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徐昂：《十二公民》连广电总局都审不了

启蒙：儿时看贝托鲁奇在故宫拍戏萌生导演梦

凤凰娱乐：你是做戏剧的，为什么要转到电影行业来？是因为现在中国电影市场比较繁荣吗？

徐昂：我从特别小的时候开始，就想要做一个导演。当时贝托鲁奇来中国拍《末代皇帝》，拍摄地就在故宫。我每天都要去故宫里面玩儿，看见剧组在里面拍戏，感觉拍电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从那个时候其开始想拍电影，并不是因为现在电影市场好。

凤凰娱乐：为什么你擅长将外国经典本土化？

徐昂：我小时候爸妈去上班的时候就把我锁家里，我实在没事儿干，就只能去看书。我看的第一本书是爸妈给我的《聊斋志异》，但是那个版本里面没有标点符号，再加上是繁体字的，根本看不懂。后来给我第一本简体字的外国书的时候，我觉得如获至宝，看的特别有劲，那本书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

　　后来就开始看俄国的一些书。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俄国人的名字特别长，我总记不住。我就开始按照住的院子里的小孩名字给书里面的角色起名，如果是个女孩，就叫苗苗，诸如此类。我每次看一本俄国小说，等于看的是一个中国故事。在内心就把它们本土化了。

凤凰娱乐：似乎你在挑题材的时候，会首先去找一些国外已经成型的作品。

徐昂：我入行比较晚，前面有50、60后的前辈导演。好剧本出现的时候，我是拿不到的，都是被前辈导演过滤过的。所以我只能去找一些国外的好资源，因为有很多优秀外国作家的作品都没有人碰。其实我是被逼的，并不是说有什么特殊的喜好。

起点：《12公民》最初是关于辛亥革命的故事

凤凰娱乐：那是怎样的契机让你真正的开始准备拍电影？

徐昂：我觉得契机在于碰到现在的制片人。那会儿正在进行《喜剧的忧伤》的第二轮演出排练，一个同事和他是同学，他正好在寻找一个做戏剧的人，但最好同时也可以拍电影。我就和他以及他的文学总监简单聊了聊，他就说想做电影，问我有没有想拍的题材，我就说了几个，其中有《十二怒汉》。他的文学总监恰好看过，非常地喜欢，于是问了我一个问题：“《十二怒汉》能本土化吗？我们没有这个制度（指电影中的陪审团制度）。”我就说我已经想好了具体怎么操作，肯定是有办法的。因为当时很忙，谈话很快就结束了。我也没有真的就认为后来会具体发生些什么。

　　过了一个月，我都快把这事忘了的时候，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能不能再见一个面，咱们把它运作成一个电影项目”。我之前就想过做成电影，觉得挺合适。就和他再次见了面。最开始还是想排成话剧，做的是一个有关辛亥革命的版本。当然也是在一张桌子上聊天，还是这样谈话性质的，是12个人决定要不要去革命的问题。

凤凰娱乐：所以本来是想做戏剧的，后来却拍成了电影？

徐昂：对，这个戏剧本来就是我想要做的。但是我们再次见面之后，最终决定还是把它拍成了电影，期间就谈到了有关法律的问题。我们发现要将《十二怒汉》本土化成为一个中国的故事的确很难，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陪审团制度。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弟弟在法学院念书，他说帮我去问问。后来，他弟弟正好回家，跟我们说，他没过得了英文法系庭审课的考试，得补考。我说：“那你补考怎么办？”他说：“得有学生留下来，如果学生不够，就得有一些老师的帮助，要不然就是请家长帮忙。”他弟弟补考的事就这样启迪了我。所以我们就按照真实发生的情况来写剧本。

定角：如果黄晓明演陪审员，电影就没法拍了

凤凰娱乐：电影中的1号陪审员是学法律的，他了解陪审团制度。作为一个主持人，他应该了解自己该做什么，不应当那么暴躁。

徐昂：因为市场的关系，剪片的时候其实剪掉了很多关于1号陪审员的描述。将心比心地说，上大学的时候，别人跟我聊戏剧，我经常就跟不太懂戏剧的人着急。

　　1号陪审员是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他知道这个案子该怎么判，可是其他11个人不会一开始就同意他一个人的意见。我得让他保证12个人在一块讨论这个案子，但是又不能明说那孩子是无罪的。有的时候，他只能说“别闹了，别吵了”，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帮助其他人。我觉得1号陪审员的形象是立得住的。

凤凰娱乐：电影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内心戏，但是1号陪审员就没有。

徐昂：在俄罗斯版中，最后有一场戏单独去讲1号陪审员，那场戏会让你注意到他，而且这个1号还是导演亲自出演，观众的目光不得不一直盯着他。但如果中国版的12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黄晓明演的，观众就会一直盯着他不管其他信息了。所以我只是选择了一批演员，而不是明星，这样观众就会不带有任何主观色彩的进入这部电影。

