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不是要丢掉观众 而是为了改变观众

电影《郊游》海报

导演自述（文/蔡明亮）

十年前我在台北街头看到一名男子在路边举牌卖旅游行程，那一刹那很震惊。在红灯前的几十秒的问号……他到底要站多久？多少酬劳？他去哪里上厕所？会遇到亲戚朋友吗？会羞耻吗？他在想什么？

他像一根电线杆、一面墙、一棵树……没有人理他，他也不理人。

不久，这个行业如雨后春笋，房地产的举牌人布满街头，失业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有的是时间，但他们的时间不值钱，都去举牌卖房子了。

我当时兴起一个念头，要让小康来演这个角色。

三年前，接到一个关于中年失业、家暴的剧本，又想起那位站在街头的举牌人。

那些举牌人，每50分钟可休息10分钟，小便、喝水。一天要站八小时，只能举牌什么也不能做。我观察到他们有些喃喃自语，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就请小康唱《满江红》。这是中国宋朝抗金名将岳飞作的诗词，抒发对国家的满腔热血与壮志未酬的愤慨。四十几岁以上的台湾人，几乎都读过这首词，我曾听小康唱过。

西化的亚洲城市，让我感觉似乎处于无地基的浮动状态，有一种长时间焦躁不安的氛围。我们好像永远生活在工地里，房屋、马路、捷运不停翻修拆建之中，有更多开发，也有更多遗弃。

一直以来我的影片，从不避开这些景象，那些正在搭建的水泥工地，或是惨败的楼房废墟，只不过是再再展示出现代文明开发的疯狂特质和荒谬的丑陋代价。

《郊游》里描述一个单亲家庭，没有妈妈的角色，其实也没有“家”，“家”变成了废墟，父子女在一个又一个的废墟里移动。影片里我所拍摄的废墟，它们仿佛在那里苦苦地等着我，那些场景我视它如同一个个活生生的角色。我找到它们，同时聆听它们诉说自己的故事。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在一面墙遇到一幅巨大的风景画，很震撼。这幅画是这个寂寞城市的一个表情吗？还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世的虚幻或实相？画的人不知是谁，我决定要拍它。我要求剧组保护它，没有人有办法，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废墟，我只有祈祷。

直到后制的时候，才查询到这位艺术家叫高俊宏，近年来开始在废墟做绘画创作。有趣的是，他跟我说他没有所谓展出的形式，只是希望这个作品被人遇到。所以，我们相遇了。

更有意思的是，俊宏其实画的是一张老照片，1871年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生拍下了台湾南部一处山水风景，是100多年前的原始地景。照片左角原本有两个平埔族小孩，俊宏没有画上去。

很巧，在我的影片里，也有两个小孩在废墟里游荡。

剧本里原来只有一个女人的角色，她介入小康的单亲家庭夺取他的小孩。原本属意陆弈静来演，后来我身体很不好，总觉得自己随时会死掉，很可能《郊游》是我最后的一部电影，恐怕没有机会再跟杨贵媚、陈湘琪合作，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找三个女人来演同一个角色？后来拍出来，她们是不是在演同一个角色，好像也不重要了。如果这是我的谢幕，我很高兴，我喜欢的演员都在我的身边。他们一直都在我的身边，不管角色大小，我很感激。

我也感谢我的干儿子和干女儿，我看着他们出生和长大。他们是小康的侄子，都不怎么喜欢演戏，哥哥李奕?三岁就演《不散》，五岁演《是梦》，每次都是半夜把他摇醒上戏，现在他是国中生了，勉强再来演一次。七岁的李奕婕，开始根本不肯演。结果一上戏，精彩极了。

要不是小康，我也不会拍这部电影吧。

对电影我已倦怠，近代电影所谓的娱乐属性、市场机制、大众口味，令我反感。我不觉得我要一直拍电影，更直接地说，我不觉得我还要拍那种在院线等着观众来买票的电影。我总是在问，电影是什么？为什么要拍电影？我在为谁服务？大众是谁？是看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那些人吗？老实说，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在2011年，我跟小康合作一个舞台剧，排戏时他一个慢走的表演让我震动，我脱口而出：“康，原来我们合作了20年，就在等待这一刻。”

剧场朝生暮死，演完就没了，我又升起了拍片的冲动，于是开始了小康《慢走长征》的短片拍摄计划，我在想，我还要再拍小康那张脸，而且放大。

漫长的20年，这张脸在摄影机的注视之下变成了什么？或者显现了什么意义？《郊游》的拍摄计划，其实只是一个手段，从剧本到拍摄到剪接，历经三年，我最大的功课，就是去故事，去情节，去叙事，去结构，甚至去角色。就只是这张脸，在某一段行为之下的一张脸的完全呈现，其中一个镜头，我给了小康一颗高丽菜叫他吃掉，然后开机，我不记得给了他什么指示，或许我什么都没说，我看着他，从容的、安静的、怜惜的、感伤的、怨悔的、寂寞的、满足的、酸楚的、爆裂的……啃、咬、塞、咀嚼、生吞活剥、爱恨交错……我看着他，用他人生的20年吃掉那颗高丽菜，他哭，我也哭。

从1991到2012，最终我还是要说，他的脸，就是我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