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称很喜欢采用女性视角 自嘲不够阳刚

25日下午，李安（左）与余光中在台湾对谈

“我是个影迷，看过你的电影《少年“披埃”（派）的奇幻漂流》。”25日下午，85岁的文学家余光中在台湾与刚刚结束金马奖评审工作的著名导演李安畅谈“我的电影”，一句“披埃（派）”惹得现场一千名师生哈哈大笑。

对谈开始时，讲台上的余老花了整整五分钟慢悠悠地打开公文包，摘下又换上一副眼镜，又从右往左翻开笔记本，全程没有介绍也没看李安一眼。李安则像个小学生一样以内八字姿势乖乖坐在一旁，安静地等待余老事毕。

李安说话一向都慢，余老说话就更慢了。如此一来一往，状态不全然在同一轨道的两人反而擦出别样火花。

据了解，李安的下一部戏将讲述拳王阿里的故事。

台湾教育体系造成电影人思想怠惰格局小

余光中：我写诗，看过的电影给我灵感写诗的有几部，譬如奥黛丽·赫本去世我写了《圣奥黛丽颂》，怀念胡金铨我写了《吊金铨》，《甘地》也写了三首。同时我和妻子还经常看连续剧，最近想写一篇文章《论韩剧》，我朋友说如果我不看连续剧，可以多写三本书。

李安：我看余老师的书时差不多就是学生年纪。来到高雄，我想先告白一下，我曾在高雄港当兵，当时跟我交往了四年的女朋友先去了美国，然而就在我退伍的前一天，她寄给我一封分手信，当时真是有跳下高雄港的念头，这里记载了我的纯真年代。

余光中：前几天有媒体报道，你说：台湾电影虽有创作自由，但是格局小、技术差、难成大气候，虚了一点儿。想请教李安先生，能否就这个问题再发挥一下？

李安：我很感谢余老师给我一个申诉的机会。我讲的格局大不是你非得要拍成吉思汗那样场面宏大的历史题材，譬如《甘地》我最后都有点打瞌睡，其实电影要小而精准才拍得好。只是我今年看到四五部台湾中生代导演的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有点虚。其实台湾电影在情感和主题的发掘，以及不同于好莱坞架构的抒发和经营确实有可看之处，但可惜这些感动是不连续的，前因后果总是缺一块，结构不够扎实，关系建构不够精彩，剧情的推演也是一厢情愿和懒惰。气虚则是指对白不太有力量，似乎台湾人的文化素养从余老师这代到我这代再到你们这代，一代不如一代，虽然我是拒绝相信的。这也许是台湾整个教育系统造成了我们在思想上怠惰的小格局，从而让台湾电影缺乏竞争力的原因。

女性题材最卖座 李安自嘲不够阳刚

余光中：你最早拍过《理智与情感》，原著简奥斯汀的小说既不浪漫，也不意识流，讲的就是如何把女人嫁掉。为何想要改编这么女人的小说？

李安：我动了改编念头并非因为是名著，而是受到它的启发。这是简奥斯汀19岁时写的第一部小说，写得并不成熟。女主角艾玛·汤普森同时也是一名很出色的编剧，她将奥斯汀延伸得很到位，还能把原著的言外之意挖出来，所以我敢说电影比小说完整。这是我第一部英文电影，当时还在英国进修了六个月，慢慢进入那个世界才把它拍出来。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受雇去导演电影，因此虽然对于电影皆大欢喜的结尾不满意也无法改变，如果是现在我一定跟他们拼了，拍出原著结局惆怅的调子。当然，我其实觉得制片方选择我导演这部片子还蛮有眼光的，他们可能是从《喜宴》和《饮食男女》中看出了我的两面性，和简奥斯汀文字中悲喜交集的气质是接近的。也许在社会讽刺、态度喜剧这些领域，我是天生擅长的。

余光中：除《理智与情感》外，张爱玲《色戒》和你当年编剧的《少女小渔》也都是女性题材，为什么？

李安：我自己也很困惑，为什么拍女性就卖座，拍男性就是讲同性恋的卖座。可能我这个人男子气概比较不够，我也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像吴宇森一样，拍一部男人看得也很过瘾的作品，但就算我拍《绿巨人》居然也是女性观众多。最早拍《喜宴》和《推手》都是描述父子关系，在台湾观众八成都是女性，她们在我的父子关系里看到了什么我真是不晓得；《卧虎藏龙》是我第一次拍武打片，结果也是女人在打；《色戒》在台北首映后，发行方去厕所偷听，结果男厕所鸦雀无声，女厕所热闹地像有几千只麻雀。当然，女性视角我本身也特别喜欢，因为她们的力道是微弱但是强烈的。这可能和我人生经历有关，从小瘦弱，在美国又是弱势，我太太也常觉得我啰嗦骂我“妇人”。可能关于怎么发挥微弱的力量，我比较会使力。

以《色戒》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很大逆不道的东西，我最早看的时候非常愤怒，觉得张爱玲怎么会写这种东西，但它就像一个幽灵一样抗拒不了。后来一得到奥斯卡（最佳导演），我感觉权力来了，就赶紧开拍。它是用女人性心理去解构一个父系社会最荣耀最神圣的事情——抗战，仿佛抽掉一个小女人这个微弱的铆钉，整个父系社会架构就被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