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慈善王国：6000座逸夫楼的公共记忆

从“吝啬鬼”到慈善伟人

1970年，一位63岁的电影公司总裁每天都开着劳斯莱斯豪车从香港一家敬老院门前经过。他的这一举动刺激了院内一位约摸同龄的贫苦老人：某一天他大胆地写了一封信给那位电影大亨，希望电影大亨能够资助一下。没过几天，他收到了电影大亨寄来的支票，不过数额只是区区500港元。

这是当时刊载于《南北极》杂志的一则笑话，极力嘲讽这位电影大亨的悭吝本性。但是30年后这位电影大亨却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慈善大家，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和教学楼遍布大江南北。这位电影大亨就是邵逸夫，于2014年1月7日逝世，享年107岁。

自1957年创立“邵氏”基金会以来，本着“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人生信条，邵逸夫从事慈善事业，但是在1972年之前规模并不大而且颇具争议。

1972年是邵逸夫从事慈善事业的转折点。这一年的10月4日，邵逸夫刚好66岁，他在家中排行老六，按照迷信的说法，66岁是邵逸夫的劫难之年。邵逸夫对此颇为焦虑，请来好友李迪帮他消灾解难。这一年，他顺利度过，但他的生意对手却连连失利。

此后，邵向李请教长寿之术。李迪告诉他：“做事业的人，争强好胜没什么不妥。商场如战场，同对手讲不得仁慈，但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大讲仁慈。”他还以犹太人哈同吧举例——“石头缝里能榨出油来的吝啬鬼，可他做慈善尤其是资助落难的犹太人，在西人圈子里头颇有好名声。”李迪说。

邵逸夫由此明白，做善事，花钱不多，美名却不少，人活得痛快，自然就会长寿。邵逸夫在次年捐献50万元港币给香港苏浙公学，这是他第一笔郑重其事的捐赠。此后，邵逸夫在1997年，捐赠600万港元兴建“香港艺术中心”。

这一时期邵逸夫的主要捐赠地是香港，捐赠项目为邵逸夫在香港赢得一定声誉。邵逸夫于1977年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爵士勋爵，成为香港娱乐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但是他悭吝的商人本性并未改变，还曾被下属员工和当地媒体质疑，前述笑话即是一例。

“作为慈善家的邵逸夫并没有看淡金钱，大彻大悟，捐赠动机仍停留在花钱消灾、祈福长命的层面。”浙江外国语大学教师陈近在一篇论文中对于这一阶段邵逸夫的捐赠助学行为如是总结。

邵逸夫捐助理念彻底改变的或许源于他三哥邵山客的病逝。

邵山客患有中风，于1985年在新加坡逝世。直至逝世，邵山客在新加坡的口碑都不太好：对员工太吝啬，对公益慈善贡献太少。随着邵山客的去世，他把巨额财富带进了棺材，口碑也就定型了，“吝啬”的形象再也无法改变。

“邵逸夫不愿步三哥的后尘，他想在有生之年改变他长年累月已经定型的吝啬形象。”《邵逸夫传》的作者祝春亭、祝敏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邵逸夫对钱财不再热衷，开始萌发捐钱办学及提高医疗水平的念头。”

当年，邵逸夫向内地捐出第一笔1亿港元的款项，用于资助内地师范院校兴建图书馆和科技馆。截至2008年，邵逸夫捐赠34亿元用于发展内地的教育事业，资助项目分布在全国31个省份，被誉为“新时期中华捐资助学第一人”。

这一阶段，邵逸夫的捐赠力度更大，超过上亿元的捐赠项目比比皆是。捐赠地点不仅仅局限于香港，辐射至中国台湾、澳门及大陆，甚至对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都进行无偿捐赠。

以控制的财富而论，邵逸夫不及李嘉诚和霍英东；但是他对慈善公益的贡献，绝不亚于李嘉诚和霍英东。因此，1990年代以来，对于邵逸夫的捐赠，香港舆论不再是毁誉参半，而是将邵逸夫评为香港富豪的“道德标杆”。

“随着自我觉醒程度的递增，捐赠行为日益成为一种由内而外的自觉行为，纳入邵逸夫的生命和血液中，勃发出无限的生机，彰显着人性的高尚与无私。”陈近在研究邵逸夫捐资助学的心理历程后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邵逸夫对故乡宁波颇具乡土情结。统计数据现实，1987年以后，他对宁波的捐资助学金额超过4000万元，约占他对国内捐资助学金额的1%。在香港，他也因为捐资苏浙公学而被苏浙旅港同乡会选为“永远荣誉会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邵逸夫的慈善捐赠主要还是以建造图书馆、教学楼等硬件设施为主，辅之以对科研的奖励。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最缺的就是硬件设施，邵逸夫的捐助解决了这一问题，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邓国胜说。

根据《香港邵逸夫基金内地教育事业赠款项目管理办法》，不论是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基础教育领域项目的申请，都要经教育部聘请的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向邵氏基金推荐。

上海交通大学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邵逸夫对内地高等学校和基础教育的捐赠，都是通过香港邵逸夫基金实施的，而在实施过程中，与我国教育部建立紧密合作，这是民间慈善基金会与官方合作，共同改善我国学校办学条件的典范。

“这给内地教育慈善公益人士的启迪：民间教育慈善，完全可以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各司其职，推动教育进步。”熊丙奇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