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 凰 娱 乐 出 品
采写:波米
在一年结束之际,我们需要借由一个人的视角,全盘回顾这一年在华语电影界发生的事。素有“台湾电影教母”之称的焦雄屏女士欣然接受了凤凰娱乐的专访,她谈及自己对这一年华语电影乱象的看法与分析,给出了她自己对于华语电影、影人的好恶榜单。有意思的是,焦雄屏在谈及“《一步之遥》口碑争议”时说出了一个观点,即“如今的网友不再迷信任何的权威或光环”,而这也正是我们在呈现这篇专访前希望告知各位观众的一件事。
其实,无论是对于焦雄屏还是其他评论家、影评人的看法,我们都无需尽信其言。然而我们可以在他们对这一年“佳片烂片”、“大事小事”进行分析时,以此为契机梳理一下自己这一整年的观影过程。或许我们无法做到像他们这样头头是道、有理有据,但我们每个人心中对于电影喜恶的那杆秤,却是支持华语电影继续前行的最重要标尺。
凤凰娱乐:前一阵你与姜文做了一次深度对话,而目前《一步之遥》正因观众吐槽“看不懂”而票房持续下跌,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焦雄屏:把这个电影跟几年前的《让子弹飞》并列而论会很有趣,《子弹》反映的是“口碑狂欢”,这证明姜文其实具备把握社会焦点和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本事,所以四年前,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影评人,大家都享受于诠释《子弹》的过程。然而,成也英雄、败也英雄。今年《一步之遥》的微博口碑竟造成了对《一步之遥》的反作用。在本片刚上映时,出现了一大批不经深思的评论:一是看不懂,二是不怎么样。
不过,这也说明了新一代观众不再迷信任何权威、不再迷信任何主流导向、不再迷信任何明星效应了。人们开始产生自主权,这(现象)当然也有好有坏。好处是使得某些舆论带领者、公知或媒体不再具备单方面操控舆论的能力,而坏的地方则是放纵了那些不经深思的批评言论,这是在不经意间失掉了对较为复杂影片及其创作者的尊重。
凤凰娱乐:谈到“尊重”,网上有一种观点说“姜文对观众不够尊重”,而我看到你在和他对话时提及了“间离效果”,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姜文不是不尊重观众,而恰巧是非常看得起观众——“间离效果”的目的就是调动起观众欣赏艺术的能动性。
焦雄屏:完全没错,今天我刚跟别人谈到这个,就是和你一样的结论。姜文没有低估他的观众,他反而觉得观众应该有足够的思考能力以接受他的各种挑战。如果仅仅是要去喂观众东西,或是让观众简单得到情感宣泄,这对于高智慧的创作者是索然无味的。姜文最大的敌人绝不是其他竞争者,而是他自己。他是想要超越自己才去尝试不同的东西,也许成功了,也许失败了,但尝试本身便弥足珍贵。
我常说一句话:“伟大的作品不一定完美,完美的作品不一定伟大。”有的电影你完全看不到技术上的瑕疵,比如很多好莱坞电影:一点瑕疵都没有,但你就是感觉索然无味。而有些电影你可能觉得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但是那部作品却深深的感动着你,《蓝色骨头》也是这样的片子。
凤凰娱乐:从大众角度讲,这里是不是还是有“营销错觉”的存在?大家是带着看《让子弹飞2》的期望去看《一步之遥》,所以才败兴而归?
焦雄屏:你讲的这两个原因都有,我刚跟崔健聊过,他对(《一步之遥》遭差评)这件事的看法特别有意思。他说:“你的电影如果是这样的作品,又为什么要用和商业片一样的宣传方式把不对路的受众吸引到影院里呢?”这其实一针见血的道出了当今中国电影在宣发端方面的问题。
对于《一步之遥》并不是《子弹2》,这说明创作者本身并不愿重复以前的方式,他并不想以赚钱为唯一目标。姜文拍了一个票房非常成功的《让子弹飞》,大家就要以为接下来是《子弹2》、《子弹3》了?而且即便姜文要讲的东西还是一样的,但他选取的讲述方法是千变万化的、有新方向的。如果市场上永远都是“制服式”的、标准化的创作方式,每年岁末永远是一些充斥奇观、煽动年轻人或“博君一粲”的电影,那才是非常肤浅的文化价值体现。
凤凰娱乐:就像奥森-威尔斯,因为过于锋芒的才华最后被主流市场所驱逐。
焦雄屏:姜文的某些霸气或是枭雄特质是绝对可以跟奥森-威尔斯相匹配的,但两人的境遇不一定相似。毕竟以前的媒体是可以被掌控的,而且以前的知识传播并未像现在这么丰富。所以,这造成威尔斯的作品都是隔了好多年才被大家重新肯定为“旷世杰作”。
如今,姜文虽然也面对了一些口碑上的不适,但目前的社交平台上还是有各种对《一步之遥》深入的解读或提供丰富细节的文章出现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当这些内容推送到你面前时,其实是取决于受众要不要读了。所以姜文不会像奥森-威尔斯那样沦落到完全被封杀、甚至最后流放到其他国家去拍戏的程度,姜文在中国仍然拥有非常大的资源和实力。某种意义上,姜文是很幸运的,他的崛起与自媒体多样化的崛起密不可分。
凤凰娱乐:换句话说,如果姜文要是在当年的好莱坞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焦雄屏:对,包括现在一些“业内人士”的言论都(令人失望)……有的说:“像(姜文)这样的导演,谁还敢支持他啊?以后谁支持他谁改行!”这说明投资端的人完全不珍惜这样的创作者。中国这么大,为什么容不下一个艺术创作者呢?难道我们的每一部电影都要像工厂流水线出来的标准件一样吗?这样的电影大家不会看腻吗?
