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严歌苓鲍德熹齐聚凤凰大影响 共论中国电影现状

谢飞、严歌苓、鲍德熹三位重量及嘉宾做客凤凰大影响

凤凰娱乐讯 7月25日，由凤凰娱乐与FIRST青年电影展联合主办的“凤凰大影响”论坛特别活动在西宁举行。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得主、著名导演谢飞、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得主鲍德熹以及著名作家、编剧严歌苓齐聚大影响论坛，以“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为题，以从业经历、当下行业现状以及青年电影人发展等不同角度阐述议论这一话题。

众所周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而在今年暑期档的竞争中，以华语电影为主力的中国电影市场的单周票房已超过北美市场，成为整个行业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华语电影题材过于单一化、热钱资本运作浮现泡沫等负面信息也伴随这电影市场的发展而并存。票房数字屡屡创造新高的今天，中国电影迎来的到底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谢飞、鲍德熹、严歌苓三位从业经验均超过三十年的资深电影人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论坛活动吸引了青年电影从业者、影评人以及媒体记者到场参加。

——当下中国电影进入好时代还是坏时代？

谢飞：绝对是大时代、好时代

鲍德熹：当下是大时代，是个危险时代

论及对当下时代的感悟，曾凭《香魂女》获金熊奖的著名导演、同时也是电影教育家的谢飞表示，自己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已有半个世纪，他对每个时代的改变深有体会，“现在的时代对于年轻人是好时代。因为在以前中国连像样的电影节都没有，各方面管的很严。”在他看来，现在有像FIRST这种影展这样的活动，对年轻人来说是是幸运的。

谢飞进一步补充道：“有人说这或许是个坏的时代，因为现在有《爸爸去哪儿》这种东西糟蹋了电影。但在五十年代，我们的大银幕甚至还播放《春节大联欢》。因为当时没有电视，所以都是通过银幕放映一种黑白片：比如侯宝林说一段相声、郭兰英唱首歌，那么这算电影吗？所以，我希望大家看事情也不要那么片面。”

而《金陵十三钗》、《归来》的作者、编剧严歌苓则直接给出了她心目中区分“时代好坏”的方法：“我觉得，好时代和坏时代的区别或者大时代和小时代的区别就是：什么时候作家和电影创作者有了最大程度的自由，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好时代、大时代，否则它就是一个黑暗的小时代。”

凭《卧虎藏龙》摘下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鲍德熹表示，中国电影现在才开始起步，让观众买票走进电影院是第一位的：“我们没有了观众，就没有了电影。”但他同时强调，“大时代”的繁荣和“电影质量”在当下的市场反馈却并不成正比：“当下中国电影正迎来一场资本操控的‘文化革命’，现在什么人都能拍娱乐电影，却没有人再拍文艺片。不得不说，这又是个危险的时代。”

谢飞、严歌苓、鲍德熹回忆自己进入电影圈的“电影往事”。

——三位大咖回忆从前

严歌苓：看西方电影与文学让我开始写小说

谢飞：作为“红二代”我拒绝了《建国大业》

面对台下众多的青年电影人，三位嘉宾分享了自己最初接触电影以及进入这一行业的经验，讲述了各自的电影往事。

著名作家、编剧严歌苓女士首先受邀发言，“我的生命是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在中国。在我21-22岁时看到我爸写了一个很好的小说，我就开始尝试改编。因为我们那会儿都是跃跃欲试的年轻人，看了太多西方电影和小说，感觉到被滋养的不行了，所以必须得释放一下创作激情。在那种情况下，我是糊里糊涂就开始入行了。”严歌苓说，她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是在国外游历，这包括了美国、欧洲、非洲和亚洲，但“看电影”始终是她人生所有阶段里最快乐的消遣手段：“我的少年时期处在一个无电影可看的环境里，我只能看一些糟粕电影、文革电影；直到80年代初，我通过父亲的关系才可以拿到内部参考片的票。当时两种票最金贵，一种是球赛的票，一种是内部参考片的票，于是我当时看了很多西方电影，虽然现在看起来其中的很多都比较沉闷，但当时也算是开了眼界。”

但严歌苓也表示，在自己成为作家之后，发现那时的中国搞电影并不能根据创作者的意志为转移：“我和陈冲拍《天浴》时要解决的只是投资，你可以自己决定故事和风格。但在中国，有很多要比投资更难解决的事情。”严歌苓说，写小说是一个人的战斗。但做编剧却不如写小说自由，“一个人是自己的上帝”这种幸福感也很难在编剧领域找到。