凤凰娱乐：这12个人，每个人的造型都挺突出的，这是经过特别设计的吗？

徐昂：嗯，的确经过了特别设计。作为创作者，我要设定一个标准，究竟是什么更重要？是案件更重要，还是人更重要？我认为是人更重要。在案件上，我几乎没有动，因为我认为并不那么重要。我的兴趣更多的是在人这一点。

　　《十二公民》不像其它电影会经常出现全景，因为设定的关系，观众基本上是通过角色的上半身来理解这个人的情况。最初的时候，观众对案件的了解都非常少，然后逐渐地从他们的谈话开始获取信息量，直到最后弄明白这个案件，并且产生自己的判断。当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时候，都是从这个人的装扮入手，他的指甲剪干净没，他的头发今天有没有洗。这些信息都透露了他的生活环境、背景，这样观众才会逐渐了解这个人，熟悉这个人。

凤凰娱乐：为什么12个人中没有女性？

徐昂：我之前的作品中，都没有出现过女性。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探讨一个女人。而且，如果有个女性的话，很有可能其他人的目光会被吸引过去，这样我得交代人物关系，要是交待地巧妙还好，没做好，观众会质疑为什么要这样。如果这部电影里面不出现女性的话，这样就会纯粹一点。但我下一部戏是会有女人出现的。说起来，其实通常女性是更优质的观众，她们会更多的聊感受，而男性则不会。

凤凰娱乐：以前看美版和俄版的时候，除了陪审员之外的人，印象不怎么深。但是《十二公民》可能因为造型设计的缘故，再加上都是中国人比较好认脸，对每个角色都有很深的印象。

徐昂：对，的确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是美国人，可能会对《十二怒汉》记得很清楚。

凤凰娱乐：你刚才说了选演员的标准是不找明星，但何冰老师和韩童生老师，大家都很熟悉。选择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徐昂：《十二公民》的核心动力是文学。我需要的演员得有很强的能力去描摹人物。我们曾经考虑过各种各样的组合搭配。我去找何冰的时候，他说，“你先给我看剧本吧。”一看完剧本，他就说没问题。而且我们曾经合作过，彼此都很熟悉。

凤凰娱乐：据说曾经考虑过找陈道明老师来演？

徐昂：嗯，我和何冰一起邀请过他来，但他那儿正在拍《归来》，工作安排很满，抽不开身，没办法。

凤凰娱乐：坦诚地说，这类题材的市场前景普遍不好，之前《闯入者》就是如此，你对《十二公民》有过市场预期吗？

徐昂：我曾经想象过，用《小时代》的演员来完成这部戏。我相信有很多观众走进电影院来看。但是让他们去表现真实生活中的人物，是有一定距离的。中国电影的整体其实非常单调，就是题材商业化和明星的不断结合。我觉得我们的电影讨论是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商业性。票房的话其实我没有过多的关注，当时我觉得能有资金来拍一部电影就很好了。

难题：总局审不了《12公民》，得送检察院审

凤凰娱乐：电影最后，何冰亮出了他检察官的身份，他一直在说服大家接受这样的制度。所以你是不是在传达这样一个讯息：如果有公检法的帮助，中国在法律制度上是否会有积极的转变？

徐昂：任何作品都很难真正影响到整个环境。但法律问题是整个社会的诉求，这是一个非常朴素和自然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平和正义。

　　当时我们送审的时候，广电总局审不了，得拿去检察院去审。检察官们都跟我说，看到这个东西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检察官们几乎都看过《十二怒汉》，这是学法的人必看影片，他们对这个题材很亲切。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开始触及到了一些深刻的内容。

　　有一个检察官说：“现在司法特别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一个案子出来之后，网络上会一直讨论，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对这个案子的社会判决。但是如果从司法的角度，民众对这件事情看法严重错误应该怎么办？是应该遵从司法判定？还是应该遵循老百姓的意见？”他提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时间脑袋里深化出来的是一种对立的感觉。

　　法律并不是简单的杀人偿命，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情绪问题。我觉得现在不管老百姓，还是政府公职人员，大家都能发现社会上存在的问题。那怎么去做积极的改变呢？可能还是得从规则的制定开始。法律到底是为了什么而设定？法律真的能为人带来公平和正义吗？

多议：各版中最不喜欢日版，法律精神被抛弃

凤凰娱乐：由于《十二公民》在案情上面基本没有改动，对于看过美版的人来说，会大致知道剧情的走向，造成没有悬念，你担心过这个问题吗？

徐昂：倒是没担心过这个问题。我不希望看过的人把目光聚焦于案情上。我希望观众更多地关注电影里面的人。我曾经考虑过将案情做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但发现其实意义并不大。最后着眼于人，希望挖掘更深层次的价值。

凤凰娱乐：这么多版本中，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徐昂：除了吕美特的原版《十二怒汉》之外后，我喜欢的是西班牙一个剧团演的话剧。之所以喜欢，是因为西班牙版主要聚焦于对人的探讨，并且舞台形式上做了一创新。

