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贝娜医生回应“偷拍”：他们说拍我工作

姚贝娜

一个偶遇引来的一场风波

1月16日下午4时多，姚晓明接到了姚峰的电话，告诉他姚贝娜不治离世，可以准备手术。姚晓明立即赶到了ICU病房，而这时姚贝娜的遗体已经移走了。

“姚主席告诉我，贝娜的妈妈想给她做遗体护理，换一身衣服。我说，那我等。”按照常规，捐赠者的角膜要在离世后6小时内摘取，姚晓明赶紧去取手术器械。“20分钟后，贝娜的舅舅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再等等。”

在等待的时候，姚晓明想到，应该给贝娜买一束鲜花：“这是我的习惯，如果时间允许，我都会给捐赠者买一束花。这次正好还有时间，我对这个家庭也满怀敬意。”

姚晓明还特意上网查到，姚贝娜最喜欢的是百合花，就在医院楼下买了一扎。“晚上7时20分左右我接到她亲人的电话，让我进去。”往太平间走的时候，姚晓明遇到了《深圳晚报》的3位记者，“其中一位我认识，问我是不是去取姚贝娜的角膜。我说是。他说很多记者已经在太平间门口等了，顺手接过了我手上的设备。”

当时姚晓明手上提了一个保温箱、盐水、器械箱，一共三个袋子，“看他们帮我拿了，就双手捧着花往里走。姚贝娜的舅舅在门口看到我们，问了我他们是干吗的，我说，是帮我拿东西的。”

对于这个过程，姚晓明坦言当时并没多想。“当时我满脑子都在想贝娜的角膜在13号检查后会不会有变化，还能不能捐献；另一方面，我经手过上千例角膜捐献手术，当中很多次都有记者采访我的工作情况，对捐献者的遗体默哀、献花。我清楚他们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平，知道他们不会把捐献者的遗容登在报纸上。”

进入太平间后，姚晓明把鲜花放在姚贝娜的身上。这时，他听到了快门声，看到记者正在拍照，“记者说在拍我工作的镜头，不会拍到姚贝娜。我说那你要征得姚主席的同意。”

记者的拍摄也引起了姚贝娜经纪公司工作人员的注意。姚晓明见状，就走到太平间里间，把情况告诉了姚峰。姚峰说，还是不要拍，不合适。于是走出来跟经纪公司的工作人员简单说，让记者把照片删掉就行了。看到记者删掉了照片，姚晓明才开始投入手术。

现在回头来看看当时的情况，姚晓明反思了自己的行为，确实过于依赖了“惯性”：“我不反对记者采访我的工作情景，我母亲2005年去世时，我还主动邀请了记者到场，拍摄了我吻别母亲的画面。我其实是想通过这样的行为告诉大家，角膜捐献并不可怕，而是一件高尚的事。”

“该不该拍不是我能判断的，我只是一个医生。但是我坚持拍摄不能对当事人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家属的意见。”

提议设姚贝娜光明基金不希望有商业利益

对于事后还引发了更大风波的“深圳晚报、深圳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深圳市红十字会、深圳市慈善会晓明眼库基金、成都爱迪·斯里兰卡国际联合眼库共同发起成立‘姚贝娜光明基金’的倡议”一事，姚晓明坦承，是他提议的。

姚晓明表示在7日和姚峰的面谈中，谈及了姚贝娜角膜捐赠的事，这让他萌生了应该让这种示范效应传承下去的想法。“当时姚峰没有立即答应，认为太高调。但在听了我的意见后，他表示可以设立，但是要等姚贝娜的事情都处理完，稍后再说。”而当时姚贝娜经纪公司的负责人也在场，对成立基金会的提议很赞同。

“参与发起倡议的几个单位，都是在深圳地区长期从事眼角膜捐赠等慈善公益的组织。“在成立基金会上，沟通中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和失误，没有征得姚贝娜父母的最终同意。这其实是一个公益慈善的倡议，谁在其中主导、募集钱款的方式，可能各方会有不同意见。但慈善的路上没有陌路人只有同行者，大家应该多一些宽容。我也不希望当中有商业利益。”

名人效应是示范效应 给社会正能量

对于围绕着自己的种种争议，姚晓明说：“我一直跟朋友说，我一笑了之、心若止水。但其实我内心还是挺不平静的。”

他不能认可别人对他“炒作”的评价，“我已经57岁了，早过了要炒作的年纪。我就是一个医生，我的目的就是完成逝者的遗愿。名人效应不应该是炒作效应，而应该是示范效应。我不反对这种示范效应，这能带动很多人，给社会带来正面的能量。”

对于这样一个公共事件演变到现在的情势，姚晓明说，希望更多的人能把目光转向关注身体健康、关注生活环境、关注角膜捐赠这项公益事业。在各种评论纷至沓来的时候，姚晓明给姚峰发过一个短信，坦陈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而他也得到了姚峰三个字的简单回复：“谢谢您”。“我很感谢姚贝娜和姚峰夫妇，感谢他们对我的信赖。无论如何，我完成了姚贝娜的遗愿，我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