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神偷》剧照(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这是香港电影的突破，也是香港电影的回归。《岁月神偷》是一部以导演罗启锐自身经历为蓝本、围绕香港六十年代拼搏精神为主轴的电影，它将街坊人情的家庭伦理故事带到柏林影展，并获得“新世代”最佳影片水晶熊奖，为香港寻回被遗忘的价值，展现社会及政治史切片，审视殖民社会特色及阶级之别，并为香港电影创出新路。

《岁月神偷》是香港电影中被遗忘已久的题材。这些年来，功夫片、搞笑片、鬼怪恐怖片及历史大片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港产片市场，投资者或部分电影人总以为，观众生存的现实世界已经足够磨难艰困，进入电影院就应该抽离，到一个和生活本身毫不相关的场景和脉络，满足三D视觉也好、狂笑一场也好，就算是惊吓两个小时，起码是购买了两个小时的发泄和超脱。当然，这些电影自有其艺术和创作的价值，其票房也频频报捷，然而，当绝大部分的香港电影都只提供两个小时的娱乐，走出电影院、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不禁要问：观众记忆了多少、回味了什么，电影里的甜酸苦辣又和观众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正是《岁月神偷》为香港电影寻回的价值。

《岁月神偷》根据编剧兼导演罗启锐百分之九十自身经历改编，其实，也是一部庶民角度的香港社会史、政治史。罗的知己伴侣张婉婷出任监制。

电影从位于九龙深水埗小街上的罗记皮鞋的家庭故事展开，描述鞋匠一家四口如何享受顺境和乐观面对逆境。电影中，罗记皮鞋的老板、即罗父（任达华饰）每天辛勤工作，是一个外酷内热、不懂表达情感的六十年代父亲，而母亲（吴君如饰）则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长子罗进一（李治延饰）资质聪颖，在著名的拔萃男书院（DBS）就读，是田径跨栏好手；幼子罗进二（钟绍图饰）顽皮，对世间事物充满好奇。一家四口住在鞋店阁楼，过着简朴生活。店铺是僭建（违章）的，要定期交保护费，每逢中秋，就算家里的月饼不够，也要送一盒“双黄莲蓉月”给洋人警察。罗氏家庭的生存艰困，本身已经是一部很重要的社会史记载。六十年代，廉政公署还没成立，香港贪污成风，警队到处收保护费，就连医院护士，病人家属给红包也是少不了的。在电影里，当哥哥罗进一因患上血癌住院，护士嫌他母亲给红包给得少，抽血时也狠狠的一针插下去。而最后为了输血，更要赶去当铺典当。这种情况，在今天的香港已然消失。

跟罗记皮鞋在同一条巷子的，还有一家由上海人经营的缝衣店，也是非常具有时代象征意义。二次大战后，大量难民南逃，其中不少是上海人，他们擅长缝衣理发，一九六零年的电影《南北和》，正是讲述当时一名南来上海裁缝师傅和本地裁缝的故事。《岁月神偷》里的上海人（谷德昭饰）虽然讲一口上海话，和邻居的南方街坊却能融洽相处，共同分享好菜。这种已逐渐消失的街坊人情味，在电影里重现。

电影也细腻描述了当时贫富之间的差异。当哥哥带着一条热带鱼去送给住在山顶的中学女朋友时，赫然发现，原来女友住在一个上万呎的豪华别墅，后门比一般家庭的正门还要大，而她家里的鱼缸，更大得让他看瞪了眼。这有点像青蛙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其实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

《岁月神偷》除了是一部社会史，也是一部政治史，透过电影，人们发现六十年代的香港和中国大陆，是既远且近。在殖民统治之下，当时香港的年轻人流行听西洋歌曲，比如Monkees的‘I wanna be free’就几乎贯穿整部电影，来反映当时年轻人的心态。同时，尽管当时中国大陆正值火红的文革年代，但香港和北京人民的往来也没有中断。当哥哥证实患上血癌后，母亲便和弟弟跟他到北京看病，透过医院的窗户，兄弟俩看到一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身躯抬至，电影里虽然没有说白，但这具血肉身躯暗示多少的历史血债。

《岁月神偷》是一次细致的港人对生命、生活的回望，这种回望，透过亲情、爱情和邻里之情，跨越地域及文化差异，感染了柏林的年轻评审。柏林影展的“新世代”竞赛单元，专为儿童及青少年观众而设，分成“十四岁以上”以及“十四及十四岁以下”两组，旨在透过电影提升年轻一代对文化的关注，评审亦由青少年担任。《岁月神偷》是首部获水晶熊奖的香港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