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新年策划】摆渡人的歌之杨樾专访

杨樾与李寿全在节目现场合影

凤凰网：一年多以来，很有幸在一起合作了几期《非常道》，从胡德夫老爷子开始，这些期做下来你有什么感受？或者是印象比较深的。

杨樾：感受，我是经常给一些其他的媒体，尤其是电视台的人讲，“你们做节目就应该像《非常道》去学习，虽然是网络的视频节目，但秉承了凤凰一直这十几、二十年来在制作上的精良和对于深度的挖掘。”其实从我的心里面我想对《非常道》首先说的是感谢，我自己特别感谢《非常道》给我这个机会，或者是请我去主持了这几期，虽不多，是因为这几位嘉宾都是从我的内心非常尊敬，而且我也对他们充满好奇的一些大音乐家，每一个都是，真的可以称之为有的是超级大音乐家，有的是大师，有的是音乐家，其中大部分都是好朋友。对我来讲并不是说我个人在凤凰网《非常道》这个节目里出镜了，我个人增加了曝光，这些不是，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了一次跟他们这样的很深入的对话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是你们来创造的，不是我自己来创造的，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心思，也不一定有这个时间和能力去创造这种机会，但你们创造了这个机会，而且把这个机会给了我，让我去完成了每一次节目都像一次很奇异的精神的旅程，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人生的经历，不管是胡德夫，还是李寿全、甚至包括年轻一点的吴彤等，他们每个人都有特别奇异的事情。这些东西，我对他们每个人的音乐都特别了解，甚至包括说这么多年来见面、说话、聊天、吃饭、喝酒的次数也很多，可是那都不是完整的旅程，那只是偶遇，可是每一次录制《非常道》的感觉，我和他们很正式的登上了一条船启航了，两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彼岸，非常完整的一个旅程，这在日常生活里面不可能的，你干嘛呢，那么严肃的去聊天？像咱俩现在这样。可是只有那样的场合，而且你们做的功课让我特别尊敬，那种细致、深入，那种对人性的挖掘，对于一些甚至连被访者自己都没有真的去深入思考的问题都被你们提出来了。

所以，我主要是感谢，这是我最大的感受。当然，这里面就包括了荣幸，我觉得这是一个幸运，我可以非常自豪的跟人家说，“我跟胡德夫聊过两个半小时，我跟李寿全聊过两个半小时，我跟付林聊了两个半小时……”我觉得这是特别大的收获，对我自己。

凤凰网：我记得你当时在电台做过“百家唱片”的时候，我想单独提一个人就是李寿全，你从来不讳言对这个人物的热爱。

杨樾：这方面我是愿意给人洗脑的，这种洗脑，因为我觉得这在传播的不是价值观，是美，美是没有对错的，价值观是有对错的。美，这是我特别愿意说的，它特别好，这是一个很美的东西，我愿意推到你面前“你也听听，你也听听，这真的特别棒！”我要把自己澎湃的情感全部表达出来，让你重视，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美，但是依然不排除有些人不喜欢，那就是审美层面的问题，没关系，对吧。可是我倾尽我全力把它推到你面前。

凤凰网：你在两千零几年那会儿，十几年前在不遗余力推广这些大师们的东西，那时候是不是也有点理想主义的东西？你一直在推广你认为美的，是不是做媒体都有点理想主义？

杨樾：我觉得理想主义当然是一个基底，所有所实践的这些东西像一个金字塔一样，下面的部分是理想和你个人的积累，所为它做的一切的准备；而在最顶上的部分，我在今年思考的这个结果，我不能够一直藏在内心的精英主义，我的那种精英主义，中国的最典型的精英主义，我也特别崇拜的许知远老师，他是那种完全不避讳自己的，我以前会有点避讳，觉得这不好，或者我不够，但后来我就想，你够不够你心里都是这么想的，“你都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是什么？就是我领先于别人去听了这些东西，并且我已经把它很深、很美的东西可以挖掘出来，我就要带给你们。

我还是回到我说的 ,人是分三六九等，总有人在听《凤凰传奇》，他们在灵魂上并不低下，但在审美上肯定是低下的，这是不用回避的问题，热爱胡德夫的人肯定比热爱《凤凰传奇》的人在审美上更高大上，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以前回避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回避，我想了，这些年就是这样，为什么？这种东西是从一开始就形成的，我14岁，1988年那会儿中国没有什么，都是听《西北风》之类的，听点邓丽君、齐秦、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陈百强。

后来当我有一天成为了一个DJ，到我20岁的时候，成为一个DJ。我从听U2开始十多年的时间，我听了几千张唱片，我都没有办法去分享给你们，我一直在分享我根本就不喜欢的东西，我以为这样才是做媒体。

