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6日上午，“凤凰大影响上海电影节特别活动”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五楼多功能厅举行，著名主持人刘仪伟担任主持，方励、高群书、滕华涛、周理贤、钟丽芳等电影人等主创出席活动并与大家分享对好莱坞大片进军中国20年的看法和感受。

以下为现场文字实录

刘仪伟：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现在正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各种关于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的论坛此起彼伏，今天很荣幸地邀请各位来参加我们“凤凰大影响”论坛，“亡命天涯”or“明日帝国”一一好莱坞大片进军中国20年。参加讨论会的贵宾给各位介绍一下：

方励：劳雷影业总裁，《苹果》、《观音山》、《后会无期》制片人。

高群书：导演，代表作《东京审判》、《风声》、《神探亨特张》。

滕华涛：导演，代表作《失恋33天》、《等风来》。

周理贤：美国索尼影视娱乐（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

钟丽芳：北京小马奔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刘书：凤凰新媒体副总裁兼总编辑。

我们今天是参加“凤凰大影响”论坛，20年前有一部美国电影叫做《亡命天涯》，突然间就进入了我们中国的电影市场，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好莱坞大片，也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分帐，就是电影在我们中国放，放完以后挣了钱，要跟人家好莱坞的制片公司分，人家分一些、我们分一些，不是说买来卖，而是卖完以后再分。当年就只有一部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然后每年10部、20部，现在变成34部，到底这些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对中国电影是怎样的一种影响，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题。我们首先邀请凤凰新媒体副总裁刘书女士为我们致辞，有请！

刘书：尊敬的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们，热爱电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与凤凰娱乐一起探讨电影话题的有我们好莱坞驻华机构的高官，有资深的电影制片人，还有全国各地的媒体同行，以及专门前来交流的电影爱好者们。

电影是人类的心灵史，有悲欢离合，时代变迁，书写个人与家国的命运。这种艺术可以轻易地穿越梦幻与现实之间，嫁接起历史与当下。同时电影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一张标明文化实力的名片。另外电影也是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穿越国界的文化商品，一种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商品。说起电影，我们必须探讨好莱坞，这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电影供应商，1994年11月《亡命天涯》在中国上映，正式拉开了好莱坞大片进军中国的序幕。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中国票房的总产值只有11亿元人民币，还比不上现在一部卖座大片的成绩，比如钟女士今年拍的电影应该超过这个票房了。而在2013年，中国电影的总票房已经接近220亿美元，是20年前整整20倍。可以说好莱坞大片可以算得上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道催化剂。与中国电影行业很相象的是，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20年。

凤凰娱乐是行业领先的一个娱乐频道，我们一直以专业性、以媒体责任感报道电影行业的一举一动，也格外关注华语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今天我们的主题“凤凰大影响”，是凤凰娱乐的品牌活动。我们经常会邀请嘉宾一起探讨相关话题，但今天是第一次在上海举办，期待各位嘉宾的讨论与交锋。

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时间！

刘仪伟：谢谢刘总！我们的论坛就正式开始。1994年中国有一部好莱坞大片进入了我们的市场，当年我25岁，风华正茂，那年还留着长头发，去电影院看电影。我记得当时的票才15元钱一张，我是在北京的电影礼堂看，那时候还没有多厅电影院，都只有一个。看完以后，才发现在电影院看大片比在家里看录像带好多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有盗版的录像带。而且当时我还参加了一个节目，北京电视台的《环球影视》，就是某老板从美国买回来的LD。买回来直接在电视台放。

高群书：我们都是看这个节目长大的。

刘仪伟：我有幸，原来我是那个节目的撰稿，所以接触还比较多。

滕华涛：那会儿没有什么版权意识？

刘仪伟：没有。原来是整个片放，后来有了版权意识以后叫做参考，把一个俩小时的电影剪成一小时十分钟，或者剪成五十分钟，把最精彩的放一遍，中间怎么办呢？找一主持人说，把中间的过场戏讲一讲，又接着放，这叫参考，就不叫盗版了。但后来《亡命天涯》一进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电影，不知道在座各位在1994年，你们都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当时在做什么？有没有从事这个行业？我们从年纪较大的方先生开始。

方励：1994年的时候，印象很深，看了张艺谋导演的《活着》。

刘仪伟：你从哪儿看的？那时候没有公映。

方励：我在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门口的一条路，有个非常破旧的电影院。

刘仪伟：当年我们在中国看一部好莱坞大片的时候，方先生在美国看一部没通过的中国电影。

方励：那时候我还在做地球探测和海洋调查，我现在是白天干科技，晚上做电影，没有别的业余生活，我所有天黑以后都在电影里面，天亮在大海和地球上。

刘仪伟：您适合拍那种灾难片，大海、海啸，地球要爆炸了。

方励：我第一次看好莱坞大片是《教父》等等，那是在1984年。我从研究所去到外企，我的老板从美国给我带来了录像带，我1987年去美国留学。那时候我们住留学生的宿舍有KTV，天天偷着录录像带，从大陆出去突然看到这么多好莱坞的好电影，挡不住地天天拿录像机拼命录。

刘仪伟：然后再传回来，盗版都从你那儿开始，终于找到源头了。大家能看出来，年纪排第二的应该是高导。

高群书：1993年我在昌平当警察，1994年从电视台辞职，看了《亡命天涯》，以前我在电视台做新闻，当然也拍电视剧。看《亡命天涯》之前，也看过很多美国的电影录像带，以参考片的名义。我朋友录了很多，我翻录过来。当时我在广播电视局有小小特权，看更多的是香港各种武打片、赌片。

刘仪伟：僵尸片？

高群书：三级片，因为方便，主要是看录像带。实际上我们上学的时候反而看了很多美国片，获奥斯卡的，电影院都公开放的。但是看大片，《亡命天涯》是第一部，那年就辞职，开始“亡命天涯”。

刘仪伟：那时候还没拍过电影？

高群书：没拍过电影。

刘仪伟：滕导演？

滕华涛：1994年的时候，我在电影学院还没毕业。其实《亡命天涯》当时对我们在学院的影响力不是特别大是有两点。

刘仪伟：你们很排斥？

滕华涛：对，我们比较排斥这种美国商业大片，当时学校老师都教的大师。我们有的时候也看美国片，但是看的美国片也得是美国偏艺术的。但是还有一点，每周二都放外国片，所以好像突然有这么一个《亡命天涯》的商业大片，对于我们是挺不屑的。

