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山：早已体会过做明星 现在做事不奔那个目的去

张一山

《余罪》让张一山再次爆红，在剧中他出演一个被迫成为卧底的普通人。在采访中，张一山说过三次，“我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因此不必强求，而是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地气

在北京西城一栋不起眼的六层小楼里，住着张一山一家。这是个普通的回迁房小区，小时候张一山住在附近胡同的大杂院，后来拆迁，一家人就搬了进来。

房子100多平米，24岁的张一山的房间——他拿手比划着——大约10多平米，一张单人床，一溜衣柜，一套桌椅，没了。典型的中学男生的房间。他没想过搬走，像许多明星那样，住进高档小区或者郊区别墅。他念旧，老街坊、老邻居、七大姑八大姨都住这片，夏天穿着拖鞋裤衩，光着膀子，在附近胡同的大排档里和人喝酒聊天让他感觉特别安逸。他对物质生活没什么追求，所有片酬直接打给母亲，也没有银行卡，出门只花现金。《人物》记者和他在一起吃了几顿饭，他只提出过一种要求，请后厨给一碟小米辣泡酱油，一口一个，“辣椒最能补充维生素”。

见张一山是6月，他正在浙江象山影视基地拍摄一部古装戏，每天早出晚归，回酒店第一件事是换上一条粉红、鹅黄条纹相间的裤衩——特别肥大，超级鲜艳，就几十块钱，他特别喜欢，穿了好几年。他穿着这条裤衩，盘腿坐在沙发上接受采访。

那段时间他主演的网剧《余罪》正在热播，外界喧嚷。但在5月23日播出之前，《余罪》还因为缺乏惹眼的阵容而悄无声息，倒计时一天的时候，张一山发了条微博预告，转发量是可怜的124条。

第一集播出，点击量有三四千万，他对数字没有概念，问经纪人：“这算高吗？”3天后破了亿，他慢慢察觉到火了——他看到在片场拍戏的群众演员候场时拿个手机在看。其他剧组的朋友微信发过来的图片里，一群灯光老师坐在一根灯杆子底下，几个人围看一部正在播《余罪》的手机。在影视城外头的小餐馆吃饭，老板一边上菜，一边问：“你那个《余罪3》什么时候拍？”

事实上，张一山曾经并非《余罪》男一号的第一人选。导演张睿告诉《人物》记者，当这个项目启动时，大家的第一想法是“要找有颜值的小鲜肉”——这是现在做戏的大趋势，是粉丝经济时代下获得投资回报相对可靠的保障。张睿见了两三个这类型的男演员，“有（观众）很熟悉的，有一般熟悉的”，模样都挺好看，脸上搽了粉，眉毛修得齐整，有的还画了眼线，说话带点港台腔，偶尔夹带着一两个英文单字。

“他（们）不像生活中的人，完全没有质感。”张睿特失望，“你不相信他们会是卧底。”这时有人提议张一山。一年多过去，张睿已经回忆不起第一次见张一山的具体细节，就记得他“没有那些腔调”、“朴素”、“没怎么捯饬”——事实上，之后在《余罪》中超过一半的戏份，张一山选择不上妆。

张一山喜欢“怎么舒服怎么好”，“去试戏也好，或者见导演、见制片人也好，我不会说我知道我要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我刻意去往那个东西身上去刻画或者包装自己”。他不愿意“我还没怎么着呢，然后我就开始给你演，其实有时候往往导演、制片人希望能够跟你聊天，是因为想知道你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是什么样的”。

这与张睿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一直觉得中国大部分的演员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他们把生活和演戏混为一谈，就是在生活中演戏，所以他们演戏也一点都不生活。”

“其实山最可贵的，就是他的人性里边真正的闪光点，是他的接地气。”好朋友傅子恩描述张一山，老派、仗义，像个三四十岁的北京爷们，喜欢听王杰、李宗盛的歌，喜欢看搞笑视频，家里不装Wi-Fi，现在知道进酒店能连上Wi-Fi，前几年完全不懂。他不玩电脑游戏，只接受纸质书，闲下来喜欢翻出录像碟，看1999年TVB出的100多集的连续剧《创世纪》——看了四五遍。

傅子恩的父亲是演员傅彪，2005年去世了。5年之后，傅子恩才认识了张一山，如今每年扫墓前张一山都给他打个电话：“哪天去？告诉我一声。”

“到点儿人就来了。”傅子恩说，“那个山还挺高的，爬山啊，一节一节小台阶还挺陡的，各种东西你得搬上去……我一回身，他瘦干火柴似地提了一桶水，特费劲往上提。”

