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延亮忆李泰祥：乱世中最天真的灵魂

李泰祥和前妻许寿美当年的合照

李泰祥、前妻许寿美和儿子的合影

翻阅台湾的旧报导，不难发现李泰祥少年得志。

23岁那年，李泰祥成为台湾当时的知名音乐专栏“这一代的旋律”第三期的报导对象，被作者杨蔚封为“跌在乐谱架上的阿美人”。这篇报导记录他白天在中国青年交响乐团乐器储藏室练琴、晚上睡在谱架柜上的生活。同系列专题的第一期“两百磅的前卫派”，介绍的音乐家则是李泰祥的挚友丘延亮。二人因为分别是中国青年交响乐团的第一提琴手和定音鼓手，和当时担任中提琴手的许寿美（李泰祥前妻）成为一帮好友。

丘延亮的家世显赫，是蒋介石养子蒋纬国的小舅子。因此在台湾那个文化资源拮据的时代，李泰祥和他当时的女友许寿美，朋友樊曼侬、陈映真、杨蔚、季季、许博允、顾重光等初出头的艺术家常聚集在丘延亮家的客厅读书、听曲、谈艺术。虽然是“皇亲国戚”，但丘延亮却偏偏长了一身反骨，他和陈映真等人一起读当时是禁书的左派书籍，鼓动政治异议，导致丘延亮和陈映真等人后来接皆锒铛入狱。

丘延亮口中的李泰祥顽固、任性、老是让挚友头痛，却可贵地保有乱世中难得的天真；李泰祥的音乐才华洋溢，但台湾早期泯灭原住民文化的社会背景，使得他因毕生无法透过音乐亲近原生文化而深感焦虑。访谈结束时，丘延亮聊起，隔天或许就是最后一次探病了，感慨地说：“实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有人能在这样复杂的世界里活得这么天真……？”

苦恋曲折曾被“抢婚”

20来岁时，李泰祥的初恋女友出国求学，他因而和同班同学许寿美展开一段苦恋。许寿美当时是中学的音乐老师，父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家境优渥；李泰祥却是家境贫苦、没有固定职业的穷小子。加上当时的台湾社会非常歧视原住民，李泰祥的原住民身分更是不被许寿美的家人接受。

朋友们不甘李泰祥的才华被淹没，花心思帮他举办音乐会、当记者的朋友也替他写报导。演奏会虽然成功，“跌在乐谱架上的阿美人”专栏也轰轰烈烈见报，李泰祥趁此气势专程到许寿美新竹老家求婚，却仍无法说服许家。在丘延亮等一帮朋友的协助下，李泰祥和许寿美瞒着许家父母直接在台北由许常惠证婚。然而消息走漏，婚礼当晚许家父母找上二人，赏了这对新人耳光，并把许寿美“抢”回新竹。走投无路的李泰祥在新婚之夜的半夜三点多跑到丘延亮家敲门，哭丧着脸说﹕“许寿美被抢走了！”荒谬的发展让丘延亮愤怒之余却也哭笑不得。

“多情”是李泰祥一生的试炼

尽管后来二人在朋友和老师的争取下走入婚姻，但李泰祥的风流韵事未曾断绝。丘延亮形容，李泰祥的个性“顽固无比…很多事讲也讲不听，听了之后也只是瞪着个牛眼睛。”例如婚后的李泰祥在情感上仍不羁，对许寿美也不够贴心，许寿美怀孕时，甚至是自己骑脚踏车到医院生小孩的。

后来李泰祥和许寿美离婚，这让丘延亮等一帮老友非常不谅解，彼此一度有隔阂。丘延亮说，用“风流”这个说法概括李泰祥有点笼统。李泰祥确实是一个在情感上“特别不怕麻烦”的人，他不太懂得把持自己，加上才华洋溢，许多女生会黏上他，伤了妻子、子女，也伤了一路支持他的朋友。多情惹来的风流债是李泰祥一生的“试炼”。

顽固之余，丘延亮却也形容李泰祥是个在情感关系中“非常需要被照顾的人”，许寿美当年就像妈妈一样，一直呵护着李泰祥。这或许也能够说明李泰祥和女学生之间的创作火花特别多。有些女学生从对李泰祥的仰慕、到无怨无悔的照顾，现在回想起来都不是太意外的事。

