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的怀旧与加冕：电影《KANO》与台湾“棒球魂”

《KANO》剧照

凤凰网娱乐讯 由黄志明、魏德圣监制，马志翔执导的台湾电影《KANO》27日在台湾上映。该片描述台湾在1929年的日治时期，诞生了一支由汉民族、大和民族和原住民族组成的“嘉农棒球队”，教练近藤兵太郎（永濑正敏饰演）以“进军甲子园”为目标，用斯巴达式的严厉态度训练球员，让原本散漫的球队在魔鬼训练下脱胎换骨……。

由于《KANO》述说台湾人热爱的棒球运动，并在名导魏德圣的加持下未演先轰动，上周在台湾嘉义举办的封街首映活动吸引超过6万人参加，上映前也已有百场包场，超过三万人抢先观看，电影预售票也突破三千万台币票房，创下多项纪录，堪称2014年最被期待的台湾电影，有望再创《海角七号》热潮。

台湾人对棒球和《KANO》的热情，海外观众恐怕难以理解。在台湾，如果说不上几场痛彻心扉的国际赛事或者大快人心的“逆转胜”，你大可以怀疑这个人其实是观光客、或者有“高功能反社会人格”。毕竟无论“蓝绿”再怎样对立、选举再怎样厮杀，一旦遇到“中华队”出赛的重大国际赛事，几乎全台湾民众都会停止剑拔弩张，并肩为“中华队”加油。许多人甚至戏称，棒球是台湾唯一的“蓝绿共识”，连现行的伍佰元“新台币”钞票都使用台湾南王国小少棒队胜利时欢欣鼓舞的照片作为图腾。

事实上，棒球不易成赛，真的会把棒球作为休闲兴趣来打的台湾人并不多，普及度远不及篮球或桌球，但台湾人对棒球的热爱，却超越所有运动……。

追溯台湾棒球魂：与国族纠结的统治工具

电影《KANO》自日本殖民台湾后期的1929年说起，叙述当时的“嘉义农林学校”，集合不同族群的棒球员打进日本“甲子园”的故事。然而进一步追溯台湾棒球史可以发现，日本殖民台湾初期，日本人并不鼓励台湾人玩棒球，因为殖民初期台湾曾有许多武装抗日事件，使日本政府忧心团队球赛会激起台湾人的自觉意识，加上日人厉行差别待遇，使自认地位较高的日本人不愿与台湾人一起玩球。

然而一次大战后，民族自决的思潮弥漫全球，包括日本当时的殖民地韩国都曾爆发争取民族平等的“三一事件”，让日本检讨差别待遇的殖民政策，逐渐改以“渐进同化主义”统治台湾。

当时台日体坛曾流传一篇由不老生撰述的文章〈把运动竞技向本岛人扩大〉，直白述说：“…‘日本魂’的鼓吹，是非常重要的事…除了理论思想上的鼓吹外，可以达到同化目的，体育运动也应多加鼓励，故，多成立棒球队及网球的队伍，让内地人（日本人）与本岛人（台湾人）一起加入其团体……”，这个殖民统治技术也间接造就了“KANO”这个由汉人、原住民、和日人共组的球队。

随着1945年后国民党统治台湾，49年后到台湾的“外省”官僚重视篮球，忽视民间喜爱的棒球，在1970年代以前，台湾棒球经费的编列不但远低于外省官僚所支持的篮球和足球，圆山棒球场更于1950年韩战爆发后直接改成美援集散地，后来更被拆除改建为中山足球场。

直到1968年，当年度获得世界少棒聯盟冠军的日本歌山关西聯队访台，刻苦练兵的台东红葉少棒队却以七比零的悬殊比數击败对手。同一时期，台湾的外交处境风雨飘摇，特别是1971年台湾被迫退出聯合国，民心颓丧之际，少棒队多次为台湾拿下世界冠军，为沮丧的民情找到安慰。国民党政府趁势在过程中透过冒名、超龄等违反规定的方式赢得多次比赛，将台湾球员刻苦打败强国球队的事迹，转化成台湾人在国际压迫下的胜利，使“棒球”的胜负与台湾人的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借此安抚颓丧的民心。

尽管台湾政府已不再对国际赛进行非法政治操作，台湾人对“棒球”的民族情绪仍延续至当代，棒球赛仍被视为台湾人尊严的展现，如台湾民间有部分“仇韩”情绪，面对和“韩国队”的比赛时，民众的情绪往往特别高张。某次台湾中华队与韩国队的比赛，中华队被逆转，台湾知名体育主播徐展元因此在主播台上落泪大喊：“真的好想赢韩国！”，这句名言让大批台湾网友视徐展元为知音。

