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古城”的李英儒

◎作者：邢小群

◎体裁：回忆录

本文作者邢小群：1952年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师。著有《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凝望夕阳》、《才子郭沫若》、《往事回声》等。

修改《平原游击队》剧本的奇异生活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作者—编者注）说我父亲和他是老战友。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不得而知。如果看他们的简历，战争年代他们并没有在一处活动，但他们都曾是冀中的干部。

我知道他们的关系是“文革”前。9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问父亲《平原游击队》当年修改来修改去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说起“文革”前后的一段经历。他说：“1965年底，山西省文联通知我：‘中宣部叫你去北京参加修改剧本，尽快报到。’这是中宣部通过山西省委宣传部传达过来的。于是，我于1966年1月初到了北京。到北京之后给中宣部打电话，林默涵同志在电话中说：‘周巍峙正在华侨饭店等着你，让你来是修改剧本《平原游击队》，你到那儿去就明白了。’所以我没有到中宣部，就直接去了华侨饭店。见了周巍峙，周说：‘不是中宣部叫你们，是江青同志叫你们来修改《平原游击队》的剧本。’他说的这‘你们’中的几个人是：我、贺敬之、崔嵬、冯志、李英儒五个人。我们五个人是一个组，要求共同讨论修改这个电影剧本；周巍峙是我们的组长，主要负责生活问题；林默涵领导修改剧本。我们这几个人集中之后，在华侨饭店住了几天，又到外交部招待所住了些日子，后又挪到王府井的和平饭店。江青提出，《平原游击队》中的区委书记写得比较弱，要修改；剧本从整体上看需要提高，要修改，她提的问题很笼统。在这期间，我们每人手中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让大家思考修改意见，隔几天开一次会讨论，其中有一次讨论在中南海，由林默涵主持，并向上汇报修改意见和进度。我们几人认为，这个剧本写得比较完整。区委书记，是写得弱一点，因此给人的印象不深。如果改动一些细节，增加一些语言、动作之类，这倒好办，但是要让整个剧本‘提高’一下，却不那么容易。除此之外，谁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每次开会东拉西扯。其实，在座的都是有生活、有成就的作家、导演，我推测，江青已经陆续在点名批判一批电影和一些文艺作品，大家很茫然，当然说不出什么来。”

按照“文革”初的思想观念，父亲认为战争年代一些真实的情况是不能写进去的。大家觉得邢野说得有理。“文革”中江青批判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文艺作品，《平原游击队》属于没有被她批判的百分之一当中的一部。江青曾说电影《平原游击队》写得不错，但按照后来她的“三突出”创作原则，还需要修改一番，同时她还要求改成样板戏，那更得有大的“提高”。可是，那时文艺的条条框框多得像紧箍咒，原剧本能“提高”成什么样子呢？这时已到了1966年的五六月间。父亲说，几个月来，他们除了开会闲扯就是逛大街。

后来，通知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你们各回各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吧，他们就散伙了。

怎样熬过漫长的黑夜和家徒四壁的寂寞？

过了一段时间，山西对“走资派”的批斗愈演愈烈，为了躲避批斗，父亲又到了北京，找到李英儒。这时李英儒是“中央文革”文艺组的成员，组长是金敬迈。那时文艺组在梅兰芳旧居办公，一个大四合院，里面有好多人，如冯志、徐怀中等。父亲对李英儒说：“造反派要斗我，我不好待。”李问：“你有没有政治问题？”他说：“我没有问题，我是清白的。”李说：“我从北京电影厂找两个创作人员帮助你，名义上就说是修改电影剧本。咱们在一块儿改，都改不出名堂，你就在这儿住着避风就是了。”

据父亲回忆：

当时西房里住着张永枚，给他的任务是把《平原游击队》改写成京剧。也给他配备了两个从北京京剧团找来的青年创作人员帮助他。当时，钱浩梁所在的京剧团在一个剧院里彩排《平原作战》，李英儒对我说：“你可以去看他们排练，我给你挂个导演，帮他们导演一下。”我就一方面看戏，一方面也说几句导演的话，爱听不听。

“文革”初，父亲没有遭到肉体批斗，就因为他在李英儒的掩护下到了北京。有一天，我母亲听说造反派要到北京揪斗父亲，给他安的罪名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母亲说，你爸爸的经历我虽然知道得不细，但参加革命后组织都审查过，根本不可能当过什么特务。眼见赵树理、马烽等人被游斗得那么残忍，我们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父亲遭这样的罪，要拼命保住我父亲。那时火车似乎总是特别挤，母亲和大姐把我从火车的窗户口里推进去。我坐了一夜车，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是一个星期天，父亲在一个老同事家吃饭。我告诉他山西有人要抓你，我妈说让你找地方躲一躲。第二天父亲带我去了他们文艺组工作的大院——梅兰芳旧居。大概他要和李英儒交代一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伯伯。而后，父亲转移到农村乡下，我独自回了太原。

1986年初秋，我听说李英儒夫妇来到太原，就到他们下榻的住处看望他们。李伯伯说要到五台山看看，问我愿不愿意一同去？我当然觉得有陪同之责。

在雁门关的城墙上，李伯伯慢慢说起他的遭遇。“文革”初，他作为穿军装的作家被调入“中央文革”文艺组。在当时，他的名作《野火春风斗古城》没有被江青点名，对他的任用算是一种殊遇吧。但“好景”不长，北京图书馆和电影资料馆在整理旧书时，发现了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照片，便上报“中央文革”文艺组。他说，组长金敬迈拆开后，没有让第二个人看，就上交给了“中央文革”办事组。江青最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的历史，立即将李英儒和金敬迈关押，后送进了秦城监狱。

李英儒说，他们这些人抓起来之后，不审不问，有人直到放出来，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我问起李伯伯在监狱的情况。他说，连同秦城前的关押，他被监禁了八年。他在秦城被囚禁在一间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陡起的四壁，一天到晚见不着天色，就连牢里的“监灯”都被铁丝圈系着，墙角一个矮矮的磁马桶，靠窗是离地一尺的木板床。怎样熬过漫长的黑夜和家徒四壁的寂寞？他说有两个法宝：一是每天在小屋里跑上几百圈；二是一天作一首诗，诗稿熟于腹中后，大声读。诗作大部分是骂送他进监狱的人，尽管那时他还不确定是谁把他送进了监狱。

我想起小时候读了《野火春风斗古城》，总以为李英儒就是杨晓冬式的英雄。后来读到他女儿李小龙的一段文字：

1937年由于学习成绩优异，父亲参加了全国联考，取得了河北省会考的第一名，被保送到北平的燕京大学(今日的北京大学)上学。“七七事变”后，接受地方党组织的委派，在家乡拉起了一支抗日的武装：晋察冀军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独立团，被任命为独立团团长。1942年敌人对冀中实行“五一”大扫荡后，所有抗日武装力量都受到了重创。独立团也伤亡惨重。

“五一”大扫荡后，李英儒被晋察冀军区党委派遣打入保定做地下工作。在危险的环境里，李英儒完成了建立地下交通线的任务，后又把重点转移到对伪军的争取教育和瓦解上，他以教书职业为掩护，与保定城里各个层次的人交朋友，通过他们做敌人的工作。他的爱人张淑纹也是河北省人，家在滹沱河岸边，13岁当上了儿童团长，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组织分配进城当了地下交通员，并将家里设置成交通站。李英儒把这些经历都写进了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身上有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