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健：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思乡是政治不正确

凤凰娱乐：在您的创作歌曲中，按文本题材来分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归到人文关怀的音乐、家国题材、时代的，或者个体的也是生命思考的部分比较多，小情小爱的东西特别少。这是您个人经历加上性格使然，还是说在那个时代里面您觉得那个表达是对的？

侯德健：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不可能逃脱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方向和意义。那么，我的父亲是重庆人，跟着蒋介石到了台湾，而我出生的时候他不在，他演习去了。之后就是外公外婆把我带回家了，一直长到11岁一直都是跟外公外婆在一起，那是一个眷村，在大陆说是一个部队大院。在我所能够看到、能够接触到的，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我外公一样的老兵，我外公是我最关心的人，也看到外公的这些朋友和他过去的同事，只要他们到我们家以后，说的都是一些老家的事情，等等。那么，我们也知道，台湾在那个时代，就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这些话是不能去提的，蒋介石不愿意听你们说你们想回家，蒋先生是不允许的，所以连思乡这个事情都变成政治上的不正确或者政治上的敏感，包括后来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么崇拜余光中余老师，也就是他的《乡愁四韵》，那个是太真实的东西了。当然，余光中老师比我父亲他们要年轻很多，比我外公他们要更年轻了，他比我们还要大，他是在四川出生的，他把四川理所当然地当作是他的家乡，他是一个福建人，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就隔着一个海湾看着深圳这边的大陆，但那个时候是没有深圳的。

凤凰娱乐：渔村。

侯德健：渔村。应该这么说，余光中老师比我更早关怀到这个事情上面，我自己的生活里面，从我外公、从我父亲、他们的同事或者我们眷村里面的这些叔叔伯伯们，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思乡情绪。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我的一个主题，我第一次把一首歌写完了，唱片公司买了，给了我相当于现在的美金一百块钱，我父亲那个时候薪水只有一个月不到五十块钱，那个时候我一首歌卖了一百块美金。我做的一件事情是去买了一整套的《锦绣河山全图》，一共是8本，特别大的，彩色的，大陆的，日本拍摄的当时大陆的情况，那里面所有有人的部分全都被涂黑了，当然有五星旗的地方肯定是要涂黑的，有人的地方也涂黑掉了，我就很兴奋地抱着这8本书就回去了，“爷爷，爷爷，我给你买了这一套书。”哎呦，我爷爷那个高兴啊！然后就打开书，每一页、每一页看，很多地方他都去过，他就每一页、每一页给我讲。这就是我生活的环境，我的创作都是来自于他们，《归去来兮》这样一首歌就是写我爷爷和我父亲他们那一代老兵思乡的歌。

凤凰娱乐：那能不能总结为您的创作比较依赖自己的个人体验？

侯德健：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过去我是不会去写它的，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是我关心的事情，是会让我痛的事情，我会去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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