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他的歌曲烙在听众的生命年轮上

▼歌曲翻译家薛范。

深圳商报记者 楼乘震 文/图

薛范是谁？有的人并不知道。一旦知道了我们平时喜欢听、喜欢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忆往日》、《草帽歌》、《丽达之歌》、《音乐之声》、《友谊地久天长》、《手拉手》、《人鬼情未了》、《月亮河》、音乐剧《猫》和《剧院魅影》中《回忆》等插曲、动画片《变形金刚》、《花仙子》、《机器猫》中的主题歌曲等等都是由他翻译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

10月30日晚，上海音乐厅掌声如潮，上海市文联、上海音协、上海作协和上海译协联合举办了《流淌心底的歌——薛范翻译生涯60周年专场音乐会》，以表彰薛范先生对外国歌曲翻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及其中外文化交流的卓越成就。演出票在一个多月前就售罄，本报记者准备到音乐厅门口买黄牛票，薛范先生的好友章洁思老师得知后将薛先生给她的票转送给我。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诞生

无论在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国内城市，还是在莫斯科，凡是薛范作品的音乐会，都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以下简称《莫》），而且往往会台上台下连唱数遍，将气氛推向高潮。

《莫》是苏联著名作曲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与诗人马都索夫斯基合作，为1956年举办的全苏运动会摄制的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所写插曲之一，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这首抒情歌曲在参赛中引起了轰动，夺得了金奖。大会闭幕，各国青年唱着“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告别莫斯科，这首歌曲也在世界各地不胫而走。

1956年7月，薛范从《苏维埃文化报》上刊登的联欢节获奖歌曲名单上看到这首歌曲。他手头正好有这首歌曲的原谱，一试唱，就被深深打动了。薛范决定立即着手翻译，但整整工作了两个夜晚，译出的歌词也没达到令自己满意的意境和感觉。

薛范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听歌剧，歌剧散场了，回家途中，蓦然，不知从哪幢楼里飘来一阵悦耳的钢琴声，他听出来是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他想象着那位弹奏者是位妙龄少女，在那个静静的夏夜，悠扬的琴音自有一种神秘、甜蜜的意蕴。回到家时已是午夜1时，但他丝毫没有睡意，面对着《莫》的草稿，他忽然来了灵感，内心的情感像喷涌的甘泉，顺着笔端汩汩流出，一个多小时，就把满意的歌词译了出来。直到今天，那晚的情景他还记忆犹新。

不久，北京的《歌曲》和上海的《广播歌选》同时发表了薛范译配的《莫》，很快，这首苏联歌曲在全国流传开来，此时离世界青年联欢节闭幕还不到两个月。

《莫》自从问世以来，一直盛传不衰，成为拥有世界声誉的一首经典作品，薛范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这首苏联歌曲译成俄文以外文字的人。还有人统计过，在世界上，用汉语唱《莫》的人远比用俄语唱的人多。这首歌曲早已成为一首中国人自己的歌曲。

在“文革”中，唱这首歌要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遭到批判，但在城市里人们躲在阁楼里仍在听着这张唱片；在边境、农村，农垦战士、“插兄插妹”依偎在草垛上轻轻地吟唱着这首歌。薛范有一次在街上听见两个少年边走边轻声唱着《莫》，他禁不住热泪盈眶。这可是“不许唱”的年代啊！他听过多少中外著名歌唱家演唱这首歌，但这一次让他最为动容最为难忘。当又可高歌的时代到来时，无论薛范到哪里参加活动或上电视，《莫》就是背景音乐。每次他和乐友们见面时，台上台下总是同声高唱这首歌曲向他致意。《莫》成了他最响亮的名片。

别注视我的轮椅

写到这里，熟悉薛范的人会说，你怎么没提到他是个残疾人啊！是的，我是故意先避开这一点的。因为薛范向我，也向其他记者说过：“请注视我，不要注视我的轮椅。”他认为残疾人与正常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样有生活、工作、贡献的权利。因此，薛范参加过无数次有关音乐的活动，却从不以残疾人的身份去讲演如何自学成才，“我愿意以一个专家的身份去谈谈我的专业。一个人应该以为社会作出的贡献而受人尊敬，而不是因为残疾人才被看重。”

薛范1934年9月出生于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两岁时一场高烧使他得了小儿麻痹症。他知道别的孩子学习不好，还可以靠体力吃饭，而他如果学习不好，就只能永远成为父母亲友的“累赘”。家里人背着他上完了小学、中学，成绩名列前茅。高三要填报高考志愿了，他想读理工，今后做工程师。老师劝他改学外语，将来搞搞文学翻译，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用笔为祖国建设服务。他报考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谁知道，当他兴冲冲地摇着手摇车到学校报到时，校方才发现这个新生竟然下肢严重瘫痪，被告知不予入学。那个时期，残疾人是不能进高等学府的。

薛范并没有因此而懊丧却步，他在家跟着电台广播自学俄语，也常摇着手摇车到电台去向别人讨教，电台编辑们都熟悉了这个执著的“函授学员”。有志者事竟成。1953年薛范试着翻译了苏联歌曲、穆拉杰里的《和平战士之歌》，投给了上海的《广播歌选》，没有想到发表了，并由电台教唱了。这是他翻译发表的第一首苏联歌曲，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广播乐团的负责人对他说：“给我们翻几首苏联歌曲吧?”过不了多久，他真的为上海广播乐团译配了混声合唱曲杜纳耶夫斯基的《春天进行曲》。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

自强不息的“传说”

薛范不想在他的事业和成功中注入世人对他的怜悯，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无时无刻不向自己的残疾挑战和抗争。