　　另外，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三谷幸喜拍的日本版《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我挺喜欢三谷幸喜的，但他的改编版却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版，因为他把主题给简单化、轻松化了。他实际探讨了日本家庭主妇的问题，因为日本社会本身存在着一种主妇文化，三谷幸喜的观点是，妇女不是日本社会的推动力量。一句话，他的版本讨论了日本社会所谓的温和和责任的关系，但我并不是很喜欢。

凤凰娱乐：你觉得原版的那种法律精神被舍弃了？

徐昂：嗯，我觉得是这样的。日本人靠的是某种规则在生活，而不是靠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交往，所以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虽然看上去很亲近，但是实际上是非常遥远寂寞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日本有日本的文化，中国有中国的文化。通过文化延伸出很多仪式，仪式流传了下来，但是我们忘了仪式背后的核心是什么。比如说握手，我们只是觉得这样礼貌，但是实际上它在最初，是一种存在着保护性的行为，我们只留下了表层的东西，也就是握手的动作。电影里有一些谈话很暴躁，我想说，中国人彼此之间并不是通过规则来接触，更多的是人和人的接触。像三谷幸喜讨论的主妇问题是日本社会的问题，而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经济高速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另一部分没有，这个时候，大家在讨论很多问题时，都变得没法公正了。这个现象并不是只在中国存在，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没法公平公正地讨论问题，都是带着自己个人化的色彩去探讨。

　　社会中的阶级之间的差异越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越难平和。但我不相信中国会永远这样。我觉得现在正处于一个独特的阶段：经济在发展，阶级开始分化。阶级差距就是会逐渐拉大再弥合，我们正好处于拉大的阶段。所以讨论这些问题时，不同阶级的人的视角会不一样。

反响：罗马放映时全场鼓掌，出了影院还在鼓

凤凰娱乐：当初为什么想到去参加罗马电影节而不是威尼斯电影节？

徐昂：当时花了很长时间做后期，陆陆续续地在调整，都弄完已经已经9月份了。那个时间赶不上去威尼斯，只能去罗马。

凤凰娱乐：据说当时的罗马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来中国看了《十二公民》。

徐昂：那个时候我不在北京，没有机会遇见他。我之前是做戏剧的，也不是特别了解马可-穆勒这个人。等我到了罗马，才在活动上碰到了他，他用流利的中文和我打了招呼，“徐导，您好。”，然后简单讲了讲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比如文革期间在北京结婚等等，但也没有深入交流。

凤凰娱乐：你对马可-穆勒印象怎么样？

徐昂：他确实对中国很了解，而且他跟一大批电影人都很熟，关系特别好。

凤凰娱乐：你在罗马的时候，也跟外国的媒体和观众交流，他们有没有对什么不一样的反应？

徐昂：我对电影节其实并没概念，因为之前也没有参加过。《十二公民》首映结束的时候，全场观众一直在鼓掌。我当时有点不好意思，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的局面。后来主办方说后边还有其他的影片要放映，这才解救了我们。我们出了影院后观众还在鼓掌，有点挺不知所措的。电影节的后面几天，我在影院碰到一些人，有的人就拉着我说“《十二公民》是最佳影片”、“我认为你是最佳导演”这些话。也有意大利观众说意大利也这样，两个国家很像。

未来：《12公民》或有戏剧版，正和演员协调

凤凰娱乐：现在《十二公民》的宣传定位是成一部悬疑片，而你的本意是让大家去关注里面的人。这其实挺矛盾的，你会介意吗？

徐昂：我不介意这些。我知道观众有时候想看到的内容和我想传达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儿。之前演《喜剧的忧伤》时，陈道明在舞台上脱衣服的那一瞬间，台下有女观众尖叫起来。我能怎么说呢，难道说不许这样吗？每个人获得乐趣的角度是没法控制的，承认它的存在就好了，而不是说这样做是错的。我没资格和权利这么说。

凤凰娱乐：之前《十二公民》的片方说过想继续做戏剧的部分，还是说这次电影版之后，你会想继续拍电影？

徐昂：其实戏剧和电影之间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因为两者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为观众带来乐趣。然后是创作者想要表达什么的问题。提供乐趣和传递内容这两者，我只能努力去趋近于做到平衡，但完全意义上的平衡真的很难做到。我希望我的作品在能为观众带来乐趣的同时，还能传递一些有价值的内容。

凤凰娱乐：就是说你还会继续做《十二公民》这样类型的电影。

徐昂：当然会。我不能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导演，我只能说本着自己的内心，喜欢什么就做什么。

凤凰娱乐：《十二公民》之后会有戏剧版吗？

徐昂：可能会有，我和同事们也在探讨戏剧的可能性，看看演员们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这得有一个机缘巧合。

凤凰娱乐：所以你的规划是戏剧和电影事业两方面同时进行吗？

徐昂：对，我在写一个新的剧本，已经基本写完了，还是差不多的类型。

　　本文系凤凰娱乐独家稿件，未经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