演技是怎么炼成的

灯光从张一山的头顶洒下，在他的脸上制造出了丰富的明暗层次，他个子不高，精瘦，脸上拥有过多的棱角和起伏，看起来够不上通常意义的帅气，但天然适合出演复杂的角色。

“我确实是觉得自己的形象各方面，不符合现在这个市场的小鲜肉、偶像、明星这个状态”。张一山坦言，他经历了一段尴尬的时期，拍完《家有儿女》，他从一个家喻户晓的童星渐渐长成公众视野里“长残”了的男演员。转型总是童星面对的最大困难。他不适合、也不喜欢走偶像路线，在看似沉寂的那些年里，他拍了不少军旅题材的作品，但都反响平平。

他在《家有儿女》中的搭档杨紫对此深有共鸣，在当时的剧组，他们从宋丹丹、高亚麟等演员那里学到了关于表演的第一课，“说人话，就是自然，放松……要别做作，别演”。也是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对表演的喜爱和自信，张一山说，他只会因为淘气、走神被批评，关于表演，收到的从来都是鼓励，“哎呀，好，真好，你就应该这么样演。”戏中他和杨紫的角色总是互相看不惯，两人都愿意自己想台词，变着法子挤兑对方，在一种乐趣中进入自发的创作状态。

但是那之后，他们迟迟没有迎来新的代表作。在接受《人物》采访时，说起因外貌带来的事业压力，杨紫变得激动起来，“我们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长得也不是最好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接不到戏，接不到戏的原因是你不够好看、你人气不够、你没有话题度。他们是不看你演技的！不用演技！你只要长得好看，你有话题度，就OK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很困扰……你想去遇一个好的机会很难。”

直到今年，杨紫遇到了《欢乐颂》，张一山则遇到了《余罪》。他所饰演的主角是一个“反英雄”人物，与传统英雄形象相去甚远，面临抉择时会像普通人一样焦虑、惊惧、怯懦，却又不得不完成非凡的举动。

出发去深圳拍《余罪》之前，张一山专门去傅子恩家里和他聊剧本。傅子恩记得他聊起来刹不住车，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演上了，傅子恩去上厕所，张一山就跟到厕所门外跟他讲，“就感觉他很迫切地就想去塑造这个角色”。

拍《余罪》的时候，张一山向经纪人张山提出要求，要把剧本印刷成单页的，背面空出来。张山照做了，后来才发现，“他就在前一页看剧本，在后面写，后来我发现他写的比剧本还多，在某场戏啊、某个地方啊，备注一些什么，他觉得这个有几种可能。”

“在我之前做了很多笔记和功课的前提之下，我每天晚上最少要两个小时，我自己才能踏实地放心明天去干活，要不然，我不踏实，就是明天出工的时候，总觉得，哎呀，受不了。”张一山认为这些功课必不可少。他的同班同学、在《余罪》中饰演“牲口”的葛铮发现，每天拍完戏之后，张一山会把当天每一场戏的情绪记录下来，因为拍戏是跳着拍的，这个景拍完拍那个景，“人一般都不会记着当时演的状态是什么样，但是他把本子一翻，看一眼那天演这场戏的状态，然后我去怎么连接这个戏的状态。这个时候在画面上呈现的，你的状态就不会断。”

生活化的表演风格从《家有儿女》延续至今，张一山有拉片(编者注：一格一格看电影，反复解读)的习惯，但却很少借鉴某一部电影、某一个演员的表演方式，“我会借鉴纯天然的东西。”

从非常小的时候，他就喜欢和大人玩，喜欢跟在20多岁的堂哥、堂姐后头，听他们说话。现在长大了，他喜欢跟父母辈的人待在一起，常参加父亲和朋友的饭局。饭桌上一个穿着西服，戴着金丝眼镜和名表的叔叔，30年前就是个街头的混小子，“这种反差特别大。但其实只有这样的人物，在艺术作品里面才是特有意思的”。

他佩服这些人，“这都是人生经历……（对）演员来讲，经历是特别重要的。那现在我经历不了那些东西，那我不如就听听人家说那些东西。”

没有野心

《余罪》火起来后，父亲给张一山发了条短信：“要慎言慎行，现在小火一把，不要翘尾巴。”张一山回复：“是，没问题。我现在在象山呢，特别闭塞……也没那么多人来这个那个的。”

对于张一山的事业，一家人从未抱有太大野心。小时候张一山好动，放学在家里待不住，刚好家附近的车公庄有一个少年活动中心，妈妈就送他去武术班消磨时间。武术班下课了，旁边影视班的朱老师叫住妈妈：“来上我这儿学表演吧，小孩挺好看的，挺机灵的。”

