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金爵奖主席蒙吉：中国电影形成了产业，已经成功

克里斯蒂安·蒙吉

凤凰网娱乐讯（采写/小凤）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二十岁生日之际，官方评审团迎来了一位在当代影坛具有重要地位的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

蒙吉在过去十年中的创作力惊人的旺盛，三部长片《四月三周两天》、《山之外》和《毕业会考》都让他站上了戛纳的领奖台，分别为他带来了戛纳的金棕榈大奖、最佳编剧和最佳导演。

自新世纪以来，罗马尼亚电影人才井喷，内策尔、普优、波蓝波宇等人在国际电影节大放异彩，而蒙吉则是“罗马尼亚新浪潮”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不过在他看来，罗马尼亚电影能够在国际上大放异彩，恰恰源于国内电影产业的式微，正是因为如此，这一批电影人拥有更加自由的拍摄环境，不用考虑市场的接受程度。

在蒙吉看来，罗马尼亚电影产业在这一点上和中国正好相反，他觉得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庞大的观众群体，而这正是中国形成明星制的根本原因。不过蒙吉表示，既然中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电影产业，那么证明中国电影就已经是成功的了。只不过，在商业电影高速发展的同时，需要有相关机构去保护电影这门艺术。他将艺术电影形容成柔弱的花儿，如果不多加呵护，就会被大个的蔬菜（商业电影）杀死。

谈评委工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凤凰网娱乐：这次评审团的评判标准是怎样的？

克里斯蒂安·蒙吉：说实话，电影评判标准的选择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过程，所有标准都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最后真正重要的是个人品味，以及你和评审团里其他人有么多了解中国，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接触和了解各种不同的电影作品，因为如果你没有把握世界的走向，可能会惊讶于一些事物，不清楚它们其实并不是新兴的，对你来说可能是如此，但对别人来说并不然。所以评审团通常会讨论价值观，我希望我们也会这样做。我们的评审团每个人都会谈一下自己最欣赏电影的哪些方面，比如我可能比较喜欢质朴的电影，另外一些人可能喜欢其它的，所以我们要想一下我们的共同之处有哪些，考虑我们的决定会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因为观众和导演总是会去解读评审团的最终决定，认为其中传达了某些电影受到追捧和欣赏这样的信息，所以我觉得评审标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凤凰网娱乐：你已经做过两次戛纳评委了，你觉得自己能够给上海电影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蒙吉：其实我也不太确定，比如说我对电影的品味，我们应该鼓励什么类型的电影作品。我接触过很多类型的影片，所以我可以将在这里看到的作品同世界上最有意思的电影相对比。除此之外，我也愿意带来其它的观点。我来这里没有代表任何人，只是我自己，我会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同时也对别人的意见敞开胸怀。

凤凰网娱乐：作为导演和作为评审团一员之间有什么不同？

蒙吉：说实话，作为评审团的一员并不是个轻松的差事，因为你必须要对别人的作品发表意见，但是有些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个工作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导演，你自己说了算，为自己的所做作为承担责任。我认为作为评委最重要的职责是诚实，不要迎合你不认同的观点。做评委并不容易，因为你要权衡你的想法和你所说的话，以免得罪别人，你需要尊重别人的观点，但同时你可能对电影有着不同的品味，所以你要试着去理解导演。你需要拿你认为好的电影和这个导演的想法去对比，可能他的出发点是不同的，这无关好坏，而是说我是否对这部影片感兴趣。

凤凰网娱乐：听起来你不像是一个很强势的评审团主席。

蒙吉：我一直以来都会听取评审团各个成员的意见，这很正常。作为评审团主席来说，我比其他评审唯一多做的一件事是寻求一个我们最后达成一致的方法，确保过程是非常民主的，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了ta对电影的观点。所以我在评审团中引导这个过程，但不是说我的观点比别人的更好，而是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我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如果你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那就不用来做评委了。