凤凰娱乐:我们跳到下一个话题来谈一谈2014年的华语电影吧,你自己觉得最优秀的电影和影人有哪些?
焦雄屏:我可以说我心中我最喜欢的几部电影:《白日焰火》、《无人区》、(本片为09年拍摄完成、2013年上映的电影——编者注)、《烈日灼心》(本片暂时未能公映)、《一步之遥》和《后会无期》。这几部影片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凤凰娱乐:《推拿》呢?
焦雄屏:《推拿》也不错,但在我心中,《推拿》我是有保留的,因为对于这种以特殊身份人士来做创作题材并产生某些“耸动性”的作品是我所不喜欢的。我们明知身边其实还有很多随手可得的故事题材的。我会用一个词形容《推拿》:“剥削”。我觉得它有“剥削”之嫌,虽然它并非极其缺乏同理心,但我比较排斥这类题材。
凤凰娱乐:从大众层面上讲,你提到的“剥削”或耸动倒是被人用于指责另一部电影:《亲爱的》……
焦雄屏:《亲爱的》我觉得分两部分,前半部我非常喜欢,后半部分是稍微煽情了一点。虽然它的亲和力或大众性会因此增加,但总体来讲《亲爱的》是一个不平均的作品。但也很不容易了,陈可辛是华语电影里难得的一个不愿意让自己定型的导演,他不断找寻不同的表述方式;在这个基础上,他对《亲爱的》的处理我觉得可圈可点。
凤凰娱乐:你对今年华语票房冠军《心花路放》作何评价?
焦雄屏:我知道有些人对《心花路放》有很多批评,但我觉得《心花路放》本身强调了一种“中年失意”以及男性颓废感或某一种“漂泊感”,这些情感元素宁浩把握的不错。而且以去年的《无人区》和今年的《心花》这两部电影来看,宁浩已然确立了中国乃至大华语区“中流砥柱”导演的身份了,并且宁浩跳出了曾被人指责为“抄袭西方某些电影结构”的那个局限了。
与此同时,徐峥作为这几年最出色的创作者,仍在展示着他各方面的潜力。他表演上的突破有《无人区》及《催眠大师》,其实他这个人有着丰厚的舞台剧表演,他有临场与观众直接互动的长期磨炼实践,同时,他也是未来值得期待的电影创作者。
如果算上曹保平导演还没有上映的《烈日灼心》,那也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内地“中生代导演”真正进入到稳定期了,他们都已经建立了明确的作者身份。
另外,被大家称为“50亿帝”的黄渤和周迅今年也都可圈可点。
凤凰娱乐:今年在两岸三地的电影圈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这里有好有坏,能否谈谈你的发现?
焦雄屏:今年还有一个新事物值得注意,就是“台湾小清新”文化在大陆的发展,今年大陆将这种文化加以重口味、“情感泛滥”的表达了出来,诸如《撒娇女人最好命》、《匆匆那年》、《微爱》以及《我的早更女友》都出现了“去意识形态化”的爱情观,这沿袭了台湾的小清新题材特点,只是处理方法偏于情感宣泄或情感泛滥。这些电影以“情感泛滥”在博取年轻观众,尤其是年轻女性观众的认同。这是今年大陆一个新的发展特点。而且这样的电影在这两年所形成的趋势,也大量淘汰了前几年偏于阳刚的、诸如武侠类的国产大片。但这类电影如果重复性太高,可能很快又会就遭到淘汰。
其实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今年台湾和大陆电影都已经形成了很强的“本土化”趋势,也就是新一代年轻观众在成长起来之后,开始极力(在电影作品中)找寻属于他们的共鸣以及身份认同感。这一点在大陆体现的很明确:80后的观众成熟了,他们开始拥有自主权,他们选择的电影可能不是60后、70后这一代观众的选择,不再是那些“讲究品位、精致度、社会责任感或偏于理想性”的经典电影了。他们可能会因为某一种小趣味、小情怀而得到(对电影的)认同。这方面最明显的是韩寒的《后会无期》。这部电影的一些做法没有遵循传统,可它至少引起了那一代读韩寒文章长大的、年轻观众的认同感。《后会无期》有“散文化”的倾向,它并非一个讲究“三一律”或“故事代入感”的传统故事片。但当朴树的歌在影院中想起的时候,观众会出现一种非常凝聚的情怀,这就是观众共鸣的体现。
同样,我在台湾也看到了很多本土性的电影,包括《总铺师》、《等一个人的咖啡》,它们的趣味性可能各自不同,但观众看完以后总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或亲切感。这些影片的水准或许见仁见智,但它们的票房已经说明了观众对它们的喜爱。因此,“年轻化现象”其实是脱胎于这个“本土化”的状况的,它对于票房的决定性也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今年我们看到的那些年长导演所拍的电影,由于它们的叙事与呈现形式还都接近于过去的样子,这些电影在今年就比较不受欢迎,这包括了《归来》、《太平轮(上)》和《黄金时代》,这三个电影都有指标性含义。
凤凰娱乐:那伴随这种导演“年轻化”而来的有哪些问题呢?
