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萧红》焦点：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

萧红在香港

《萧红》剧照

林徽因

由霍建起执导的电影《萧红》已经上映数天，票房并不乐观。但是，两部大电影同时关注萧红——除了《萧红》，还有许鞍华正在拍摄的《黄金时代》——却让今天的人开始愿意了解她，起码，很多人终于知道了原来萧红和萧军并非是一对兄妹。

对于萧红的解读，电影《萧红》更多地将焦点放在她的爱情经历而非文学成就。对于电影创作者的切入点，外人无权批判，更何况萧红的情感实践本身确实具备着某种范本意味。在研究过萧红的学者看来，萧红作为一个爱情形象在今天仍具生命力是因为她爱得纯粹，而这样的爱情态度是基于对自由、个性和独立的追求。有意思的是，这种态度在众多今天仍被追捧的“民国知女”中是近乎独一无二的。

我们感兴趣的是什么

作为萧红传记《漂泊者萧红》的撰写者，学者林贤治却表示，自己并没有打算去影院看《萧红》。他以一件鲁迅的轶事作比方：鲁迅曾打算写一部关于杨贵妃的历史小说，于是借讲学之机到西安采风，但他发现原来很多所谓“古迹”其实都是假的，坏了创作的情绪，写小说的计划也因此搁浅。林贤治表示，他更愿意从萧红的文学作品中去感受她，因为他担心，作为今人的导演或演员终究很难百分百再现当年萧红的气质与境界。而且，他怀疑，“人们或许还是更多地对她的爱情和婚姻感到好奇，而不是真的对她的精神状态和人生态度有兴趣”。

萧红的一生，她跟四个男人的情感纠葛最受公众瞩目，而电影《萧红》也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这几段爱情。对导演霍建起的选择，学者章海宁表示愤怒，认为“没有深度，太过恶俗”。林贤治则表现得较为宽容，因为他认为萧红的故事确实有其戏剧性：“一个女人尤其是名女人，遭遇了几个男人，而且她的两个孩子都死了——这样的经历即使是现实生活中都并不多见。”他表示，通过一部具有商业性的电影作品引起公众对萧红的关注，这并非坏事，只是假如所有人都只关注萧红的情感私事而忽略她的作品内涵和文学成就，那就值得警惕了。但他说：“无论如何，听说现在有不少人开始找萧红的书来读，这点挺令人欣慰。”

爱情应享受还是追求

今天我们再看萧红，即使并非着眼其文学作品，而只是关注她的情感经历，我们能看到什么？林贤治提到多年前曾在报章上读到黄宗英先生的一篇纪念妇女节的文章。黄宗英认为，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现在比起五四时有所倒退，“只差‘三从四德’没有说就是了”，这番话令林贤治十分震撼。在他看来，萧红作为第二代五四新女性的代表，其对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的追求，到今天仍具启示意义。“要理解萧红的选择，必须先理解她对爱情的理解——她要求男人的尊重，要求爱情是一种对等。因此，她不断地追求，不断地爱。这种追求的精神到今天仍然是很可贵的，因为爱是一件累人的事，普通女性希望坐下来享受爱情的果实，哪怕这颗果实已经变酸。”

对萧红的误读，某种角度正是反映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无法直视一个女人对于自由爱情的惨烈追求。因此，对萧红的一生，大众除了猎奇，最宽容的态度也不过是同情。确实，屡遭男人抛弃，尝尽世间困苦，年仅31岁便去世……萧红的一生不能不算悲情。但是，林贤治却认为，现代人并没有资格去“怜悯”萧红。“萧红的幸福是建立在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享受之上。她固然是个不幸者，但她更是始终如一的追求者。她的内心有非常强大的地方，因为她一直在反抗，反抗一个庞然大物——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尽管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这种反抗注定会失败，但是她并不畏惧，且能在悲剧性的境遇中战胜自己内心的怯懦。”

一种关于自由的教育

萧红一生贫苦，其生命后期更是没有几天“体面”的日子。同样，她的爱情也不够“体面”。因此，在今天的很多女青年心目中，林徽因才是更受欢迎的“民国知女”代表——比起过度消耗自己的萧红，林徽因更懂得如何作“聪明的选择”。林贤治承认：“萧红不是那种善于经营的人。她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本身，而不在于得到。她的追求不顾后果，就像她爱上的那些人，在今天的人眼中就是‘屌丝’吧。在一个世俗社会中，她只要爱情本身，并不在乎对方的地位和财富，这真的是一种非常纯粹的爱情理念。”而同样大名鼎鼎的张爱玲，林贤治认为，就她跟胡兰成的那段情感来看，她的爱情很难称之为纯粹。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样的状态，显然绝非形容萧红。林贤治说，萧红并没有过着林徽因那样“贵族气的情调的生活”，她情愿跟爱情去颠簸，“一颗自由不屈的灵魂的野性颠簸”。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自由不屈的灵魂作为基础，那么所谓“真正的爱情”便也无从谈起。“今天，无论在家庭或在学校，我们从小便被教育如何迎合和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反抗。这很简单，因为没有人会教你如何遭遇不幸。萧红的故事其实便是关于自由的教育，当然也是爱情的教育。自由、个性、独立，这三个词永远都跟真正的爱情联系在一起。”因此，你欣赏萧红，或者欣赏其他人，区别只是你选择了哪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而萧红这一种，显然并非坦途。

萧红

1911年生于黑龙江呼兰。著名女作家。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一位传奇性人物，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中，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世俗，历经反叛、觉醒与抗争，一次次与命运搏击，一生未向命运低头。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而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