空的力量，吸引观众往下看，让观众在两个小时内迅速回到那个环境。

《新民周刊》：你找到的力量就是拍一个失败者孔子？

胡玫：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如丧家之犬那样地周游列国，回到鲁国没几年后就去世了。我要是把他写成一个成功的人，才是篡改历史。如果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就不用离开鲁国了。

《新民周刊》：很多人喜欢你的历史剧是因为剧里能找到现实的影子，你在创作时也出于这样的考虑吗？

胡玫：我不知道孔子应该映照现实里的什么情况。但他是一个痛苦的思想家，他太孤独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人类的文明远远滞后于他的先进思想。最后他选择做教育家，教化人心，传道弟子，把自己的思想传递下去，这是非常有远见的。果然他的弟子里出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沿袭了他的儒家学说，后来到了董仲舒时，才有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新民周刊》：关于《孔子》你都听到了怎样的反馈呢？

胡玫：就现在收到的反映来看，我还是挺高兴的。可能说坏话的人也不会直接和我说，加上我也有点二百五，不太在意别人说的。让中国人说一句好，真的很难；让中国人骂一点，简直就“哗哗哗”地来。但是我觉得，中国历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和帝王，应该是被追捧和崇尚的。但是我也非常欢迎批评，为那么多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我提供了靶子。只要这些批评能引起全民对孔子的关注，引起大众对于国学的热情，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