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韧劲面对人生 拍纪录片的老家伙

这位拍了二十多年纪录片的老伙计

Q&A

Q：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您心目中的纪录片是什么样的？

A：我心里面最好的纪录片，肯定是作者化的纪录片，就是Creative Documentary，真是为社会留存影像，同时又有内心表达的东西。但是纪录片市场，很大程度上，还要依托商业纪录片，我们一般不愿提这个词，一般把它叫作媒体纪录片，电视台播放的，希望能够把观众和市场都做到最大化的纪录片。

Q：中国好像一直缺乏好的纪录片和纪录片市场。

A：其实国内可能更缺的是后一种，前一种，无论是在阿姆斯特丹电影节、圣丹斯、谢菲尔德，稍微有点名的纪录片电影节，没有中国纪录片，他们会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剧烈。前两天阿格兰（菲尔•阿格兰，英国纪录片编导，代表作《云之南》）在我们这儿做培训，他说：“我没有办法在英国拍片，我只能去喀麦隆，只能去中国，英国的中产队伍太庞大了，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假话’两个字，我在中国，走在路边，长江码头坐在边上的一个老头，我就觉得他的脸上写了无穷无尽的故事。”这个感受，不是只有导演才有的，你看何伟（彼得•海斯勒）写的书，一个外国人，他到中国来，会发现有这么多东西在快速地逝去。他就会思考我用什么东西、什么方法能把它留存下来，给这个时代做一个记录。

Q：那么这种现实是否也会刺激您的纪录片创作？

A：是的，《远在北京的家》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这种刺激的产物。我更喜欢后来做的《见证》，历史题材的纪录片，那是另外一种氛围，可能大家对一个话题，比如80年代，突然感兴趣了，大家就搜了一堆书来看，对这个话题做很多梳理，不仅是做了一个片子，更重要的是自己也加深了对那个时代的理解，我觉得这个事非常有意义。

Q：《见证》这种纪录片可能要全靠历史素材的剪辑，做这种题材的纪录片有什么感受？

A：对，纯靠影像，最大的感受就是影像历史撒谎要稍微难一些，它的非语言信号比语言信号强大十倍，你看“小靳庄赛诗会”，农民自己作诗上去朗诵，在当时可能是很好的宣传，今天的人，一眼就能看穿它是假的，表演的成分太大了。对历史素材的使用，充满了乐趣。历史纪录片的剪辑，我最崇敬的还是罗姆（米哈伊尔•罗姆，苏联导演），他的《普通法西斯》和里芬斯特尔的《意志的胜利》有太多重叠的地方，纳粹1934年在纽伦堡召开的帝国代表大会，希特勒走过街道，大家欢呼，罗姆同样用了这个素材，除了欢呼，还有群众累了把胳膊放下来的场景，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大师。

Q：这些年国内出现了很多在国际上获奖的纪录长片，似乎是您说的那种作者纪录片。

A：现在很多作者纪录片，也渗入了很多商业纪录片的内容，从预售到融资的操作阶段，也开始走市场化道路。但是它还是更适合在密闭的，黑暗的环境观看。像我们的很多纪录片《沿江而上》《归途列车》《千锤百炼》，周浩、范俭的电影，都是这样，影院观影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欧洲的观众，他们平时的生活太无聊了，太想知道别的地方的事了，一看这些东西就来劲。我们的生活比戏剧还要复杂，我去阿姆斯特丹电影节，有些纪录片能卖几百万欧元的票房，有这么多人专门跑来看电影，而且有的电影真的不是那么好看，中途一个人都没有退场，我也不好意思走，放完了大家都站立鼓掌。消费纪录片的观念，中国和国外还是有差别的。相比之下，中国观众还是太辛苦了，中国观众到电影院还是想要一些休息。

Q：可是我们的纪录片越拍越好，电影却好像越拍越差了？

A：我不这么觉得，电影人也都挺不容易的。我知道电影里面有特别多更难的东西，也看过很多电影的原版，像《白鹿原》的加长版。有些电影，最终没有走进院线，也挺替他们感到惋惜的。

Q：那么您有没有对电影的想法？

A：我要拍电影，就拍一个比较胆小的电影，稍微带一点荒诞的电影。我有几个好朋友是电影公司老板，还没有下决心赔这么多钱给我，我说：“反正有多少钱，我都能给你赔光。”想了很多年了，至于什么时候做，我一丁点都不着急，越老，这个事做起来会越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