乱世中最天真的灵魂

在丘延亮客厅里出入的一帮好友后来入狱的入狱、告密的告密，但李泰祥仿佛只是路过乱世，安稳地度过那个动荡的年代。这并不代表李泰祥特别擅于避祸，丘延亮说二人虽然交情甚笃，但“我造我的反、他搞他的音乐”。尽管往来的许多人都是当局警惕的左派人士，但李泰祥似乎没多想，总是规规矩矩过生活，对政局没有太多想法。即便后来台湾社会的原住民运动风起云涌，身为原住民的李泰祥也没有被卷进族群运动的潮流中，让丘延亮叹道：“怎么有人能在这样复杂的世界里活得这么天真？”

李泰祥的天真也可以从他的财务状况中看出端倪。在李泰祥的一帮朋友里，李泰祥是最能赚钱的，因为他作曲快、创作品质稳定，电影配乐、广告歌、流行音乐创作都能掌握，台湾有阵子百分之九十的广告曲都是他写的。然而他也是个花钱如流水的人，他出手大方、为人豪气，学弟妹有困难也大方襄助，创作的版权也都直接卖断，发行后一分钱都拿不回来。存不了钱的李泰祥常常害朋友们一起帮他解决财务危机。

在古典和流行音乐中困厄安身

“天真”如李泰祥没有经世济民的焦虑，对生命的不安大多围绕着毕生热爱的音乐。

世人对李泰祥最大的赞扬无非围绕着《橄榄树》和《日光大道》等脍炙人口的校园民歌，把他视为流行音乐的创作翘楚。尽管《橄榄树》等歌曲确实对台湾流行乐坛注入重要元素，特别是他和三毛分别在曲和词上，大胆引渡异文化的风格和意象，为当时出入国境仍被限制的台湾人带来美好的异域想象。然而接受古典音乐训练的李泰祥始终觉得自己是“正派音乐家”，却因为际遇，其成就始终没被学院承认，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他有点分裂…觉得那不是自己，这种心态始终是他的阴影。”或许是急了，李泰祥晚年病重时，反而更常欠着虚弱的身体，执笔吃力地谱写密密麻麻的大部头作品。近年他曾接受台湾一个客家组织的委托进行创作，丘延亮形容李泰祥有点“走火入魔”地将委托曲写成大规模清唱剧，格局宏大仿佛马勒的作品。然而乐曲在演奏一次之后，反而因为编制太庞大而默默被世人遗忘。

丘延亮说：“在配器上，台湾真的没人能比得上他。”然而台湾现在的知识产权结构没有办法保留原创的精致音乐，只有具商业价值的作品才容易被完整保留下来。尽管李泰祥正在修音乐博士学位的儿子有专业能力进行保留，但这很难靠他一己之力达成，李泰祥真正的艺术成就或许还仰赖后世对他的重新定位和挖掘。

平生恨《大神祭》未完

艺术成就上，丘延亮认为李泰祥最重要、但最被世人低估的作品是清唱剧《大神祭》。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李泰祥17岁回到故乡部落马兰时，阿美族村人一户一户以部落歌曲轮唱欢迎他的经验。

李泰祥是阿美族人，丘延亮等一帮好友总爱开他玩笑，称他“山地鬼”。然而丘延亮形容李泰祥其实一点都不“山地”，因为他很小就离开原住民部落、接受西方的菁英音乐教育，对音乐的想象和生活作风都非常洋派。这也让李泰祥始终不会讲阿美族语，也从未深刻体验阿美族部落生活。他对此非常不安，青年时期再次回部落的经验刺激他作《大神祭》，试图与自己的原生文化对话。《大神祭》已完成的部分篇章后来曾被云门舞集改编成《吴凤》和《射日》等作品，但全作始终未完。

丘延亮说，《大神祭》的艺术成就和“未完”体现了李泰祥的矛盾。李泰祥致力于以《大神祭》彰显原住民的音乐和文化，然而李泰祥从未在原住民部落生长过，和当地文化已经脱节，仅能以非常西化的音乐逻辑创作。这或许是李泰祥对作品琢磨再三、举棋不定的原因。

然而丘延亮也认为，李泰祥的焦虑无碍于《大神祭》的艺术水平。李泰祥谨慎梳理隔阂的自制，使得这部作品保有西方交响乐的恢宏，丘延亮在《大神祭》听见华格纳和史特拉汶斯基，精致度无庸置疑。李泰祥唯一无法跨越的，其实是自己和原生文化之间，因时代和际遇造成的疏离。也因此《大神祭》的未完，除了是李泰祥临走前最大的遗憾，也是他生命局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