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友友与广交音乐会举办 与吴彤携手演奏《度》

马友友前晚演出现场。

前晚，马友友与广州交响乐团音乐会在星海音乐厅举办。这位温润谦和的大提琴家与广交以及笙演奏家吴彤携手演奏了《度》。富有线条性的大提琴和中国传统乐器笙与管弦乐团的结合让这部作品极富旋律感和画面感，为观众带来回味悠长的一晚。演出之前，马友友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中国古典文化教我遵守美德

广州日报：您对这次演奏的《度》的理解是什么？

马友友：我想向观众讲述这个了不起的故事，这个关于生于公元802年隋末唐初的佛教学者的故事。他是个翻译家，也是一个旅行家，按照当代的政治地理概念，他在十七年里踏足了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北部及南部，写下了后来成为《西游记》灵感源泉的《大唐西域记》。《度》这部作品，就是在短短的25分钟里面用音乐去表达唐玄奘的这种奉献、隐忍、探险精神以及他的刚毅和坚持。三个乐章演奏下来，能为听众绘出他一生的经历轮廓，从长安到印度的艰险旅途、对生命中各种喜乐的体验以及最终达致的清澈、充满智慧、精神开化的境界。

广州日报：《度》是一部跨界的作品，跨界也是您一直致力的事业，跨界可以使古典音乐焕发别样的魅力，但同时可能面临“形式感太重”等风险，您如何规避此类风险?

马友友： “跨界”是一个现代产生的概念，它似乎略带轻蔑感，暗示着一种为了向商业利益示好而牺牲艺术价值的行为。其实我认为真正的跨界是一种人与人在艺术上进行的友好合作，为过去与当代之艺术形式（包括美术、音乐以及其他文化）搭建沟通桥梁的产物。

广州日报：您是华裔，因此许多中国观众对您感到很亲近，您每次到中国演出会因此有特别的感受吗?

马友友：中文和法文是我的母语，中文我是在家里学的，也只在家里讲。你可以想象当我第一次发现并进入一个所有人都讲着我父母讲的语言，过着我只在父母的讲述中粗浅了解的生活时的惊奇与喜悦。练书法，过春节，烧香，接受孔子之道的教诲……这些儿时的记忆在我初次踏足香港、台湾以及最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中国大陆之时，都变得那么鲜活，那么栩栩如生。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当然感到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我渴望着能更多地了解这里，知晓和体验这里的人民的生活，无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同时我也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能参与和见证教育与文化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所有国家走向未来的影响。我们处于一个所有事情都飞速变化与革新的世纪，在这种变革的冲撞下如何持续保持对人性的关怀，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广州日报：您曾说中国古典文化和价值观一直根植在您心中，这对您从事音乐事业有何影响?

马友友：从小我就被教导要讲礼貌、尊重他人，不要总以个人私利为出发点，要知晓自己行为对周遭环境的影响。我也被告知“字如其人”的道理，而我认为这个道理同样可以用在音乐上。不是说我已经完全遵守了上述的所有美德，但我一直都在鞭策自己尽量去做到。

音乐教育：先天与后天共同作用

广州日报：在音乐教育方面，您认为父母应该如何培养子女?

马友友：做父母的学问太多了，很难有一个统一答案，很多时候简直就是难解之谜。不过我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方面的探讨核心不应是“先天”对决“后天”的，而是“先天”与“后天”共同作用，对这两者予以同等的考量，或许就是一种健康的培养方式。

广州日报：在很多人眼里，您是成功的典范，获奖无数、功成名就、家庭美满, 您还有什么未尽的梦想吗？您还会为自己设立奋斗的目标吗？

马友友：活着就是为了不停地成长和进步。我亲爱的妻子，也是最了解我的人， 告诉我一直工作，别退休。她这样说可不只是为了赶我出家门。我认为工作给予我方向，与他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合作，努力在工作中步向一个更公正、公平的世界，赋予我存在的意义。

广州日报：您一直对公共事务很热心，比如您曾组织“百人会”，担任奥巴马政府“总统艺术与人文委员会”成员。很多人会有疑问：您是艺术家，为何要介入社会公共事务？

马友友：我不愿让自己变得冷漠和消沉。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曾经的导师逐个离开，我的孩子渐渐独立，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在渐强，我会感到担忧。但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在我离开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比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更差。因此我问自己，我以及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面对世间许多单纯依靠政治与经济力量无法独立解决的难题，我们能如何有所贡献？作为一个音乐家，我如何能成为更好的公民？我们这些在艺术人文领域的从业者，如何能让自己与政治、经济领域的佼佼者一起为这个社会共同出力？毕竟一个社会的最佳形态，应该是政治、经济、人文三个引擎相互协同，共同驱动的。

与郎朗的对比：

每个音乐家都是独一无二的

广州日报：数天前，中国很多媒体报道了您和郎朗一起参加坦格伍德音乐节的事。这其中可能隐含这样的情绪，您和郎朗都是“中国人”的代表，你们为中国争了光。您如何看待中国媒体和观众的这种心理？您如何看待中国观众把您当成“自己人”的心态?

马友友：其实在某种范畴上，音乐季与运动队的作用和使命是一样的，我们都努力为自己的社区、民族、地区以及国家作出贡献。但是我觉得这种自豪和骄傲感的过度泛滥是有其内在的负效应的。我认为艺术的创造，包括音乐、美术、文学、电影等等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存在予以支持和充实，舒缓痛苦，传递生命力，赋予人们平衡的心境。艺术打开了我们对不同现实的想象之窗，使我们得以在不同思维空间里神游，在这个过程中使我们恢复活力，重拾希望。在坦格伍德音乐节时我听了郎朗的排练和演出，我非常欣赏和享受他在音乐上的强大技巧与想象力。他启发了许多人，也让许多人为他感到自豪。

广州日报：最近有中国乐迷，将您和郎朗的成长经历做了一番对比，称是“两个受过不同教育的父亲，教育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名人儿子”。您如何看待这种对比?

马友友：因为地域环境和年代的差异，我们之间的成长固然有很大的差异。坊间常有成功方程式的探讨，我不敢苟同。每个音乐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大脑、身高、手指长度、生理特质乃至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因此每个音乐家的乐音连接、乐句处理、演奏动机等等都是不一样的。

广州日报：最近,在中国国内有媒体质疑一些古典音乐家和娱乐圈靠得太近，过于明星化，您对此有何看法？您是否认为古典音乐家应有意与名利场、娱乐圈保持距离？您认为应该如何在各种光坏下保持清醒头脑？

马友友：我本人不太用这种划圈子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因此我也不太懂得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只要某件事背后的价值是积极正面的，那从事或参与这件事情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就会是正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