刘仪伟：我记得当时引进的时候北京的发行单位都不接，都是找海淀迂回着来，都很抵制。钟女士就不问年龄了。

钟丽芳：看我年纪大，所以让我先说？

刘仪伟：不大，都排最后。

钟丽芳：我1994年还在上学，也没想过要做电影，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商人，“奸商”之类的。看美国大片，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美国大片，是我妈带我去香港，我父母是“奸商”来着，所以就带我去香港看片。是什么片子来着？不记得了，小的时候看了很多很多香港的片子。现在为什么跟吴宇森合作？跟他有情怀，小时候看的好多片子都是他的。

刘仪伟：我们也看了，不用去香港，看录像带。

钟丽芳：我爸妈好像不给我买录像带，就让我去香港看。

刘仪伟：人和人的不同就是……

滕华涛：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人家能做投资人，我们只能拍。

刘仪伟：没错。

钟丽芳：啥情况？

刘仪伟：两位投资人，一位在美国看，一位在香港看。

钟丽芳：觉得很过瘾，觉得挺好，但是没觉得自己有能力做，结果一不小心自己还真做了这个行业。

刘仪伟：我还比较特别，我1991年就参与拍电影了。

高群书：天才神童，要不现在当（中国导演协会）秘书长？

刘仪伟：我参与过电影，在剧组里做剧本整理，帮冯小宁做过。我们请教一下周总，1994年的时候，很多好莱坞的公司还没有意识进攻中国大陆市场，或者为什么当时跟中国谈判把大片进来呢？在美国没有大片和小片的概念吧？

周理贤：没有，1994年还没有，我们国外没有什么大片，其实都是大片。1994年时候是住在南美洲哥伦比亚。

刘仪伟：不是在哥伦比亚公司，真在哥伦比亚？

周理贤：哥伦比亚公司在哥伦比亚的国家，这两个是不同的哥伦比亚。我那时候住在哥伦比亚，索尼那时候是哥伦比亚公司。那时候说有可能到中国来开一个办公室，问我们有没有兴趣过来，可是我是1995年才过来的，听说有可能要在这里开办公室。

刘仪伟：您是第一批六大或八大公司进入中国的官员？

周理贤：我们是第一个公司到中国来开办公室。

刘仪伟：当年我们每年只有11亿的票房，你们来开办公室是怎么想的？

周理贤：一直对亚洲、对中国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们也是第一个公司来这边拍片子，我们对中国这个国家是很注重的。那时候说中国开放了，能够让我们进来了，公司就开始想要进来，一进来就要有办公室，马上就开始工作。所以那时候就开始问我要不要来，那时候就开始谈起来。

刘仪伟：《亡命天涯》当时在中国的票房，我记得是2500万人民币，已经很了不起了，《阿凡达》是13亿8，翻了好几十倍。各位觉得这些年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高群书：在此之前，我们看电影，香港电影实际上没有大规模在中国上映过，大量看的是文艺片，第五代的文艺电影。包括在此之前更多的红色经典。

刘仪伟：当时有一段时间一大批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的奇怪的枪战片，那时候有好多。

高群书：1985年、1986年、1987年是中国商业电影最繁荣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拍，包括武打的、黑色的、惊悚的、恐怖的、裸体的。

刘仪伟：什么都有，伍宇娟演的就有模模糊糊的（《疯狂的代价》）。

高群书：这还是比较正经的，还有好多北影拍的。

刘仪伟：长影的多。

高群书：北影也不少，一个老导演叫李文化，包括张军钊，他们都在拍商业片，后来张艺谋也拍了《代号美洲豹》。后来真正地看了美国商业电影，才发现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之前我们看的也是比较文艺的，包括《教父》，后来看了《真实的谎言》。

刘仪伟：第三年。

高群书：电影院突然出现这种效果。

刘仪伟：我们记得特别清楚，《真实的谎言》能看到一架飞机从楼那边起来，转过来，从来没见过。

高群书：以前还是偏向于人文色彩，《金色池塘》之类的。八十年代美国电影还是人文色彩比较深的，这时候才真正有商业电影的意识。实际上好莱坞是没有这个分类的，到中国之后，因为大量的研究者和理论家之前都偏重那种电影，突然来了这样的电影，有了所谓商业片和艺术片的分类。

刘仪伟：过去你们在学校里学的时候没有商业片和艺术片？

滕华涛：当时有个特别好的老师叫周传基老师，专门给我们讲美国电影类型片，虽然不分成商业电影或者艺术电影，但会讲类型片。

刘仪伟：其实美国就是分类型片。

滕华涛：对，所以后来工作拍戏以后，发现周老师给我们四年讲的好多还是有用的。当时周教授在电视台好像有一个短期的节目，讲美国类型电影。

刘仪伟：当时不知道钟小姐在做什么行业？1994年、1995年的时候，上完学之后没有直接进入电影行业吧？

钟丽芳：没有，我当时在上学，后来去了凤凰卫视。

刘仪伟：原来是自己家的。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以后，你还用奔波地去香港看电影吗？

钟丽芳：没有，基本上都在家看录像带，有电影就去看，反正我是很喜欢看。用我先生的话，什么烂片都能看得津津有味，还能哭得稀里哗啦，说我天生就是做这行的。

刘仪伟：方先生那时候还在美国？

方励：我是两边跑，从1990年到现在一直在中国北方和加州之间来回跑。刚才你问到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以后产生什么作用和意义，我个人的看法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如果没有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推动不了中国。尤其过去八年，刺激消费，拉动市场需求，促进了电影院基础设施，因为所有电影院要生存、要赚钱，如果没有产品，我们的基础建设起不来，如果没有好的产品，观众的需求起不来。而且好莱坞的电影产业影响了中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这个压力、这个刺激对中国所有做电影的人都是一个挑战。而且我一直觉得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根本就没有电影产业。到今天为止，我都不认为中国有电影产业。