焦雄屏:今年出现了两个挺大的热门词汇,一个是“大数据”,一个就是“电商”。这两个名词好像在告诉电影界:未来网络电商是正道,大数据是正道。首先,我理解这是产业体制在更新换代时,大家在寻找一种可倚赖商业模式的心态。但是,倘若宣传与发行公司占领了电影界的所有话语权,而他们又是在用“大数据”不断说服所有人的话,这个是有争议的。数据当然有参考价值,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电影创作还是文化与创意的融合,它未必是一个由科学统计就可以计算出来的结果。不然的话,所有的卖座电影都用公式去计算就好了?但是目前的“电影宣发”作为新兴行业在中国电影界攫取了太大的话语权,以至于整个产业一下子都被他们拖着走了。
凤凰娱乐:其实在今年,两岸三地的电影好像壁垒更重了,最明显的是港片在大陆不再受欢迎了,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焦雄屏:其实“更新换代”不只是指电影导演,更重要的是观众的“决定性”,于是,在换代的本土性发生时,每个地方就会不太一样了。大陆的换代,很大一部分是指(找寻)一整代人的自主性和共鸣感。但台湾的换代,可能受到了当地社会运动和某些大的意识形态左右,比如有些影片、有些情节反映了对大陆一些事物的不同看法,其实从《海角七号》开始,台湾“本土化”认同就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的大趋势了。所以就连像依靠《LOVE》在大陆建立起不错口碑的导演钮承泽,都会转而去拍《军中乐园》,它是去讲一个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军人镇守金门时的妓院里的故事,这样的题材,明显是无法在大陆上映的。
凤凰娱乐:今年还有一个事件就是“巩俐炮轰金马奖”,你怎么看待今年的金马奖?
焦雄屏:金马奖之所以能成为在两岸三地有高知名度的奖项,靠的就是它公平的评审机制。我在做金马主席期间,因为吃过“不公平”的亏,也看到这一评奖制度有太多改进的空间,所以我在就任期间对评奖制做了巨大改革。然而,前任主席侯孝贤有没有完全遵循我的改革,我是有怀疑的。毕竟我提出的评审制度经过了非常精细的计算,有加权积分,还有对专业领域,尤其是对技术领域奖项的投票比重与文化关照方面的比重做了调和,以避免有评委在完全没有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跨领域、凭直觉的去投票。所以经过那种非常复杂的加权方法,我在任时的两届金马奖的颁奖结果几乎无人置疑。而且我们那两届金马奖的颁奖结果由于要经过很复杂的加权积分,所以除了负责计算的行政人员外,在现场的评委是不知道获奖结果的。
但至少今年这届我听到了评委们直接在颁奖礼现场透露他们“经过激烈交锋终于得出了颁奖结果”云云,这证明评委是在现场就决定了奖项的归属的,这也就表示如今金马奖的积分方法跟我在任时已经有所偏差了,那它自然很容易产生以前评审时经常出现的那个问题,即“少数评委决定大部分的奖项”。比如评审中有特别善于演讲、说话特别有说服力的,他可以在投票现场讲一番话,很多人就会改变立场,甚至被“拉票”拉到对方阵营去了。毕竟有些评委他可能不愿强烈表达自己的主张,或者有人并不愿意出头来做一个“反对者”,而这都可能一些意外的发生前提。
毕竟金马奖最大的问题是它采取奥斯卡式的奖项设置,设立了众多技术奖项,但其评审团制度又是采取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小评审团制”。“小评审制”比较重视“文化关照”与“艺术创作力”,而在“技术奖”方面并非强项,这便会常常带来误会。所以我们可能回去要跟张艾嘉再建议一下,看要不要再改革一下金马的制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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