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音乐节目走红：“好歌曲”推大碟 “歌手”抬身价

“好歌曲”现场

1月3日开年伊始，两档音乐节目便在周五黄金档展开比拼，一个是央视和灿星联手制作的主推原创歌曲的《中国好歌曲》，一个是湖南卫视去年大火的《我是歌手》的第二季。从目前收视来看，“好歌曲”稍领先周收视第一，但求稳的《我是歌手》虽饱受吐槽，也捧红了巨肺歌手邓紫棋。这两档节目各自有何特色？为什么都能博得不少话题和关注？在音乐人科尔沁夫看来，“好歌曲”在收视上的领先显示了原创音乐在日益挑剔的观众中是有市场的，他建议“好歌曲”可以摆脱对故事的依赖，在选曲上更大胆。在评论人李星文看来，第二季《我是歌手》虽有不少争议，但比第一季更时尚，歌手的选择上也照顾了各个年龄层的观众，但歌手们对每一场表演的结果太看重。

有话说

他们把唱片公司的活干了

《中国好歌曲》与《我是歌手》都是音乐真人秀节目，它们也都包含了歌曲与歌手这两个流行音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彼此侧重不同的部分，也让两个节目在属性相当的同时，有了气质上的差异。

《中国好歌曲》在创意层面，开了音乐选秀节目的先河。因为以前同类型的节目，不管如何换着法儿地玩，主要比的还是歌手，歌曲只不过是歌手参加比赛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翻唱横行选秀节目的结果，并被视为阻碍国内乐坛原创发展的原因之一。

而《中国好歌曲》则换了一个角度，将比赛的重心由人变成了歌曲本身。虽然歌手还在台上，歌手的创作和人生故事，也依然是节目的主角，但至少最大限度突出了歌曲创作的地位。而事实效果就是，像谢帝的方言歌曲《明天不上班》、霍尊的中国风《卷珠帘》、杨众国的实验音乐《悠哉》等作品，确实因为创作题材与内容的新颖，成为了人们议论的话题。从这种话题性由歌手至歌曲的转移，既是《中国好歌曲》的初衷，最终也变为了现实，更让音乐选秀节目回归了音乐主体，看起来更专业。

去年的黄绮珊和今年的邓紫棋，其实都不是出道一两年的歌手，但在传统唱片公司的包装、制作模式下，却一直苦苦不得志。但两人最终却都通过《我是歌手》这个平台，完成了超越式的营销效果。这同样还包括去年的林志炫，今年的罗琦这样曾经也很出名，但通过《我是歌手》这个平台，能展现更多面的唱将。这就说明在现阶段，以前唱片公司的销售模式，已经适应不了时代的需要，而通过电视和网络等其它平台的覆盖，却能起到出人意料的效果。这是适者生存，也是能者居之。英雄不问出处，其实只要能够起到宣传的效果，电视平台把唱片公司的活都干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而《中国好歌曲》同样如此。一个更为透明公开的选歌模式，也让以前歌迷对于作品的纯被动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有了一种还可以甄选的感觉。为了收视效应而突出形式的多元和内容的丰富，反过来也突破了以往唱片公司选歌的单一模式，反而使得张岭、周三、莫西子诗，这些以前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名字，从而进入大众的视野。对于活跃乐坛的创造力，提升歌迷的眼界，都不是坏事。

可以说，《中国好歌曲》和《我是歌手》既是分别突出歌手和歌曲的平台，也是分别侧重于演唱与创作的舞台。其实，它们更是相对应地完成了以往唱片公司宣传打榜与内容制作功能的替代。

“好歌曲”推大碟

收视话题

关键词【模仿】

关注指数：★★★★☆

核心内容是歌曲不是人

在《中国好歌曲》播出后，不少观众反映其节目模式有《中国好声音》的痕迹，比如以故事贯穿始终，导师盲选争抢选手等。对此，宣传总监陆伟回应道：“这些只是模式外在表演形式而已，并不是模式的核心，好歌曲核心是选择歌曲。到了第二轮大家会看出差异在哪里，‘好声音’是两个人唱一首歌，来判别声音，而好歌曲第二轮是演唱自己的歌曲。也许网友会感觉相似，但是两者性质不一样。”

对于为何坚持要讲故事，陆伟认为故事讲述是必要的，不然没法理解为什么写这首歌，“像蒋瑶嘉的《梦的堡垒》，反映的是90后想表达的父母爱我，但他们不够理解我。如果不讲述背后的故事，有时难以理解歌曲的感情”。

关键词【另类】

关注指数：★★★☆☆

与定位不符无传唱性

有一期节目，选手杨众国演唱了《悠哉》，他用吉他效果器、钥匙链、哨子等乐器把不同的声部叠加到了一起，组成全自动乐队。这种“人声实验”的玩儿法让导师们惊叹，却没有导师选择杨众国。赛后，有网友认为杨众国这种另类的歌曲形式评委们“听不懂”。

对此宣传总监陆伟称，杨众国的《悠哉》不符合“好歌曲”舞台的定位，“‘好歌曲’有节目规则，歌曲要有可传唱性，《悠哉》没有成形的歌词，没办法传唱，它属于‘中国好音乐’，而不是我们节目下的‘中国好歌曲’。”

陆伟透露，四位导师其实是认可《悠哉》的，“四位导师到最后还有差不多三个人没收满大碟，在第一轮最后一期，一些他们过去印象深刻的选手会再唱一遍，其中就有杨众国的《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