刘仪伟：现在刚刚开始发展。

方励：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九十年代以前，咱们所有的电影就是宣传工具，一大堆的电影厂，所有做的电影都是政治导向的。当然九十年代，我们有一些游击队、个体户。到了本世纪，尤其2006年以后，电影慢慢开始起飞了。所以我觉得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对中国电影产业真的是一个贡献，也是一个刺激。如果没有好莱坞的电影产业进入中国，中国电影产业真的还会停留在自娱自乐，对所有做电影的中国人，包括对我们观众，都是一件好事，观众的品位提高了、要求提高了。过去简单做情怀的电影，肯定产业起不来。所以我的态度是积极态度，我觉得好莱坞电影进来是一件好事。

刘仪伟：其实我特别赞同您的意见，我也认为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是拯救了中国的电影市场。

高群书：我突然想起来，我是1986年大学毕业，刚毕业的时候，第五代电影《黄土地》，包括张艺谋的电影。突然在电影院看不到电影了。

刘仪伟：那时候电影院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消亡了，全变成了台球厅。

高群书：录像厅、台球厅，后来录像厅起来了。1990年之后，电影院全部垮掉了。

刘仪伟：特别是县一级的电影院全部没了。

高群书：省城也只是留下主要的，但实际上很多都没了，大家都去录像厅看录像带了，开始都是正片，十二点放色情片之类的。

滕华涛：录像厅是多厅的，电影院只有礼堂，现在好多80后、90后不是特别了解。

刘仪伟：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电影叫《寡妇村》，少儿不宜，后来很多录像厅就打出一个招牌叫“正宗少儿不宜”，特别逗。后来有了好莱坞大片，唤起了观众观影的信心，而且给了观众可以看到的东西，让观众重新爱上电影。那时候真的中国观众对电影是不爱的，觉得没什么好看的。

滕华涛：至少回到了一个正常的标准，应该在电影院看到什么。

刘仪伟：特别前年、去年，经常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中国本土电影的票房很惨败，很多人讲全是被好莱坞电影给霸占了。包括最近这一个月，中国本土电影是很惨的。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如果这个月没有好莱坞电影，电影院怎么办？市场怎么办？其实它是给我们填补了很多的空白，让观众的信心没有因为这两个月没有好的国产片，对电影失去信心。

方励：而且没有这么多好莱坞大片，所谓的豪华影城，这些基础建设根本顾不了。所谓的电影产业，电影院不赔死？

刘仪伟：人家商人是要挣钱的。

钟丽芳：我记得早期的时候，2004年、2005年有风投给我们说要做电影，我们一口拒绝，不做，因为这个市场给我钱也做不起来，那时候真的是一口拒绝。直到2008年，当时已经有风投进来了，我当时就跟投资人说今年要开始做电影。因为当时金融危机，他说你能保证多少百分比return？我说15%、10%，他说我给你这么多现金，你才保证这么点？我起身说了一句，因为我做，才能达到这个百分比，然后就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幸运。

刘仪伟：周女士，大片进驻中国以后，对你们这些好莱坞公司有什么收获？

周理贤：当然20年来，我们有很好的经验。当然中国的市场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也要尊重中国市场的要求，慢慢开发市场。我们感觉到20年来，真的，当时没有想象到中国会到现在这个程度，发展这么快。

刘仪伟：你们也赚了好多钱吧？

周理贤：我们是分帐。

刘仪伟：像中影没有好莱坞电影，那怎么办？好莱坞电影让我们的市场繁荣，但是对中国的创作者来说是双刃剑，好多人说我们的创作受到了挤压、市场受到了挤压，好多人都把好莱坞说成好莱虎，说中国电影如何去对抗，就要请教几位创作者了。其实滕华涛导演之前还是小文艺片，高导演商业片也不多，到了《风声》才是一个真正大的商业片。

高群书：《东京审判》就是商业片。我还是说这个问题，没有商业片和艺术片的概念。我做电影，我觉得华涛也是，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拍电视剧，张国立演的。

滕华涛：《危情时刻》。

刘仪伟：何平还演过。你当时也拍了很多那种电视剧。

高群书：实际上拍《东京审判》的时候，也没想是主旋律，实际上按照好莱坞，当然钱没这么多，实际上是做了试验。

刘仪伟：你们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压力？面对这么多好莱坞电影，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高群书：我没感觉到压力，我挺感谢的，所谓压力，没有好莱坞启动这样一个市场的繁荣，哪有这样的？

刘仪伟：但我们会碰到同期上映。

高群书：那是你自己技艺不精，没练到，或者投资额不到。中国更多的是过度保护，按说电影本体来说，我去日本、台湾，包括给韩国制片人聊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羡慕我，说我们现在每周有12部好莱坞电影，人家观众随便看、随便选择。说你们现在有国产保护，甚至好多片子上映的时候各种让路，我们的体制给我们的电影已经足够多保护了。现在好莱坞电影在中国是弱势，知道吗？

刘仪伟：对，差不多。

高群书：人家那么经典的东西，花那么多时间，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感谢。

刘仪伟：弱倒谈不上，它们老是扎堆放。他所说的弱势，我们给它安排在扎堆放。为了满足观众一下子欣赏那么多大片的机会。

高群书：对，一次吃个够。中国电影说老实话，无论从投资规模还是从叙事，还是好看程度，还是效果程度，真的得承认离好莱坞太远。

刘仪伟：我同意你说的技术层面、电影规模，但是我绝不同意你说好看程度，有些大片也不好看。

高群书：差得太远了，你别不承认。

刘仪伟：比如《33天》就好看。

滕华涛：不同的好看。

高群书：中国现在有一个电影长处就是共鸣感，我们好多电影能契合当代社会群体的共鸣感。有共鸣感的时候，可能不太在乎另一种效果。

刘仪伟：也在乎，但没有那个能力。

高群书：所谓类型片有多种的，有《失恋33天》，也得有《泰坦尼克号3D》、《变形金刚》，中国现在谁能拍出《变形金刚》？

刘仪伟：除了美国，哪个国家能拍出来？

高群书：中国是大国，要富有这个责任。

刘仪伟：这是两回事，美国片全世界销售，所以有这个可能性，中国片没法全世界销售，所以当然不可能。

高群书：中国人为什么都到了全世界，为什么电影到不了全世界？

刘仪伟：这是一个现实。

高群书：所以我们要学习好的东西，把自己强大起来，现在谈还为之太早。

刘仪伟：对抗好莱虎，我们就在家里对抗一下。我看不上有些电影，明明是正儿八经国产片，首映礼老做全球首映礼，我不知道全球跟它有什么关系，跟很多人到金色大厅唱歌是一模一样的。