《KANO》流畅清新 超越魏德圣旧作

在这个背景下，多数台湾人对棒球规则知之甚详，或即使不熟规则，也都曾共享为“中华队”加油的热血记忆。面对专业的台湾观众，《KANO》选择一批有棒球经验的素人球员训练演技、而非挑选偶像演员演出，在球技呈现上确实更能说服台湾观众。素人演员相对生硬的口条，也因为演员们在片中大多使用日语作为日常对话，透过语言的陌生感而有所消弭。片中多场球赛的呈现也能兼顾表现层次，使得三小时的电影不因反覆出现的球赛而显得冗长；相关物件的考究也在水准之上。美中不足的是，许多动画场面仍然显得粗糙，特别是画面出现在片头等关键时刻，导致瑕疵显如疮疤。然而整体而言，马志翔首次执导3小时的长片，能够将对台湾电影工业而言，规模仍有点难负荷的历史片处理地有条不紊，确实让人惊艳，也说明了继《海角七号》和《赛德克·巴莱》的磨练后，魏德圣率领的制作团队有了长足且稳定的进步。

在镜头语言之外，《KANO》的编剧是导演魏德圣。然而《KANO》剧本在电影上映前，就因为正面突显日本殖民建设而被批评“为殖民者擦脂抹粉”，特别是剧本特意挪动“嘉南大圳”的落成年代，将这个当时在亚洲最大的水利建设与《KANO》的荣耀并陈，让批评者认为，魏德圣遗忘了发生在“KANO”赴日前一年、自己拍过的“雾社抗日事件”，指责魏德圣对日本殖民的美化已“腐蚀台湾的主体性”。

细观剧情，《KANO》确实未曾触及日本殖民政权曾想透过棒球促成“同化”的殖民目的，也未点出殖民者建设“嘉南大圳”背后的自利动机，以正面角度呈现当时的棒球热潮和水利建设。然而回顾魏德圣历来作品，他的抗日电影《赛德克·巴莱》曾直接点出殖民者的残暴，只是比起对日殖正当性的反思，从《海角七号》里的族群和解、《赛德克·巴莱》追寻赛德克族的信仰精神、《KANO》中不同族群的少年一起争取胜利，魏德圣这几部作品的创作意图似乎更倾向于着墨台湾这个多元族群社会中，不同的族群该如何和解、共荣和自处。

日殖历史再成话柄

和海外谈日本殖民历史的电影作品相比，魏德圣的电影确实更愿探究日本殖民政权在压迫以外的姿态、贡献和情感。相对于其他曾受日本侵略的地区，台湾对日本殖民政权的批判确实相对温婉，这个特殊情结肇因于蒋介石政权接收台湾后曾屠杀无数台湾人、造成外省人和其他族群之间的敌对关系，更导致原本热烈拥抱“祖国”的台湾人转而将蒋政权视为比日本更不堪的“二次殖民”。

国民党至今除了仍不愿完整公布当年的机密档案和犯行，威权统治的过程中亦曾竭力压抑包括“KANO”在内的日殖历史、迫害原住民等族群的原生文化。日殖和威权时期的功过至今没有彻底清算的结果，导致当代许多台湾人基于对国民党的积怨，在扭曲的对照之下，美化日殖历史、搁置族群对立的成因。

面对台湾社会仍潜伏的族群对立和结构性失忆，族群间的和解及文化溯源因此成为魏德圣这几部作品的重要旋律。这或许也是《赛德克·巴莱》和《KANO》仅愿梳理49年前的日据历史，《海角七号》强调闽南、客家、原住民之间的族群和解、但巧妙不提49年后随国民党来台的外省人，三部作品始终搁置49年后历史功过、不愿直触族群伤口的“政治无意识”。若严格检视，这层“政治无意识”或许正是台湾先后遭遇日本与国民党威权的殖民统治、但社会却未能集体“去殖民”的历史总和。

找回美好年代 为当下的挫败加冕

对于“台湾怀殖”之说，多年来台湾人对于滥权者的各种激烈反抗大可印证这个岛屿并不迷恋殖民压迫，然而如同知名文化学者Fred Davis的论述：“怀旧”做为一种心理机制，往往透过美化过往，借以建构当下的认同，特别当社会遭遇经济衰退和文明动荡之际，更容易借由“怀旧”建构过往，从中重新探询自我的位置。

台湾民众对日治时期的“怀旧”、《KANO》对于日本殖民建设的美化，与其说是美化殖民者，不如说是对当代台湾社会的否定和反思，甚至是对执政当局的迂回贬抑。《KANO》的宣传强调欲透过电影“找回台湾的美好年代”、标榜嘉南大圳是“亚洲第一”的工程，如同近年各种“台湾之光”的论述，试图透过往日荣光，为台湾在困顿的当下寻找安慰和认同。

从《KANO》中教练与球员们对胜利的激烈渴求、全片透过日本球员的“他者之眼”对台湾的拼战精神进行肯定、乃至片末“虽败犹荣”的结局，种种辩证胜负的论述和视角，其实更接近这些年来，台湾人在体育赛事等国际活动中，不断遭遇挫败和打压，内部政治经济也日渐疲软之际，集体的宣泄和自勉。毕竟作为台湾人，这些年总是在坎坷的情势中学习怎样“输”的漂亮、“输”的有尊严，《KANO》片末那场华丽的败仗，或许正是为逐渐被迫习惯“失败”的台湾人所进行的一场失败者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