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达华《岁月神偷》剧照(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饰演男主角的任达华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我小时候也很穷，也经常被爸爸打，在拍电影的过程里，这些记忆不断涌现，让我回到那个场景，对投入角色有帮助之外，也是一次对生命的回望。”

罗启锐表示，《岁》在柏林影展放映后，观众都热烈鼓掌，片中的香港情怀，是一种放诸四海的感情，外国观众同样有共鸣，因为战后的欧洲也经历过百废待兴的艰苦岁月，电影提供了一个新鲜的时代背景，但内里阐述的感情，他们完全能明白，也提供了一个让观众反思的空间：为何现代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罗启锐看见柏林影展电影完场时，西方父母亲都紧紧搂着儿女，相信大家都从罗家的故事，感受到亲情的可贵。

罗启锐说，近年香港社会上充斥了负能量，“八十后”面对困难，感到迷惘，或者只懂得抱怨，令他回想六十年代时，面对的困难更多，还不是凭信念，想方法渡过难关，像电影中的母亲常说“一步难，一步佳；难一步，佳一步”般，乐观地走过去，他希望香港人能从电影中汲取长辈的教诲和克服困难的精神。“鞋字半边『难』，亦有半边『佳』”一直是罗父罗母乐观处世之道，他亦希望下一代能摆脱贫穷，只要升中试成绩好，也可以入读香港名校拔萃男书院，学好英语，冀望有朝一日出头天。

任达华说，演绎这个角色最困难之处，是如何寻找六十年代人物的心态。他和罗启锐虽然有相似的成长背景，但要捕捉罗父的神韵，始终要透过不断和导演倾谈，“我时常和导演一起吃早餐，引导他回忆父亲的生活点滴。我用了两个星期跟随一位老师傅学习造鞋，观察他的细节，例如他总是弯着腰工作，所以镜头很着重拍我的背影。拍摄时我会把双手涂满胶水，不断磨擦，令它看起来粗糙，希望能从生活中感受这个角色。”饰演罗母的演员吴君如也表示，《岁月神偷》的剧本令她非常感动，写得很用心，“连一条鱼也有细致的形容”，电影令人重拾“被遗忘了的价值”。

这其实也是港产片在五六十年代的特色之一。一九五三年的《千万人家》、一九六零年的《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九六四年的《香港屋檐下》等等当时被称作社会剧的电影，将当时社会百态、老百姓的生活艰困带到观众眼前。像《香港屋檐下》，就是揭露当时社会“大鱼吃小鱼”的现象，银行挤兑时小市民的恐慌和大老板的计算形成强大张力，又跟一九六四、六五年香港银行的挤兑风潮产生巨大的戏里戏外的呼应。即使到了八十年代，方育平的《父子情》、《半边人》也让人难忘。

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这些以人情味和生活态度去感动观众的香港电影，除了陈果《细路祥》、二零零六年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的《父子》，以及去年在香港金像奖连夺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奖项的《天水围的日与夜》之外，绝无仅有，而登上国际知名影展的，就只有《岁月神偷》。不用枪击，没有神功，《岁月神偷》只是诉说了一个发生在香港基层家庭的故事。

事实上，打从罗启锐在纽约念完电影回香港的时候，描述人情味小生活的电影题材就不是主流，在七、八十年代，“港产片”是香港重要的文化产业，港片凭灵活创意，广受东南亚市场欢迎，更有“东方好莱坞”美誉。

然而，港产片在八十年代的辉煌时期，大家争相开拍同类题材，包括搞笑片、恐怖片等，雇用同一批有助卖埠的当红演员，直接让演员身价急升。九十年代末，大陆电影冒起、盗版碟猖獗，在盈利下降的情况下，大片厂如嘉禾及新艺城等淡出电影制作市场，香港电影一泻千里，观众流失，市场收缩，缺乏重要投资者，港产片进入寒冬。

九七回归后，京港关系越来越密切，港片陆续试探进军大陆，自从二零零三年香港与大陆签订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CEPA)后，香港电影可正式以合拍方式进入大陆市场，为萎靡不振的港片注入强心针。