滕华涛：不光是我们做电影的有这样畸形的心态，好多唱歌的也非得要去金色大厅吼俩嗓子，是一个心态的问题。的确好像除了中国电影之外，别的地区的电影没有那么强烈的对全球市场的渴望，好像觉得中国电影应该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看到，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有这样的想法。

刘仪伟：就连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我们的电影都很难。

滕华涛：好多国家地区跟好莱坞不同的电影，在本土很有影响力。

刘仪伟：法国已经连续三年还是四年，每年票房冠军都是法国电影。

高群书：日本人也是。

刘仪伟：方总，您在美国工作过、学习过，直接看到很多大片、商业电影，为什么回来以后拍的都是《苹果》、《观音山》，怎么没拍英雄一点的《变形金刚》？

方励：其实是因为周围有什么佐料，能做什么饭。我这人其实是疯狂的战争迷，大的战争背景下的人物，悲欢离合，人物命运，是我最喜欢的题材。我周围有这样的原料吗？编剧在哪里？导演在哪里？当然我特别高兴，我们在座这么多年轻人。我经常呼吁今天电影圈以外的年轻的、热爱电影的、有志于电影产业未来成长的年轻人，投身于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太缺。不缺钱、不缺观众，缺的是创作者、缺的是制作者。（台下鼓掌）

刘仪伟：你们鼓掌的原因是你们都是创作者是吧？

方励：中国产业缺人才，缺五十万人。我们仔细看一下产业链，今天有哪一个银行是真正在做电影金融？

刘仪伟：保险也没有进来。

方励：包括营销，缺得一塌糊涂。我们缺太多了，而且我们更缺编剧，比如我们甚至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就找不到编剧。

刘仪伟：找我，我是编剧。

方励：我同时在做八个剧本，整合数据库不够，生活阅历、视角根本够不着，想象力根本达不到，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在一个小圈里待着，也不走出去，也不见世面，所以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一直讲，好莱坞的电影产业如果有一天能够真正进入中国，最后还得做中国电影，所以我真的不担心好莱坞入侵中国，好莱坞最后入侵到中国，麦当劳还得卖豆浆油条，那是真的。中国既不缺故事，也不缺观众，缺的是创作者。

刘仪伟：但是真的不能说是电影行业缺，中国整体缺人才。咱就说足球，人家起飞和挽救它的时间就比咱们电影长多了，那么多的领导人都说要从娃娃抓，现在不也这样吗？所以这不是电影行业的问题，整体都缺人才。

方励：还是社会浮躁。

刘仪伟：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中国的教育体制出了很大问题，包括你们电影学院。

方励：还有一个，我经常见到很多做电影的，本来做编剧做得好好的，非要做导演；本来美术做得好好的，也非要做导演；本来一个制片主任，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制片人，但凡有一点创作能力，人人都奔着导演去。

刘仪伟：老板也做导演。

方励：最后形成不了一个专业团队。

刘仪伟：钟总，您是不是做导演？

钟丽芳：我这辈子没机会做导演了，我特别认同方总说的，我这次特别明显的感觉，因为这次拍的规模比较大，吴宇森自己承担了若干角色。以往如果在好莱坞拍，团队都很齐，他需要什么，大家都很知道。但是由于咱们这方面的制片组、导演组、灯光组，所有的组最后都需要他自己再来参与定夺。所以我们家老头晚上，一天拍十几个小时，晚上还得画脚本，这是为什么？他自己感受特别深，但是暴露问题也是好的，让我们也特别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样着手后面的事情。前几年我们会赞助中国的学生去南加大读书。

刘仪伟：只要报名，有资格，你出钱是吧？

钟丽芳：对，奖学金。

刘仪伟：听见没有？这时候不鼓掌？（台下掌声）

钟丽芳：当然要符合基本要求，但是我们没要求一定要回到小马奔腾，基本上只要能回到中国就可以，随便去哪儿。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人才，除了对国内、国外、全球，我们能做到的就多给这些年轻人一些帮助，给我们行业做到更多的贡献。这是自己的深刻体会，所以才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做一些短期的，可能三个月、几个月，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出来能干活的人，要那么高学历没用。

滕华涛：还有一个问题，刚刚方老师说，因为我们也碰到做得不错的摄影、美术，为什么一定要做导演？现在确实导演比干活儿的挣的钱多。

刘仪伟：还有光环。

滕华涛：在中国你去跟公司老板谈的时候，可能演员这块是最好谈的，因为上不封顶，多少钱都愿意给。然后导演、编剧稍好一点，会砍价。但要说到工作人员，可能摄影还好，说一个跟焦点的，为什么这个人比那个人贵那么多钱？

刘仪伟：我见过一个美国老头，干了20多年的跟焦。

滕华涛：所以还有这么一个比较现实的情况。中国现在可能整体的成本都比较高，但是工作人员的成本确实是涨的幅度很小。

刘仪伟：现在很多制片人对工作人员的成本升高已经开始抱怨了。

滕华涛：的确是，但我觉得以前是靠人海战术，我们摄制组的编制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得多，人工便宜、技术含量不高，可能一个部门比别人要大三倍到五倍的数量。现在市场趋于成熟，制作方面也应该去找专业人才，付的钱多一点，但不要去采用人海战术。

方励：除了需要成熟的技术能力，其实更重要的是产业的理念、管理的理念。刚才华涛导演谈的这些，其实都是产业的认识，从顶层、从出品人、投资人、制片人再往下，一部电影怎么样保证出来是经典的产品？——每一个环节都是专业。这种专业体制的建立，包括薪酬体制，所有体制的建立实际上是整个产业的理念和制度。所以我们需要的人才，不光是创意型的，还需要大量的管理型人才，懂电影。我在三年前就忽悠了一个我很好朋友的女儿，从英国回来，在中信银行已经做到中级管理，我让她出来做电影，从生活制片开始干。我们在座这么多年轻朋友，电影是一个产业，是完整的一个工业未来，我们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我总是忽悠电影产业以外的有志向的年轻人加入电影行业。刚才我听钟女士谈小马奔腾，他们的思路是很好的，能够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体制带入，而且不分中国和好莱坞，都是同行，都是做电影的。