年纪最长的谢飞老师则表示，他所属的“第四代导演”与后来的“第五代导演”都碰到了好时代，即“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我们走到现在既有命运安排、又有个人选择。当时因为我是高干子弟，本有机会留苏，原本应该会去学苏俄文学，但最后因为中苏关系破裂，所以又留在国内上了电影学院，这是代表当时的命运洪流无法被逆转。后来因为我长期任教，所以我也可以拒绝拍摄任何娱乐、商业或政治宣传的电影，我早已决定只会拍‘留得下的片子’。因为我父亲是老革命，所以很多类似《建国大业》的主旋律题材找过我，但我都拒绝了，而且也有很多当官的机会——就像如今很多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电影人那样，但我拒绝做那些事。”

鲍德熹的经历相对更加曲折，他生于香港的演艺世家，父亲是著名演员鲍方，少年时代在广州接受教育。谈到自己进入电影业前的经历，鲍德熹当时感到有些自卑，“我开始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工作，很多同事都是大学毕业的，就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有，因为文革期间的学历是不被承认的。我不喜欢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就看了很多电影。后来，就报考美国的电影学校，最后考上了旧金山的一所电影学院。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发现外国老师最爱跟学生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不能这样’，这跟国内教育总规定‘你不能这样’截然相反。同时也体会到中国学生和欧洲学生在创意和技术上的巨大差异，我认为这种不同文化的融合、交流是留学最大的好处。”

鲍德熹回忆，自己从1983年开始正式参与电影的拍摄，正好赶上了香港电影黄金20年的“后15年”。他在香港电影往上走到最高峰时，协助徐克与于仁泰导演拍了很多经典电影。用鲍德熹自己的话概括：“我成长的年代是电影的大时代。”

曾与张艺谋等名导演多次合作的严歌苓表示：不可盲目学习好莱坞。

——中国电影人盲目学习好莱坞？

严歌苓：美国的“自我审查”更可怕

鲍德熹：30年后美国人会偷笑

在回忆完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之后，三位嘉宾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中国电影的当下。尤其对于目前中国电影人学习西方、学习好莱坞的热潮，严歌苓与鲍德熹进行了犀利的点评。

严歌苓表示，国内很多电影人都谈及内地的“审查制度”，而她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的人，却认为美国的某种审查意识也不简单：“其实我们这种硬性的审查不可怕，可怕的是美国那种会让你学会‘自我审查’的制度。比如前几年美国有部影片叫《相助》，我觉得它是个烂片，但它就因为表达了黑人的苦难而受到美国热捧。我在起初因为写黑人不好被人指责之后，如今也不会写黑人的不好，因为写了这些，在美国就是一种政治不正确。”

从编剧技法上，严歌苓也表达了好莱坞编剧在某种程度上的“八股”：“我发现好莱坞编剧讲究‘保持戏剧冲突’，这几乎是他们的一个创作原则。由于中国电影人现在也在向好莱坞学习，所以也开始有导演跟我说，你的剧情必须至少要几个跟头（即出现几次戏剧冲突）。你必须得跟着他说的写，不然你辛辛苦苦写的也会被改掉，”严歌苓接着谈她对在内地做编剧的真实感受，“我感觉编剧已成为‘小三的小三’，没有做头了，大家可能觉得给我钱多价码我就做了，但我想我这个岁数还是别卖了，有一次我把定金退回去，就想还是别干这种事了，结果对方竟然问，‘嫌少了？不够多？’立刻要给我追加薪酬。”遭遇这种情况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在这方面，鲍德熹深表认同：“好莱坞自我的道德鉴定比中国还厉害，他们对每一个题材有严格的把控，《史莱克》或《超能陆战队》这样的片子不可能有任何不适合儿童看的暴力或色情元素。所以，我想把一个事实提出来：现在是美国最开心的时代，因为现在中国孩子都接受了美国电影的价值观，所以30年后美国人都会笑的。如今中国的媒体和评论都拜倒在他们的石榴裙下，把自己人打得一塌糊涂。这真的是美国时代。我看起来乐观，但同时很悲观。”

为此，鲍德熹还提出了一个具体建议：“国家应该有一个行政指令，比如要求所有8厅以上的影院，每周固定一个时间播放一部片子由权威机构推荐的艺术片，然后国家补贴票款10元，我们鼓励年轻人去看一些好的电影，毕竟你无法和‘文化沙漠’空谈提高审美品位！”

谢飞老师对张艺谋《归来》赞誉有加，同时也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

——电影《归来》折射中国审查现状？

谢飞：艺谋技法纯熟胆子却小

严歌苓：留给他的改编空间只有一条缝

三位嘉宾除了从宏观角度谈及电影市场及目前乱象，他们也从具体个案出发，谈及了对近几年中国电影人和电影作品的看法。在北京电影学院长期任教的谢飞老师说：“可以说，近三十多年电影学院培养了两个天才：张艺谋是视听电影天才，贾樟柯是人文电影天才。”而几位嘉宾也就张艺谋的《归来》与贾樟柯、娄烨的电影创作之路展开讨论。