妈妈回家和爸爸商量，爸爸一口回绝：“不去，骗钱的……就是给你叫去以后你就交学费吧。”

没过两天，朱老师又碰到妈妈：“你让这孩子来吧，我不收他钱。”

父亲后来向《人物》记者复述这一段还觉得不好意思：“哎呦，他这么一说呀，我心里真想自己给自己一嘴巴，我怎么把人看成这样啊……我说去去，该交人钱交人钱，去吧。”没上多久，朱老师给他打电话，你带孩子去见个组。张一山见的第一个组就是《小兵张嘎》。父亲没上楼，在车里坐着等，没过5分钟儿子跑下来了，“他说爸，导演叫你上去。我说干嘛呀。他说让你上去，我也不知道。”

张一山就这样录上了自己的第一个角色。相比杨紫7岁起就被爸爸牵着手，一个剧组一个剧组地敲门，吃冷脸色、碰运气，张一山几乎是毫无设计地走上了表演之路。后来这部剧中的演员又介绍张一山去《家有儿女》试戏——那是央视的年度大戏，招募小演员的通知在央视滚动播出，试戏的孩子们排着大队——张一山也轻轻松松录上了。

这些令人惊喜的奇遇在张一山和父亲心中形成的认知是——咱们运气真好。直到今天父亲仍然这样形容张一山的经历，“有点天赋是有点天赋，但是他运气占的成分挺大啊，这是实话实说。”张一山也说，自己天生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他曾经设想过假如没有误打误撞进入演戏的行当，自己能做什么，但“没有好的想象”，“就是成为一个普通人，要么就是无业游民，要么就是变成一个坏孩子……在某一个领域的拔尖的人，我没敢想过。”

对平常生活的追求贯穿这个家庭选择的始终。父亲不止一次告诉张一山，“一线、二线咱们不想当，你当个三流演员就OK了。我说你最起码一年拍两部戏，然后你可以去度假，你将来有了媳妇，你能带着她去度个假，你有了孩子，你能带着孩子玩玩，你干什么呀，真的，干什么呀，这绝对是我的想法。”

《家有儿女》爆红之后，不乏华谊、橙天这样知名的经纪公司想与张一山签约。但父亲最终选择了华诚传媒——央视电影频道下属的一家央企。在经纪人张山看来，“毕竟我们公司的背景是一个国家单位，爸爸也是觉得相对来讲心里可能更放心。”

这同样也是一家不必被市场和数字牵制的公司。公司有段时期只签了张一山一个人，张山说，“不是指着艺人来赚多少钱，因为公司主要是制作，是新媒体，是影院那一块，我们这一块儿就是一个——很多公司现在都这样，就是想成立一个经纪部，只是为了将来我自己做戏啊，我自己能有第一手的，就不需要再去敲档期。”

张一山每年平稳地接三四部戏，几乎没有出演过偶像剧，拒绝向公众分享自己的私生活，没有作品的时候，大部分的红毯邀请也会拒绝。经纪人张山说：“艺人是需要有话题的，需要炒作的，需要运作的，不像你说我要努力去怎么怎么样。张一山就是一演员，他演不好戏，他什么都不是，我只要把戏演好了，剩下的东西那都是旁支左脉。”

如今，张一山相信演戏是自己的命运，他近乎卑微地描述着演员这个身份——“对于演员来讲，主动权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的，这个就是你演员的运气，就是人家把这么好的角色交给你，不在于你有多么优秀，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对上眼了，感觉不错，我就愿意把这个重任交给你。”

“我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在采访中，他说过三次，“我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因此不必强求，而是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珍惜的

在外界喧扰的6月，张一山在剧组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常常是早上六七点开工，晚上九十点收工回酒店。片场的时间总耗费在等待之中，拍几个镜头，“咔”，停下，场工们群演们涌进来，又开机，清场，反反复复。有的演员养成了打手机游戏的习惯，不然难以捱过漫长的、百无聊赖的等待，但张一山没有这样的习惯，他说不上来自己都干些什么，似乎很多时候就是坐着琢磨。

戏火了之后，张一山感到“欣慰”、“幸福”，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某种得意忘形、飘飘然的状态中去，“因为你知道不可能你永远是在风口浪尖上，因为很多人都，他不可能一直都最火，关注度最高，永远是曲线……我就把这事看得特别清楚，是因为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吧，都是别人给予你的东西，并不是自己的。”