刘仪伟：周女士，你们在中国开公司，有没有发现人才匮乏的问题？

周理贤：有，我觉得他讲的这方面非常对。我们开始工作就在发行这方面或者制作这方面，都发现好像市场不太规范，很多事情都比较难做。好莱坞有他们的做法，中国不一定要学他们的做法，但是有些东西可以参考。我们自己在这里也是这样子，在每一层，发行、制作、宣传，都会发现没有人才。有人才，可是要去找。

刘仪伟：好莱坞是怎么去发现那么多人才？我们内地的演员，要出来几个新演员，真不容易，就他们几个，大导演要拍戏就找他们，就这几个演员，很难的。

滕华涛：比香港好点。

刘仪伟：香港这两年更没有人。我们现在也到处都能学电影，除了电影学院、中戏、上戏，现在连中医药大学都开了表演系，我说表演系太了不起了。

钟丽芳：还是不够，美国才两亿多人，中国十几亿人，比起来就很少了。而且中国整个教育体系跟人家真的很不一样，人家教的，你出来之后，比如我是学摄影，我就踏踏实实地教摄影，第一天开始就入手。而且人家很踏实，就在做这个。咱中国，就像刚刚方总说的，出来都想当演员、当明星。美国除了电影，还有百老汇，那么多好演员，演员唱、跳、演真的非常好，人家不是明星，就是一个演员。中国更多的演员，出来是要当明星的，而不是要做演员。

刘仪伟：还是收入的问题。

滕华涛：演员是单个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高群书：还是机遇问题和机会问题，中国的类型片太少。好多美国电影，比如拍了一个好的电视剧，大家都看了，或者拍了一个小片子，大家都看了。中国这种机会还是比较少，中国真的什么都缺，就两样不缺，一个是演员、一个是导演。

刘仪伟：此话怎讲？

高群书：这两个是门槛最低的。

刘仪伟：同意。

高群书：刘仪伟也是演员。

刘仪伟：对。演员是没读过书的，长的难看的。

高群书：读过书也可以。

刘仪伟：犯过法的，都能当演员。但很多时候，像长的难看的，像高导这样的想到大公司去就难。

高群书：也不一定，我现在努力做一个演员。我可以走宋康昊的路线。真的很多人缺乏这样一个机会，或者你给他一个小片主演，现在中国连小片都要找腕儿或者网络红人。

刘仪伟：你也找了很多网络红人。

高群书：他们在我面前不是网络红人，是酒友。

滕华涛：还有一个机制问题，的确是在挑选演员的这一块，还是没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和程序，大家可能就是在现有的这些人里面去找。我其实都算一贯以来在使用新演员的记录上都不错，但每次提出一些新的人选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大的阻力，每次还是会被质疑，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人？有票房。

刘仪伟：像方总拍的电影，不是商业大片，《苹果》也都用大明星，哪部电影用过新人？

方励：面对现实，本来就是文艺片。

刘仪伟：所以高导说的三百万也要用明星。

高群书：主要是类型太少。

方励：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专业性，其实不光在电影产业存在，在我们科技产业也是一样的，好多博士生、硕士生毕业，人人都忙着跳槽。所以我经常跟我们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说，你现在是工程师，待不了两天又跑那儿去，整天就是这山看着那山高，就是价值观念的问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选择的职业，我们是否热爱？既然这个职业很热爱，你管别人怎么评价你？你热爱就好了。如果你喜欢摄影师，喜欢摄影，我经常讲我们的摄影指导，我说不掌机，你还搞屁摄影？你本来就是摄影师，变摄影指导，不掌机了，你根本就不是摄影师。所以经常大家看什么东西钱多，什么东西名大，什么东西光彩，而忘了自己的快乐。其实我经常讲，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职业，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你最热爱的游戏，你管别人怎么看你？所以导演都有光环，但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热爱，我们现在找一个电影的剪辑师多难？现在基本上没有真正的电影作曲，懂电影的作曲，我找不着。当然我在做制片人，我说真话，我一直想联合几个制片人，我真的就很难找得到，都不明白。

刘仪伟：旁边有一个。

方励：这是真话，我们经常在寻找专业人才的时候，找不到，稍微有一点点机会，认识了几个老板，认识了几个投资人，当导演去了。比如培养一个统筹，马上又当制片主任去了，每一个专业行业都留不住人。还是每一个年轻人给自己定位的问题，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东西最快乐，别人说你快乐，你才快乐吗？应该你自己觉得快乐，你就会快乐。

刘仪伟：这得两说，统筹说我当制片主任就快乐，你凭什么说我不快乐？

高群书：我的司机、助理现在基本都是制片人，真的，没有一个废人，我也鼓励他们。

刘仪伟：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我们回到大片对中国的影响，当大片进入中国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好莱坞的很多资金也发现在中国的电影，在本土市场上是能够完成很多回收的，于是出现了很多好莱坞的资金进入中国的电影，像《卧虎藏龙》、《功夫》。结果我们后来发现，这样的投入和合作越来越少了，所以请教一下周女士，是因为我们不好合作呢？还是因为我们没有人才呢？还是什么呢？为什么这种合作少了呢？

高群书：美国没钱了，中国钱多了。

周理贤：这也是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当然自己公司内部的问题。

刘仪伟：你们好像几大公司内部都有问题？

周理贤：总是有问题的。当然了，我们那时候停了一些时候，可是现在又开始在制作。

滕华涛：别人特别奇怪地问我，最近是怎么了？好像最近见到的所有大公司的人，都问哪些好莱坞的电影，中国公司能投资？他们都在四处找，哪些中国电影，我们能投资？现在是反着的。

钟丽芳：我觉得好莱坞跟国内的投资是这样的，早期的时候分成两种，一种到国内来更多的是找项目，比如说找我们，因为我们小马奔腾有十几个好的编剧、导演。他们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参与你们这个导演或者那个编剧的项目？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看上我们的创作能力。过来找钱的，大多是独立制片人，或者小一点的独立制片公司，他们手上拿着所谓的项目，在整个中国市场忽悠，可能一年不行、两年不行，肯定能从中国市场上忽悠到钱。当然也有一些是不错的项目，但的确很少，十个里面有一两个是这样的。中国现在大多数出去是找项目，我们市场上最不缺的就是钱，任何项目没有缺过钱。最缺最缺的，不管是好莱坞还是中国，都是好的题材、好的项目。所以作为我们这样的影视公司，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能创作出好的项目吗？