凤凰网娱乐：对主竞赛电影的感觉如何？

蒙吉：相信通过这次电影节，我会对目前中国电影的现状有个更好的了解。我听说中国有一个成熟的商业电影市场，这些作品可能并没有来参加这次的电影节。

克里斯蒂安·蒙吉

谈中国电影：形成了产业证明它已经成功了

凤凰网娱乐：本次上海电影节的热门电影票开售后两三分钟就被抢光了，但与此同时，艺术电影在中国面临的处境却很险峻，您觉得艺术电影在中国有什么发展的机遇吗？

蒙吉：说实话，这件事跟教育和体制密不可分。你说的没错，最近全世界的艺术电影发展都不太顺畅。如果现在的标准不变的话，我们可能二十年后就不会再有这些类型的电影了。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在导演这儿，而是在于如何重新培养起人们对于这个类型影片的兴趣，只有坚持当孩子们从小就能够看到不同类型的影片时，才可能培养起这样的兴趣，如果你让孩子从两岁起就一直看迪斯尼动画，虽然这些动画都很有趣，但只是电影的一种，然后他们会看节奏非常快的电视剧，到了十八岁的时候，他们就只会喜欢某一种影片，而无法去欣赏其他类型的作品。如果能让孩子看一些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让他们知道电影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其中不乏很多佳作，告诉他们电影有不同的受众，不仅仅只是娱乐而已，只有这样才可能培养出一批观众。

另外就是艺术影院的建设，说实话我对中国还是有一些期待的，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只要能够让观众受益，那么组织一件事情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比如说，现在在西方国家，你就没法硬着头皮这样做，因为市场只会倾向于那些能够盈利的作品。我对中国抱有一些希望，通过上海和北京这样的电影节，重新塑造观众的品味，促使政府建立艺术院线，让观众可以看到更多的艺术电影。关键的是要习惯在这些电影上消费，如果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有机会看这些影片，他们就会理解电影的多样性，周五晚上可以去电影院看动作片，也可以看其他类型的影片。

凤凰网娱乐：这次上海电影节的活动上，一位著名的中国导演说，票房大片都是垃圾，但这是因为中国存在着大量垃圾观众，你是否认同他所表述的观众和电影之间的关系？

蒙吉：当你用产业这个词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它已经成功了。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产业，也是一种文化，这就是它的问题所在。有时候我们会混淆这两个概念，产业应当遵守自己的规则，你无法阻止人们通过电影赚钱，他们会卖能够赚钱的电影，这也是这个产业永恒的驱动引擎，你无法阻止他们拍这些影片，蓬勃发展的产业会一直给观众提供他们想看的东西。所以产业没有责任去教育观众，而是需要盈利，这一点你要清楚。

另一方面，保护电影艺术这项工作需要其它的机构来承担。我想要提倡教育和文化，这一点需要得到倡导，因为它是非盈利的，电影在艺术这个层面上是非盈利的，所以你需要像对待一朵柔弱的花儿一样对待这些电影，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些各种各样畅销的大个蔬菜将会杀死它。二者都需要保护，但一面是充满生命力的产品，因为它在市场上有销路，而另外一面是试着去探索艺术的含义以及如何去不断突破艺术的边界，所以二者需要共存。在理想情况下，这种艺术应当得到税收和产业的支持。例如，在法国和我的祖国罗马尼亚，我们总是在不断修改电影法，如果艺术作品有很好的选择电影主题的方法，那么让市场上盈利的影片在为艺术作品提供适当的支持，我觉得这还是挺公平的，但这在全球层面上就很难做到了，

凤凰网娱乐：这位导演还说，导演不应该把观众当做上帝，而是看做强大的对手，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自己和观众之间的关系的？

蒙吉：我不会做取悦观众的事情，我试着将观众带到他们想要到达的那个复杂的语言层面。如果你默认观众是聪明的，那么你在拍摄电影时就会面对一群聪明的人。但是你要知道有时候观众并没有你聪明，因此我不赞同这样简化的说法，如果观众没有理解电影，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作为导演，你应当考虑他们有多聪明、思想有多复杂，如果你总是能够稍微高于他们的期待，这也是教育观众的一种方式。很有可能，你会促使观众思考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永远把看电影当做消磨时光的娱乐，电影最初的目的并不止于此。你要勇于带动他们思考，让他们对你的作品做出反应。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不能只是拍一些取悦他们的作品。除此之外，我认为不是只有一种观众，观众的层级不尽相同，我们有许多的作品和巨大的市场，应当针对不同的人拍摄不同的作品。

凤凰网娱乐：你对中国电影有哪些了解呢？

蒙吉：我对中国电影还没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比如说当我在上电影学校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个少年，有很多的片子要看，但没什么机会看中国电影。我能够看到的中国电影并不是艺术片，当时我看的是70年代的功夫片，这是当时社会主义社会唯一会进行交流的影片，像是小孩子看的很初级的作品，所以我对中国电影的认识特别有限。

另外，我没有刻意去区分中国内地电影、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我们知道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之处，但由于说的都是汉语，所以对于我而言都是中国电影。当然了，我能看到的那些电影都是能够入围电影节的。在东欧剧变后的20多年里，我都没有在自己国家的电影院里看到过中国电影。当然我看过李安的电影，以及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我在戛纳做评审的时候，那是2013年，看了贾樟柯的《山河故人》。