后来我发现不对，我必须要去分享就是我认为好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好的东西就是比你们认为好的东西好。所以，我才做了6个大师的这个系列，我用了一年的时间，52个星期做了52期节目，把这六位大师的每一首歌都给大家放了，罗大佑、李宗盛、陈升、张洪量、黄舒骏、李寿全，六个人。我就告诉大家这才是音乐！那今天我不能够确保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音乐，所以我一周只拿了一天去做，可是它真的影响了太多的人，那就够了，太多的人就因为这个节目他就明白了，周杰伦不是最伟大的，麦克杰克逊也不是最伟大的，张国荣也不是最伟大的，beyond的也不是摇滚乐，让你听听什么是摇滚乐，我觉得这是从那时候我就奠定了你永远不要管你周围的人在想什么，在听什么，你就走到他们前面去，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凤凰网：这就是也是理想主义色彩。

杨樾：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思想的历程，所以在我做电台的后面的几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去尝试用大家能接受的方式，把大家没有听过的东西，我觉得一个最底线的就是一个人，就像我今天不屑于跟什么、什么人的粉丝去吵，年轻小歌手的粉丝觉得自己的偶像唱的是最好的。因为在我看来这本身不是一个审美有问题，这是一个逻辑问题，比如说他才刚唱了一年或者两年，你就认为他是这世界上唱的最好的，那只能证明你没有听过别的，这是一个逻辑问题，绝不是审美问题。所以，我没法去跟他们交流，那么当我要把这些好的东西呈现出来，我想的就是我至少把它摆在你面前，你像我一样，我自己有45000张唱片，我不可能这45000张唱片我都喜欢、我听过的每个歌手我都喜欢，根本不是，我最喜欢的可能有100个、200个人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但其他的东西我也要听，不好听的，我只有听了我才知道不好听，而且我只有听了他们的才知道这些有多好。

所以,我是想说，在最后体现的是一个人在选择上的价值判断，这个判断的基础一定是大量的涉猎，我什么都听过我才有资格说话，所以我也想让更多的人你至少听听这期节目，你说你不喜欢陈升唱歌没关系，我用五周的时间去介绍陈升，把他每首歌都放完了，你跟着我一起听下来，如果你依然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那我尊重你，因为你听了，你说你不喜欢；如果你只听过一首陈升的某一首歌，“不行，唱的连调都没有，他唱歌都没调，他怎么会唱歌呢？”你听他50首歌试试，听他唱100首歌，陈升出了20张专辑，你听他150首歌，你会发现，原来这没调比那有调的还牛逼。

凤凰网：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在反思，觉得《非常道》也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我也知道做郭敬明肯定比李寿全流量高很多很多，理想主义可以影响的，可以往下传。假如说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节目，怎么能让它更好，或者让它的初衷得到更大的发挥？

杨樾：我觉得你刚才举的例子，我们在做媒体的时候带有理想主义，会陷入一个误区，假设说现在有一个机会让我自己的广播节目YY Club里去做一期郭敬明，我会非常愿意做，关键看你怎么做，你要问他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说，他所带来的流量不是你所追求的。在我眼中，我认为郭敬明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值得去做的，他所承受的所有的非议都是他的价值，一个真正好的媒体人，韩寒也好，郭敬明也好，哪怕是凤姐，凤姐我也愿意采访她，我对她很好奇，平常我不会去好奇，但是如果有机会坐在一起我们对谈，你不觉得从她身上挖掘出很多非常有趣有意思的东西吗？那种有意思，可能超过我们做的其他的嘉宾，她身上的价值，在于“你到底知道不知道自己难看？”比如说这样的问题，“你每天那么自信的写这些东西，你天天大家都知道你在意淫，你说今天这个男神又追求你了，那个男神又暗恋你了，你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是真的就这么认为，这就是妄想狂，还是你其实是用反讽的方式在调戏大众？”我觉得这里面会非常好玩。

也就是说，理想主义没有错，现实主义也没有错，理想主义跟现实主义嫁接起来需要很高的技巧。所以，我觉得《非常道》也一样，不排除任何一个明星、一个名人来做访谈的可能性，你的理想主义只体现在到底怎么问的他，而不在于这个人怎么样，是不是请胡德夫就叫理想主义，请郭敬明就叫现实主义？这是不对的，我觉得听郭敬明是魔幻主义，请凤姐也是魔幻主义，这节目会做很魔幻的，你可以把心放平之后你会想，这样的选题都会多有意思！如果你们请她的话，我都很愿意去主持，我跟郭老师站在一起也不是很有意思么？我觉得可能会碰撞出，那对我又是刚才说的那样，一次人生的旅程。凤姐走咱们启航了，到达彼岸，两个半小时之后，你会发现你和我对她都有新的认识；郭敬明你如何承受这么大的非议、这个世界对你的非议，你真的不介意自己很矮吗？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