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云》曾因涉及将“史塔西”人员描写成英雄而遭到非议

二战后东德大力推广新式监听技术，主人公在庞大机器面前信仰逐渐模糊

文艺生活通常象征着自由追求，集权国家时刻警惕着当中蔓延的“危险思想”

身为一位能力突出的东德国安局特工，格尔德-魏斯勒敏锐地发现，在东西德都很有名的剧作家德莱曼，可能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对东德政权完全无害。于是，当国安局计划对德莱曼进行监听时，魏斯勒顺理成章肩负起了负责人的工作，但在监听过程中，魏斯勒却逐渐被作家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同化，他决定不再继续把德莱曼推向史塔西的大牢，而是默默保护他，对方甚至都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存在。

虽然，东德的那段高压统治历史，会让一切跟它有关的话题染上浓郁的政治色彩，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只有一墙之隔，跟隔离在同一枚炸弹中的化学品一样，只需要拉出安全阀就会混合、反应、爆炸，可《窃听风暴》的情绪，却是出奇的平静，多纳斯马的灵感，不是来自柏林墙上的涂鸦，也非自由人士在冷战期间掀起的无数次运动，而是列宁听贝多芬《奏鸣曲》的典故。据说列宁很喜欢《奏鸣曲》，但不能听太久，否则都不想革命了。多纳斯马把这个故事放到了电影里，剧作家在弹起《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时提到了这个故事，并补充道：能用心聆听它的人，也不可能是坏人。与此同时，带着监听耳机的魏斯勒正被那段旋律感动的泪流满面，后来，他甚至还去作家家里，偷来了布莱希特的书。这是魏斯勒转变的关键，简言之，他被美好吸引，无法继续过监控器式的生活，电影里还有条反面佐证，剧作家逃过一劫，在家中大喊国安局都是蠢货之后，魏斯曼曾孩子气般地决定揭发剧作家，但一走进史塔西的总部，看到战友们既官僚又枯燥的样子，顿时就明白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

魏斯勒是史塔西内部的叛徒吗？看起来，他其实远比很多东德政府高层更信仰他的政治理想，别人在想着借职务之便淫人妻女，或者包庇上司时，魏斯勒还在想着要实践一下共产平等。当年东德的很多普通人，都浪漫地心怀信仰，只不过，政治在他们这里是信仰，在另一群人那里变成了利益、手段和工具，魏斯勒身在高层与底层之间，他比其他普通人多了一个看到真相的机会。

这部电影的幕后，也有一个跟坚定的政治信仰有关的故事。《窃听风暴》开场那段在史塔西总部大楼内情节，多纳斯马想去已改建成史塔西博物馆的原址拍摄，但是被馆长回绝了，他无法接受一位史塔西探员被塑造成英雄，而当多纳斯马说，这种类型的英雄也是存在的，比如辛德勒时，馆长回答，辛德勒是真实存在的，但当年在东德，却没有魏斯勒。

多纳斯马跟馆长并没有本质上的分歧，他在《窃听风暴》里虚构了一个灵魂，把它装进了魏斯勒的身躯，这个虚构的灵魂，照出了冷战时期东德的本质，在这个对信仰严密监控的国度，其实也在发生着一场信仰危机，这场危机就发生在东德政府内部，正真有信仰的人，必然会被他信仰的东西由衷地感动，但那里没有感动，有的只是别人给他们的信任，以及他们因别人的信任而获得的特权。所以，魏斯了并不完全是被剧作家的生活感染，在此之前，他已经被“信仰”暗中抛弃，“他人的生活”，只是提醒他注意到了这一点的契机。

而那位拒绝了多纳斯马拍摄请求的管理员，可能也是被信仰抛弃过的一员，至少他是站在这群人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柏林墙倒下的那一天，在胜利的统治者的史书上，写着欢庆自由的文字，在失败者的统治者的史书上，写着对过去主张的反思，但对许多完全没有做好准备迎接变化的东德人民来说，那一天意味着他们相信了一生，并打算继续相信下去的东西，瞬间从他们身上溜走了，这或许就像一道过于刺眼的白光，对远处的人来说仿佛灯塔、启明星，而对身在其中的东德人来说，它可能刺伤他们的双眼，在他们以后的视线所及之处，留下一块难以抹去的暗斑。

现实主义舞台剧往往涉及到社会批判，但文艺本身或许并不能完全承受政治的压力

审讯是一场噩梦，当局者的工作技巧越娴熟，受害者越难从梦中苏醒

女人死在大街上，监听者此刻已将自身情感投射在他的工作对象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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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塔西——东德时期的克格勃

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窃听风暴》中韦斯勒任职的地方，属于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此机构有个更臭名昭著的称呼：史塔西，它的前身为警局第五办事处（K-5）。

1947年8月，为搜索潜伏在苏占区的纳粹战犯、镇压持有不同政见的人，苏维埃行政局从德国老党员里精挑细选一批骨干，成立了K-5，这些骨干在逃亡前，大多数都受到过纳粹迫害，后来又在共产国际学校受到过系统教育，在面对纳粹和政敌时毫不手软，就像史塔西前对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说的，“其中难免有报复的心理。”很快，被K-5抓获的犯人就超出了监狱的承受能力，有11座前集中营被重开，用来关押这些人，其中包括两座前纳粹死亡集中营：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

1950年2月8日，东德成立史塔西时，就直接从K-5调用了大量“身经百战”的工作人员。1970年代之前，史塔西多采用逮捕，酷刑折磨的办法对付“东德政权的敌人”，后来意识到这种手段会让他们在舆论上陷入被动后，改换成了精神折磨法，通过各种方式扰乱对方私生活，给当事人制造精神压力，《窃听风暴》里剧作家提到的东德高居不下的自杀率，跟这种精神折磨不无关系。

“党的剑与盾”是史塔西的座右铭，其成立的目的是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政治警察，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工作。主要负责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集秘密警察、情报侦察、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从东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数就持续增加，总共接近30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前东德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不能直接、或者以“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间接参与的。

史塔西的标语是“我们无处不在”。1959年，塔西姆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万人，另外还有17.5万名在民主德国国内的正式的通报合作者，即着名的“IM”，还有2万名“IM”通报合作者居住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意味着东德大约每160人中就有一名全职的史塔西。通过这些复杂连绵的情报机构，一旦史塔西确认某某人的政治倾向有问题，他们就会用低调的压力逼使当事人辞掉工作，或者逼使学生终止学业。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它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几乎全国每3人就有1人被监控，没有人能逃脱秘密警察的监视，没有人会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

史塔西对东德人民无处不在的高压控制，直到1990年才跟随东德政权、柏林墙一起，成为了历史。2010年1月15日，前东德的国家剧院高尔基剧院举行了一场独特的纪念活动，20年前的1月15日，示威者从各个入口涌入东德国家安全部大院，柏林墙的倒塌激起了人们的巨大勇气，他们高喊着“史塔西滚蛋”，砸烂了很多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的设备，并且把大批文件和档案奋力从窗户抛到大街上。

不过，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集权、独裁和政治斗争，那么一个史塔西的倒下，只会意味着还有无数个秘密警察机构以不同的名字站起来，换个姿势，继续看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