今年我在戛纳做短片评审时，把奖颁给了一部中国短片（注：《小城二月》）。我见到了那部短片的导演，是个非常绅士的人。我们都觉得这部短片起了一个很好的模范作用。这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个好的兆头，因为这种类型的影片需要得到鼓励和认可。这对像他这样的导演来说是个梦幻的开头，他这次凭借短片拿了奖，未来可能就能凭借长片再次入围。

除此之外，我还看过几遍纪录片《铁西区》，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它的拍摄方法很不一样，很像我会拍的电影作品，非常现实、简洁，但他是用普通人来拍的，而我是用演员。当然，我还知道张艺谋，以及其他一些导演，我在不同阶段会看一些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不过并没有非常系统地来看。

谈拍摄方法：我尽量让电影简单平衡，但适当的无趣是必要的

凤凰网娱乐：去年上海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库斯图里卡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在拍电影的时候总是会提出各种问题，避免让作品很无聊，那么当你在拍电影的时候，会问自己什么问题？

蒙吉：如何让电影更加有趣，这可能时每个导演都会遇到的问题。但是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对我而言，我会思考影片是否足够诚实、是否有人文关怀、是否在操控观众、是否足够简洁、是否有意义。当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我会有很多问题，并试着给每个问题合适的答案，让影片的时长和事件的数量都恰到好处，不去利用和控制观众，让影片尽量简单、平衡。我不想让观众感到无聊，但是有些时候他们必须要感到无趣，导演要让观众忍耐你的故事，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趣是生活的一部分，你需要承认这一点，所以电影需要包含一定程度上的无趣。观众其实没有意识到，无聊的快节奏电影对电影艺术来说是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就像小孩子一样，如果你一直去逗一个孩子，他会更容易失去兴趣，因为中间没有给他们时间去感到厌倦。如果你因为电影的节奏慢而感到无聊，那这就不一定是我的问题了，很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会确保我呈现给你的是现实的、有深度的作品，可能有些人会对这些感兴趣，有些人则不会。

凤凰网娱乐：在当导演之前，你还做过记者和老师，这是否让你有更多责任去拍摄你自己所提到的这类电影？

蒙吉：我对高质量的、能够让人们放松的电影并没有什么成见，只是已经有很多人在拍摄这种电影了，而且拍得很好，所以我没有必要加入进去。拍摄一部电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次我拍完后就开始思考下一部电影的题材和故事。我能感觉到拍电影这件事的重要性，不能为所欲为，因为我要花三四年的时间拍摄一部电影，所以我必须要保持自己的热情，拍出来的东西要关怀人性。不是说我想通过它改变世界，但我希望观众能够在看完后对自己和生活有某些不同的认识。我觉得我有责任让我的作品涉及一些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同时能够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我试着去探索当下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希望人们通过观看我的电影能够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凤凰网娱乐：在中国，很多电影会请年轻的人气明星来吸引票房，在罗马尼亚有这种现象吗？

蒙吉：并没有。在中国有许多电影院和庞大的观影群体，观众从观看这些明星参演的电影中获得乐趣。只有当你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且人们理解明星的语言时，才会真正地形成一个明星体系，这个体系在美国、中国和印度都存在，但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在法国也不是特别完善。我们的人口在1800万左右，每年大约会卖出1000万电影票，但90%的人都是去看美国电影，所以其实明星体系在罗马尼亚也存在，只不过都是国际和美国影星罢了。你没办法找到一个能把观众都吸引到电影院的罗马尼亚影星。

另外一方面，跟三十年前相比，大部分电影院都已经消失了。随着新技术的到来，我们现在有很多多厅影院，放的都是高票房的电影，不会放什么罗马尼亚本土电影，因为市场太小了。波兰的情况又跟罗马尼亚不同，在波兰，他们有很多年轻观众，因此导演可以拍一些类型片，把这些作品呈现给观众，罗马尼亚目前没有这样的观众群体，所以只有当影片能够取悦大批量的观众时，才会出现影星体系。

不过，过去十多年里罗马尼亚电影在各种电影节上的成功也是与缺乏观众相关，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电影院和观众，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拍摄压力。我们可以反思历史，拍摄起来更加自由，我们感兴趣的在于是否能够不断打破艺术的边界、更具有地域性、比别人承担更大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电影节上脱颖而出的原因。我们用最困难的方式来拍摄电影，考量好每一个镜头，尽量减少剪辑的使用，这样拍摄确实很困难，但我们确实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