译配外国歌曲难度很高，是有曲后填词。薛范说：“歌曲翻译是一门艺术，同时它也是一种‘二度创造’，一种艺术再创造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为搞好二度创作，薛范不仅自学掌握俄、英、法、日等国语言，而且对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明杂剧和音韵学也进行精深研究，还自修外国音乐史、作曲理论和音乐作品分析等专业知识以及大学中文系全部课程，饱汲艺术营养。 要知道薛范脊柱扭曲，不能行走，也不能久坐。他的许多功课，是跪在床边完成的。

五十年代他扩大视野开始翻译其他国家的歌曲。没乐谱，他就到处借录音带，去电影院摸黑记谱。遇到比较复杂的歌曲，甚至要买几次票去看去记。不多的稿费几乎都搁在了电影院里。

“文革”开始后，作为高级职员的父母工资被扣了一半，薛范也没有了稿费收入。为了生活，父母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他寄信连张4分钱的邮票都买不起。薛范是靠稿费生活的自由职业者，这反而好，没有单位抓他去批斗，街道上批判了他一下，就无人过问了。但让薛范肝胆欲碎的是“破四旧”时，红卫兵抄走并损毁了他十几年来搜集积累的中外图书、期刊、乐谱、唱片、图册等音乐资料，还有花了大量心血一字一字摘录的笔记卡片、诗词抄本及未完成的译著文稿等。但薛范也不因此而泄气。不能翻译苏联歌曲了，他就悄悄地翻译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的插曲。读外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学外语。有时也会望着天花板发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敏感的薛范感到：艺术无国界，苏联歌曲今后还会被介绍到中国来。于是，他天天摇着手摇车到上海图书馆，查找60年代以后的苏联杂志。中午只吃几片面包。很多次因停电而电梯不开，薛范就拄着拐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上去。不巧的是上海图书馆还没有1964年至1970年的苏联杂志。他打听到北京图书馆有，便毅然把手摇车托运，只身北上。那时，北京图书馆还在北海一带，到北京后，他每天摇着手摇车从所住的紫竹院的朋友家到北海，再由北海回到紫竹院。就这样，他填补了我们对那段时期苏联歌曲的空白。至今，由他翻译配乐的苏俄歌曲有900多首。

翻译者只不过是“二传手”

可以说，薛范翻译的苏联歌曲，是烙在中国整整一代人的生命年轮上。在中国举行的音乐会结束，会有许多人向薛范献花，抱着薛范哭着说：“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我们家是唱着您的歌度过那困苦的岁月的。”的情景不知出现过多少次。

俄罗斯红旗歌舞团多次来华，每次演出结束谢幕时，薛范被邀上台，歌舞团的指挥家、独唱家、合唱队长、乐队长和舞蹈队长分别在全场观众热烈的鼓掌声中，向薛范献花。

“中国资深翻译家”薛范的成就更是多次得到俄罗斯政府的褒奖。他先后获得俄罗斯联邦政府授予“荣誉证书”、 “尼·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中俄两国政府颁发“中俄友谊纪念奖章”和“俄中友谊纪念奖章”以表彰薛范“在中国推广和传播俄苏歌曲的巨大贡献”。

特别是1997年11月10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亲自向薛范授予“友谊勋章”，荣誉证书上这样写着：“鉴于语言文学家薛范对俄中友谊和俄中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功绩”。原苏联作曲家协会音乐学与音乐评论委员会主席弗拉吉米尔·查克致函薛范： “从您杰出的翻译作品中，曲和（汉语）词交融在一起，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您对于歌词有着卓越的审美感，把握住词的歌唱性，从而您的译词化为了音乐……正是您，在中国大地上赋予这些歌曲以生命。”

而薛范却说：“我译配的歌曲获得社会承认，这样的荣誉原本应属于原作者，翻译者只不过是‘二传手’，而人们‘爱屋及乌’，把属于原作者的荣誉给了我，在我看来，这是对我工作的莫大鼓励和最高奖赏了。”

音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也许有人以为，如此大的成就，薛范的物质生活也一定很富有。其实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薛范是靠父母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的。歌曲的杂志，现在只剩了北京的一家，大多数作品难以发表，就是发表了稿费也很低。很多人为他的境遇奔走呼吁，直到1999年才得以解决，享受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待遇。

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薛范还摇着手摇车到处去普及音乐知识。他抱着一个信念——“一直想在辞世之前记录下来”，将半个世纪以来从事外国歌曲翻译所积淀的心得总结出来，出版了《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全书共十章，近20万字。这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本有关歌曲翻译的学术理论著作，表现出作者对歌曲翻译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的真知灼见，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一项空白。

薛范的努力令凡人感到不可思议。许多记者都问过他的动力来自何方？他往往说：“没有什么动力。要是非要说动力，那就是我太喜欢音乐了，音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早已融入我的生活和生命。”

今年是薛范八十大寿，也是他从事外国歌曲翻译六十周年。60年来，他译配的外国歌曲有2000多首，出版的歌曲集和专著有30多本。他在乐友的帮助下设立了网站，建立了薛范音乐工作室。上海音乐出版社最近又隆重推出《薛范60年翻译歌曲选》。但薛范没陶醉，没停步，他的头脑非常清醒。10日下午，本报记者随薛范先生到上海交响乐团，与交响乐爱好者进行交流。薛范说:“我们今天唱苏俄歌曲，不是怀旧，是在欣赏那些经过岁月筛选，依然闪着光华的艺术珍品，是对我们曾经拥有而如今正在失落的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