刘仪伟：现在好的项目，大家也开始向好莱坞去引进人才，刚才说人才不够，可是现在好多电影，除了导演、演员以外，我们就要找一个海外团队，冯小刚、徐克都找海外团队。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有钱，我们有中国的文化，我们有想法，于是找一帮国际团队来帮我完成，这事就了了。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看到一个成功的例子。

周理贤：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们的公司，我们在世界上都发行，在全世界发行。可是中国片子怎么样呢？只有少数的中国片，能够在世界上发行，大部分都是在中南亚有一点票房，以后就没有，很少很少。所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在全世界发行。

刘仪伟：可以只投在中国发行。

周理贤：可以，我们以前只是想要在世界上，现在觉得中国市场足够大，所以现在又想来这里。

钟丽芳：很多人找国外的团队，在我看来，他们是特别盲目，他们对好莱坞的市场并不熟悉，谁一来告诉他，这个很牛逼就用了。有些他们用之前，我说一定失败，因为他本身在那儿就做不好，为什么到中国来就做得好呢？

高群书：在李安那儿干过道具，来就说李安团队的。三年前就有一个论坛，合拍片为什么不成功？实际上我觉得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和域外文化的差异太大。中国人现在也不了解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你要想让一个美国人或者德国人，或者南美的人了解，怎么可能？差异太大。没法融合，关于对人、对体制，对成长的认知，都差异非常大。包括我们对电影的理解，差得特别多，中国电影做规律的特别少，做黑马的多。

钟丽芳：还有一个国内要求，比如合资片，你的主创需要有多少必须是国内的，有限制要求。

刘仪伟：人家美国也有，我们要到那儿工作，人家也不让。这两年还好，票房上大概是平分秋色，过两年开放得越来越厉害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在票房上和好莱坞电影平分秋色，这个很难讲。我们作为中国的电影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维持这个平分秋色的程度？

高群书：这得问电影局领导。

刘仪伟：谁回答得好，谁就当电影局领导。

高群书：方总，或者钟女士，他俩都有希望。

方励：我当不了电影局领导。所有的美国电影都进来，未必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大家都有倒胃口的时候。我觉得好莱坞的产业、体系、技术、管理都应该学习，而且都应该引入。我一定做中国电影，因为目的是到中国来赚钱，我管它什么内容，什么好卖，我卖什么。我把可看性，我把音效、音乐，加上中国的故事内容，因为中国毕竟有五千年的历史。美国就那么几段灿烂，西部拓荒、二战，然后几次悲痛。

刘仪伟：人家都拍未来，未来好几千年都拍了。

方励：可是未来恰恰就是因为没有故事讲了，乱七八糟讲这些科幻，实在没辙了。中国几千年，尤其近代几百年经过了这么多喜怒哀乐，有的是故事可以讲。

高群书：电视剧怎么办？

方励：我的感觉，真的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感觉压抑、紧张，谁来都行。

刘仪伟：有两种思路，吕克贝松跟我讲过，你看好莱坞市场，跟中国一样，一半都是大片，另外50%的市场就是像他那种喜剧电影，他说这一半也是这样。在中国市场也是一样，一半是好莱坞大片，另外一半不一定要做那么大，就做成中国人爱看的《33天》也好，这是一种思路。还有我们也拍《蜘蛛侠》，我们给高导穿一身蜘蛛衣服，让他飞。

滕华涛：其实我也觉得那个问题，我自己觉得是不是也没有问到纠结，至少不是任何的一个行业都需要不断地持续往上走，是可以允许有一些波动。可能明年稍微掉下来一点，不是世界末日。

刘仪伟：你不是电影局领导。

滕华涛：我肯定不是，当然那是领导们考虑的事。确实从刚才方老师说的问题，中国电影在另外的层面上，除技术层面之外，是有天花板的，有目前体制下的一个瓶颈，那个瓶颈是突破不了的。突破不了的时候一定没有，因为我们面对的竞争是全球的，尤其是好莱坞竞争的时候，到那个创作，是技术方面解决不了的。

刘仪伟：这是我们创作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开放34部电影，可是美国电影可以把红场给炸了，总统可以是坏人，洛杉矶可以塌陷，香港都能把中环给搞掉了。

高群书：又是一个怪圈。我们应该学习韩国和日本，尤其是韩国，韩国是把好莱坞的规律和本土文化结合最好的，形成了一个既有大片又有各种类型的喜剧片，这是韩国人的特点，活蹦乱跳。日本人、韩国人这几年，全年的票房冠军全是本土的。日本有一个家庭片，比如六十年代东京火车站，用3D来拍，在中国有可能吗？实际上还是观念的问题，就是把类型做足，各个层次都有。把共鸣和想象力这块做好了，有好的外援技术，完全做大片也没问题。中国人干什么？什么都干。

周理贤：故事很重要，有了好的故事，然后你讲得好这个故事，就算国产片，或者在中国上映，或者在国外上映，都可以，故事才是最重要的。

刘仪伟：但我们的故事有个天花板，现在很多电影没有新闻好看。

高群书：又说这个问题，没有现实好看，永远编不过现实。为什么伊朗的电影能比较好？

刘仪伟：但伊朗电影是凤毛麟角。

高群书：就说韩国电影，虽然没有审查的问题，《恐怖直播》，几个小孩一间屋，一间演播室，怎么能拍这么好？中国有这样牛逼的编剧吗？有这样牛逼的导演吗？没有。整体观念不一样。

刘仪伟：除了好编剧、好导演之外，其实我们还缺的是好的制片，最后还是归结到你们好老板、好制片的问题，你们如果做好了，我们就好点了。

方励：对这个问题，肯定是全行业都需要思考的。

刘仪伟：这是一个循环问题。

方励：最需要思考的是在国家层面，电影到底是什么产业？如果我们认为电影未来是个产业，而不是简单地去保护，而是刺激它、鼓励它，首先电影局就应该离开中宣部的管辖，应该进入国务院。如果我们还认为电影是宣传工具，我们还停留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和纳粹的年代。

刘仪伟：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还真不是宣传，跟好莱坞是同步的，完全同步，化妆、服装、道具、灯光、题材。