浪尖，张一山早就站上去过。当他因为《家有儿女》爆红时，张一山一家第一次感受到名利带给人的负担。父亲回忆起张一山从来没过过六一儿童节，有一年，他带上儿子去朝阳公园玩，公园里的孩子们“给张一山追得，都追得钻到草丛里边。他给人签名啊，签字，就是签字签得这手都不会动了，僵了”。当时是一个小学校长带着一个学校的孩子们，最后还是靠校长收尾，他站在垃圾桶上说：“孩子们，你们要真是喜欢刘星的话，也让他休息休息。”

父亲有时带他去阜成门吃麦当劳，也得找靠近垃圾桶的最角落的位置，张一山窝着，父亲站一旁挡住，才能顺利把这顿饭吃下来。

张一山说，那时候自己也还不懂事，只是本能地觉得，“我已经排了半天队了，我要坐过山车了，突然有一群人要跟我照相什么的，当然我是小孩，我当然觉得不开心。”

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张一山此后做出的职业选择，“别人的崇拜，或者说别人的围观，或者是别人把你当成明星，把你捧在手心里，我12岁的时候、13岁的时候就已经体会到了。所以我现在就越来越，做事就越来越不会说奔着那个目的去做了。”

大学时期，张一山几乎只在寒暑假接戏，相比当时很多表演系学生往外跑，急着把自己推出去，他几乎主动从公众视野里销声匿迹。每当有什么好角色，张山会问他，要不要考虑去跟学院请假，张一山的回应都是“要不算了”。

他格外珍惜四年的大学生活，每星期他得和宿舍室友一起吃顿饭，对学校组织的活动都特别积极地报名参与。排毕业大戏时，有的学生因为在外面接戏而放弃，他却从头跟到尾，在毕业大戏中呈现出了非常成熟的表演。他的班主任、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张辉坚持要送一张毕业大戏的碟给《人物》记者，“他呈现出来的这种塑造力，其实一点都不比现在的这个镜头前呈现这一类的东西弱。”

在校园生活中，张一山找到了一种平常人的幸福，“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我不是一上来就能跟大家哈拉在一起的人，反而那些同学们都会主动找我聊天，找我玩，而且那种状态完完全全不是说因为你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你可以感受到，完完全全就是人家是以一个我们即将要在一起生活四年的态度去容纳你。”

那些来自真心而非明星光环的善待令他珍视。今年他已经到了需要找一位助理来帮忙的工作强度，大部分演员会在助理圈子找一个熟练的人，但张一山却找到小邢——一个憨厚、热情但却并不十分灵光的男孩，递剧本、拿水、关门等等琐事都需要张一山的提醒。他们在黑龙江的一个县城拍戏时认识，张一山是主角，小邢是在当地找来的众多群演之一。张一山喜欢小邢不把自己当明星来看，在家炒好饭菜还会带点到剧组分给自己吃——尽管谈不上美味，但因为这段情谊，他后来决定把小邢带在身边。

张一山出生在1992年，那时候很多同龄人都住在楼房里，但胡同生活才是他的童年记忆。夏天，所有人家都会在院门口坐着，老头、老太太下象棋，小孩子踢足球，玩篮球，追跑打闹，上房揭瓦，20多岁的年轻人喝酒、撸串、吹牛逼，“每天一出家门就是这个景象，我特别喜欢”。

经纪人张山觉得，老北京人的特性在张一山身上发挥着作用，“就是别人的事好与不好，尤其那种金钱、名利啊这种东西，就无所谓，那是人家的本事，那是人家的路，跟我没有多大关系。”

他感到心满意足——自己正从事着最喜欢的职业。除去表演，张一山没有任何可称得上癖好的事物，当《人物》记者问他喜欢干什么？他脱口而出的是“演戏”。“别的呢？”他想了好一会儿，想不出来——他不喜欢旅游，不追求时尚，“没有什么能够跟演戏创作人物比的”。

“我真正拍第一部戏是10岁左右，我已经出道14年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了……可能有一些日子，你接不了戏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后面我得拍个戏了，要不然你心里会痒痒。”

张一山没有在生活中表演自己的欲望，他把自己与整个家庭的生活严密地保护起来。在接受《人物》采访之前，他的父亲只在2007年参加过鞠萍姐姐主持的少儿节目《成长在线》。张一山希望父母的生活不被打扰，母亲能够像现在一样，保持出门可以没有负担地坐公交车、逛超市的自由。

而他喜欢的生活状态，他想了想，描绘了一个画面：买一瓶矿泉水，往街边一坐，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他觉得这样，就非常自由，非常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