势所趋，中港合拍片成为主流，直接面对大陆观众，香港也成为聚合各地资金的电影城市，题材自然以能通过大陆电检为首要原则，电影人创作时需小心谨慎，题材也要顾及大陆观众口味，许多合拍片都偏重拍摄古装历史题材，如《三国》及《赤壁》等，间接令港产片题材单一化，失去昔日多元化的特色。具本土色彩的主题难以找到投资者，或只能以小规模形式拍摄，业界也警觉过往港产片的灵活特质及多元化的题材会因此而消失。

香港电影人一方面努力打造面向大陆市场的“大中华电影”，另一方面要保持港片特色，当《投名状》及《叶问》在大陆和香港均取得佳绩，香港亦出现了具本土特色的电影，如描写屋邨生活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及描写青少年友情及冲突的《烈日当空》等低成本制作电影，广受好评。

港产片逐渐出现了两个路向：主流的，仍然是大投资大题材的“合拍片”，如《十月围城》，及小投资小题材、以香港市场为主的非主流电影，即“非合拍片”，如《岁月神偷》，但电影人最想做到的，是创造两地都受落的商业片题材，如周星驰尝试结合特技及动作的《功夫》、结合特技与温情的《长江七号》、彭氏兄弟的新派特技武侠片《风云2》、袁和平的立体古装武打片《苏乞儿》、黄百鸣将香港独有的贺岁片渗入内地元素的《花田喜事2010》。此外，邵氏重投电影市场，曾志伟导演重新打造邵氏经典而成的《七十二家租客》，提倡“和谐”的邻里守望精神，以华南地区熟悉的电视台演员主演，扎根香港，面向大陆市场。

《岁月神偷》在柏林影展获奖，证明回归家庭伦理题材，是可以突破文化差异的缺口。事实上，二零零八年的卖座电影《叶问》，在传统功夫片的类型上亦渗入了家庭伦理的元素。《叶问》编剧黄子桓对亚洲周刊说：“在电影里，我们希望塑造一个有别于一般英雄的人物，功夫好当然是重要，但另一方面，如何吸引女性观众，甚至年轻一点的人，我们想到，『家庭』这个元素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和导演构思出一个关顾家庭的人(family man)。现实里的叶问本来也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也是十分照顾家庭的，有妻子儿女，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构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电影中有不少比较温情的戏份。就如爱护妻子，与孩子画画，在家中吃饭等等。其实有不少这些细节，令到观众看这部戏的时候，便会代入到一个父亲、一个爸爸的角色，有亲切感。”

踏入二零一零年，《岁月神偷》证明了本土色彩的电影也可突破地域限制，受人认同。“港产片”将迎向新时代，而“港产片”一词，将被重新定义。

香港政府对电影界的资助，亦有助一些中型投资（成本约一千二百万港元，即约一百五十四万美元）电影能够成功开拍。一九九九年成立的“电影发展基金”，原本是资助有利香港电影业长远发展的项目，政府于二零零七年将三亿元注入发展基金，扩大范围，资助中低成本的电影制作，《岁月神偷》也成功申请了资助。《岁月神偷》的剧本，尘封已久，一直放在罗启锐心灵深处，是他最想拍摄的电影。当初担心自己的故事欠缺吸引力，故此第一部导演作品《七小福》，反而先拍别人（成龙及洪金宝等）的成长故事。

一开始，罗启锐一直找不到开拍《岁月神偷》的资金，直到去年得到好朋友岑建勋支持，为他筹集了第一笔资金，加上电影发展基金三百五十多万港元资助，《岁》总投资成本约一千二百万港元，算是中型制作，任达华及吴君如以友情价、亲戚价参与，成功开拍令罗启锐终能“解开心结，还了心愿”。

《岁月神偷》原是罗启锐散文集的名字，为什么钟爱此名？他说，很喜欢它的意思：“在幻变的生命里，岁月，原是最大的小偷……”然而，罗启锐和张婉婷却为我们抓住了这个小偷，将它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拍成这部电影，为我们重现被遗忘的价值和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