高群书：包括开始的红色电影《小兵张嘎》很好看。

方励：真正打开，让中国电影受点冲击，没准儿能引起一些关注，能够给电影产业松绑。但这是两说，我们明天松绑了，我们的团队是否就能做出这样高质量的电影来？这也是需要思考的。由于两头都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缺乏人才、缺乏好的故事、缺乏好的电影。同时光靠保护，最后温室里面，做不出好的。

刘仪伟：得了便宜卖乖。

高群书：你得感谢政府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方励：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中国电影产业今天的现状，实际上对我们年轻的导演、年轻的编剧，真的是一个机会。在欧洲和美国，这种独立制片的中小成本，是没有可能进到主流市场的，因为门槛太高了，根本没可能。中国今天是个乱局，是民国初年的乱局。《失恋33天》能创造那么高的票房奇迹，在欧美根本想都不敢想。

高群书：《失恋33天》还是规律性的，实际上《失恋33天》和《泰囧》都是规律，制作还是有规律的。

刘仪伟：我同意，我们做《泰囧》是严格按照类型片走的。

滕华涛：最近几周也是把《明日边缘》打败的票房冠军，也是一个小成本的电影。

方励：因为中国电影的院线，现在的排片规律也好，细分也好，没有到这个程度，其实是一个机遇。如果我们观众习惯了，到电影院选择各种各样的，院线能看到有上座率，能接受小成本的电影，其实这是历史机遇。

高群书：这是整个体制、政府，整体改变，我们都没有这么大的力。包括美国、韩国、日本，都有特别成功的案例，也是类型片的成功。中国电影，我觉得两点：第一创作从八十年代的美国电影开始，现在想走得太快，基本训练没有达到就开始干大的了。从制作上，从整个产业上，我觉得学习韩国。因为《失恋33天》、《泰囧》不需要太大的成本，不是靠特效，最关键是立足现实。

刘仪伟：我们几位要把话题聊下去，真的是没有办法在这么短时间，我相信国际电影节期间所有的论坛，都没有办法把一件事谈透，尽管我们也坚持在这儿谈。所以我们把机会交给现场的年轻人，有什么问题要提问的？

提问：我想问周总一个问题，现在好莱坞在北美的市场来看，北美票房回收占据好莱坞大片可能也就是15%到20%的收益，更多的是靠蓝光、DVD、收费频道和后产品开发，还有一些授权。而现在中国的市场来讲，基本上大的回收渠道只有票房，可能只有一部分视频网站的回收，但是相应的电视渠道很少，后产品开发几乎没有。因为我知道，索尼作为各大，其实是改变了好莱坞格局，因为索尼参与了DVD的开发，基本上是打破了以往好莱坞只靠北美票房回收的格局。我想问一下周总怎么看现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和美国不同的地方，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周理贤：当然以前都是靠DVD，可是这方面现在在美国也越来越少，在全世界都很少，所以在网上下载比较多。这方面，网上下载在美国已经做得很好。

刘仪伟：他们也要付费吧？

周理贤：要付费。很多不付费的就是属于盗版，你叫他们今天拿下来，明天再放上去，一样，很多就是找不到是谁放上去的，网上就越来越难了。美国有电视，各个城市的电视都有，可是在中国，你付一笔，他们就给你一笔钱。

滕华涛：电影频道是垄断性的。

刘仪伟：50年。

周理贤：所以没有办法分帐。

滕华涛：代表他说一个价钱是什么，你就得承认一个价钱。

刘仪伟：现在可以谈了。

滕华涛：现在稍微有一个票房的标准，但标准还是他定的，而且不能有其他电视台参与竞争的。

周理贤：这方面，我看中国真的很难。

刘仪伟：你们觉得很难，我们习惯了，我们从来没有过甜头。

高群书：还是有问题的。

滕华涛：盗版整个的，原来大家只认为是盗版DVD，中国一直几代人有看盗版的深入人心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很难改的。上到领导，我曾经被某大城市，一线直辖市城市的一个市委宣传部部长接见的时候，那个部长特别高兴地说，你就是《失恋33天》的导演，我儿子特别喜欢你的电影，我当时觉得特别奇怪，我就出门买了一张盗版盘看了一下。我说部长，您都看盗版？

刘仪伟：充分说明我们对文化的热爱，现在的导演，谁家里没有两张盗版盘？

高群书：都有，但是作为我们来说，真的坚决拥护反盗版。

刘仪伟：肯定的。

高群书：包括网上下载，对小成本的文艺片影响太大了。每年拍赔钱的文艺片，为什么赔钱？他说包括五六百万的回收，实际上不用上院线，版权、点播。

刘仪伟：电视台就回来了。

高群书：现在中国做不到，只有靠票房。

方励：我每年买上千自己电影的盗版，送朋友，我自己办公室堆满了。

刘仪伟：你也图便宜？

方励：省事，我自己做更贵，我成千成千地买来送人，所以盗版也帮了我的忙。

刘仪伟：中国什么都有盗版。

高群书：人都有盗版。

滕华涛：所谓后产品开发，我们当时也尝试过类似的。

刘仪伟：那也一样，《喜羊羊》有几个是正儿八经的？

滕华涛：只看价钱便宜与否，也不管这个东西的知识产权到底属于谁？

刘仪伟：遍地都是喜羊羊。

提问：我想问一下钟总，您说做制片是因为中国市场和观众没有准备好，现在我们的资金越来越多，观众也喜欢看像《蜘蛛侠》这样的大片，您觉得小马奔腾之后会不会做超级英雄的本土片子？

钟丽芳：我个人很喜欢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因为我觉得是励志片，在我心里。往往作为一个人，大多超级英雄都是男生，你有这个责任，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就有这个责任，来保护你周边的人。我们家小朋友天天去看，所以还是有正面意义的，所以我如果有机会，我会拍。

刘仪伟：这是文化问题，如果没有超级英雄的文化？

钟丽芳：可以创造。

高群书：小兵张嘎就是超级英雄，可以做适合于现在的超级英雄。

滕华涛：孙悟空之类的。

刘仪伟：还是文化问题，他们有很长的漫画基础。他们说的超级英雄，就是上天入地，孙悟空那种，不是小兵张嘎那种英雄。

高群书：对当时来说，小兵张嘎基本就是超现实的，几乎是魔幻，一个小孩杀那么多鬼子。

滕华涛：现在我们可能没办法拍《蜘蛛侠》，因为我们会尽可能想办法去靠近未来，但有一个实际的操作。

刘仪伟：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太太平了，没事，你拯救谁去？

滕华涛：假如说上海有一个超级英雄，政府就问你，我们上海没这么多事，一切都特别太平，要超级英雄干嘛？超级英雄是什么概念？有正面的、负面的各种阻力，成为一个超级英雄。中国首先得让警察参与，该出现的人都得出现，政府官员得参与。