谢飞表示，目前很多国产片的“胆子太小”，《归来》的表现并不能令他满足：“尤其当我读了小说之后，我更不满足，如此技法成熟的导演都如此小心谨慎，这是遗憾的。”不过当他谈及自己的学生娄烨时，谢飞还是予以肯定：“他的《颐和园》让我非常受感动，而《春风沉醉的晚上》也很棒，那段小男生在歌厅唱《那些花儿》让我很感动。而关于贾樟柯，《三峡好人》是他最好的作品。”谢飞说，能否拍出这类电影关于于一个创作者的形象感悟力与艺术构思力，而从这次FIRST影展展现出的年轻导演这些水准方面来看，都还欠火候。

严歌苓作为《归来》原著《陆犯焉识》的作者也回应了谢飞对电影的看法，她表示《归来》电影版的改编思路几乎是张艺谋能走的唯一的路：“当时只有这‘一条缝’能给他取走。因为这样一个故事，上面的审查都怀着一种警惕的心理看他怎么弄，他也很难迈步。而且老谋子要从40万字的一部书里面挑出并非折射时代的那些东西，对他也是非常为难的。”

同时，严歌苓也高度肯定了贾樟柯和娄烨电影的价值，她认为这些第六代导演电影中折射出的人文关怀才是最为“政治正确”与“道德正确”的：“娄烨的每部作品都让我感动，他没有一刻是安分的，他体现的都是需要他独立思考、原创才出得来的东西。”严歌苓坦言，她也有看娄烨最新电影《推拿》，很赞同娄烨使用大量真实盲人演员的方式，“上映当天我去看的时候影厅也就7、8个人，我都要为他掉眼泪了，我们的观众正在走向粗俗化、浅薄化的路上，但娄烨还在坚持自己的创作。他们从不和别人攀比，也不在乎自己的电影是否有那么多观众。我知道他们都会受到很大的诱惑，不论是金钱上的还是人情上的。如果我生活在中国，我恐怕都会溃不成军。”

三位老师对当下华语片的发展感到担忧，呼吁年轻电影人“重视原创”。

——影人寄语年轻导演

鲍德熹：给我微博留言我帮你开启电影之路

谢飞：盼出更多贾樟柯与娄烨

活动最后的环节是观众对谈，三位嘉宾为年轻导演们给出了忠诚的建议和寄语。严歌苓说：“我希望你们当中再出娄烨和贾樟柯，其实在此次影展我已经看到了星星之火。”而面对“给那些‘没天赋、却还想干电影的年轻人’说点什么”的问题时，谢飞回答：“在电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的时代，大家都只要掌握视听技巧就很好了。因为即便成为不了鲁迅，也应该会写字、写文章，掌握视听技巧或许也是未来每个有文化人的必备技巧。”

导演鲍德熹则做起了“现场招生”，他表示自己衡量电影好坏的标准是“题材第一、剧本第二”，有好的题材就可能发展为好的剧本，有这份志向的年轻电影人可以随时给他微博留言，对于好的点子，鲍德熹会亲自回复，并且将其中有希望的项目发展成熟。鲍德熹说：“中国需要大量的原创作品，因为小说那些东西已经被地产商、IP商抢完了，而原创是珍贵的，你把题材用140字发到我微博上，如果它值得发展成电影，我会和你详细讨论。”鲍德熹还打趣说，“毕竟我是双子座的，也是双面性格的人，我会看到你的故事有没有人文精神、有没有趣。我希望培养大量能拍有趣故事的电影工作者。你在创作之前，也可以尝试把题材或剧本说给你的好朋友，听听人家意见。当然，如果你说给我听，我会告诉你们：如何正式筹备一部电影，这才是第一步。你一个孤立的导演，你要把‘光’、‘影’、‘声’三个方面全部考虑透彻才能开拍一部电影。”在三位嘉宾给出大量经验“干货”后，得到了青年电影人为主的现场观众的积极响应，整场论坛在活跃的气氛中结束。

此次凤凰大影响论坛与FIRST青年电影展联合主办，也是继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后，再次入选重要影展的官方活动序列。“凤凰大影响”是凤凰娱乐打造的O2O互动活动品牌，是聚焦中国电影行业的高端论坛，致力搭建娱乐智库第一交流平台。“凤凰大影响”论坛邀请中国电影业界资深人士，共同探讨行业热点现象，进行案例分析、趋势预判，实现思想观点的碰撞、交流以及传播推广。更多“凤凰大影响”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的相关报道，请登录凤凰娱乐频道继续查看新闻、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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