刘仪伟：至少坏人得把东方明珠塔弄倒了。

滕华涛：关键是弄倒的第一时间，警方应该出现。

钟丽芳：你们怎么非得觉得这事就得发生在现在，也许在若干年之后呢？

刘仪伟：别忘了，武侠那些人都在树林子里面飞。

钟丽芳：现在的网络小说里，虽然是古代，但绝对是超级英雄，一个一个。

刘仪伟：反正我们期待小马奔腾拍出一个超级英雄电影，很快了，钟总有钱。

提问：首先很感谢这个平台，咱们刚才一直在聊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我想问方励先生一个问题，您之前的所有片子，我都很喜欢，从《红岩》到《苹果》、《观音山》、《二次曝光》，我都非常喜欢。从《二次曝光》里，可以看到一些好莱坞的元素在里面，比如有些《黑天鹅》，或者《梦之安魂曲》。你刚才也说到好莱坞对中国的影响，我们的发展是让中国元素和好莱坞元素更多融合贯通。在您的片子里，更多的是好莱坞元素多一点，您有没有想过把中国元素融入更多一点？

刘仪伟：你好像在问一个外国人。

方励：首先感谢这位热情的观众，关注我们过去做过的所有电影。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其实我有好几个朋友一直劝我，说凭你现在的感觉、努力、创意，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喜欢写故事的人，其实我很多故事在中国根本就实现不了。尤其去年到今年，好几个朋友劝我到好莱坞去做故事，我说我没办法，我是中国人，我只能做中国电影，感兴趣做美国电影，但是我不关注。刚才你说的元素，因为我们做的统统都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其实我们并没有简单地说是好莱坞的元素。我觉得电影，普天下都是同行，不管欧洲、美国、南美、伊朗，我们看别人的电影也会受启发。比如你刚才说的《二次曝光》，其实你说得很对，因为这部电影的故事是我发起的，就是在我看了《黑天鹅》、《禁闭岛》之后，我很喜欢这些电影，但是我不满足。我们要做的永远都是中国电影，永远都会做中国电影。

提问：我想问周总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投资了当年的《卧虎藏龙》和《功夫》，这两部电影其实在北美的票房都很成功，但是之后确实在海外成功的电影也越来越少，中国电影。我想问的是，当时索尼除了投资之外，具体在这两个项目当中参与了什么？我记得几年前也是上海电影节有一个论坛，当时冯小刚导演谈到《卧虎藏龙》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形容词，他说那部电影和《英雄》在北美的成功，都是从一大堆的尸骨堆里爬出来的。所以我想问，到底您作为一个投资人，觉得这两部电影的成功有没有参考性和复制性？

周理贤：这两部片子在我们公司发行的时候，在北美、欧洲或者全世界发行，都是用了很多的力量去发行。当然中国片在国外还不是很普遍，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两部片子都是慢慢的。像《卧虎藏龙》，我们开始发行的时候，先是请在大学里面，让大学生来看，慢慢让大学生开始讲这部片子，说讲得多好多好。然后慢慢再到几个城市去做小型的首映式，做了很多首映式，让大家都知道这部片子，然后选几个最好的、最重要的城市先发行，慢慢再到别的地方。所以这些片子，并不是像中国一样，一上映都是所有电影院一起上映，并不是。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就没办法这种发行方法，但是在美国可以，慢慢让人家知道这部片子，想要看这部片子，你一放映的时候，大家都会去看。这两部片子都是这样，所以做得很成功。当然这种片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需要一部分的人专门做这两部片子，对我们来说也是很花心思、很费力的事情。

刘仪伟：所以不愿意再继续干？

周理贤：没有。很多国产片，我们在美国都发行了，比如《手机》，冯小刚的片子、张艺谋的片子，都是我们在发行。

刘仪伟：有些慢慢就做没了，有些慢慢就做起来了。

提问：我想问一个问题，现在有很多海归的导演，还有制作人，我现在是在加拿大已经生活了十几年，在那里学电影和艺术，我现在想了解一下海归导演和海归制片人为什么要选择回到中国？

刘仪伟：那边没工作。

提问：有没有关于文化的因素在里面？很多人都会回来。

刘仪伟：他们属于海归，海归来回答。

钟丽芳：我觉得回到中国来很正常，不光是海归回来，国外的公司不也都到中国来？第一中国的市场足够大、足够好，而且足够有钱，你的机会也多。而且海归，本来就是中国人，更容易融合到这个文化中。因为我们都在国外生活很多年，虽然你也有你的家，也有你的朋友，但无论如何，你的文化还是不一样。所以你回到自己的国家来，肯定更容易一些。有市场、有钱，又有比较熟悉的文化，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关键的点。

刘仪伟：待会儿把你的电话给钟总留一个。

方励：我在美国也生活了20几年，但是没办法，因为毕竟是从小长大，我的胃口永远喜欢中餐，没办法。比方说我们写台词的时候，用当地英文作为母语，从小在那里长大的当地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干不过的，那是从小形成的语言逻辑，还有从小形成的生活习惯。因为电影是靠细节支撑的，作为创作，如果做电影，如果你是在国内长大，比如18岁以后再去美国，永远做不过美国，没办法，因为你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你做电影产业的时候，尤其做核心文化，也还得回到中国来，你最熟悉。刚刚钟总讲的更好，我现在多少海外的朋友，都是洋人，都琢磨到中国来赚钱，因为这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成长速度最快。现在全世界有哪个产业，能像中国产业每年递增30%？找不着。

刘仪伟：谢谢各位！再次感谢凤凰网给我们这次讨论的机会，当然这个话题会永远讨论下去，永远没有结论。我们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年轻人，用你们的思想、行为、一切，将这个话题延续下去，将来中国电影的希望还在你们身上，不管你们是作为创作者还是作为观众。我们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我们来合个影吧，有请刘总也上来，我们所有人合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