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别张国荣10年 别《霸王别姬》20年

当然对演员来说，这样的角色必然是有相当的挑战。但通常导演要求演员准备的那些功课，比如读史料，体验生活，用心接近些什么，陈凯歌说他一样也没有交代给张国荣。“张国荣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好多事儿早看在眼里，也就不用多说了。他必然也是极用心尽意的人，抛下香港的一切来北京学戏，踏踏实实就是半年，没有几个演员能够做到，所以我反而得宽他的心，告诉他愿意怎样就怎样。”

整个拍摄过程中，陈凯歌说，他与张国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该到哪儿了就一定到哪儿，透亮极了，一丁点含糊其辞也没有。“拍片他还是很少说话，演完一个镜头回来，也不问我好与不好，就坐到我身边。我不断地跟他说，这个为什么不行，应该是怎么样的，在此刻你心里的情形该是怎样的，他一句句听着，我说完他站起来就走了，重新演一遍，演完又坐下等我说，如此反复多次，顶多会说句，‘您看我可没上过表演学校，您觉得我应该上吗？’我照实答他，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也不知道，他就又去演了，其实我明白他自己心里是有数的。”

尤其令陈凯歌回忆起来感慨万千的是，那些节骨眼上的关键时刻，张国荣没有一次失手。比如蝶衣犯烟瘾，小楼来看他那一场，剧本里设计的动作是张国荣要用一根拂尘的尾巴打烂一整墙的镜框，墙上挂的都是他和小楼二人的合影。开拍前陈凯歌说他相当紧张，首先要是一次拍不过，重新置换那一墙镜框、打扫屋子就得耽搁相当的工夫，再有就是这场戏对演员表演要求极高，这是小楼和蝶衣在这个戏里最后一次有身体接触。表面上是因为犯烟瘾，蝶衣大发脾气，一个在砸，一个在后面抱，实际上那分明在表现爱之挣扎，能准确地传达这几层意思实属不易。“又是一个斯泰尼康的运动镜头，我一再地跟顾长卫说，焦点千万跟紧，别人家演好了，咱虚了，拍之前我也留心两个演员的状态，看张国荣是铁青着脸，张丰毅坐在旁边咬牙，我就跟摄制组说快快，这两人都进去了。果然一开机张国荣就疯了，然后就是拿着棍子乱打这墙上的镜框，玻璃碴四处飞溅，张丰毅在后头抱着张国荣也是丰沛的感情，可以说现场两个人的表演已经惊心动魄，我不禁对自己说，这哪是烟瘾犯了发疯啊，这是人在眼前爱不得的极度痛苦，是面对不公命运，拼尽全力的反抗。”

陈凯歌喊停，张国荣已哭成泪人，久劝不止。“我劝不住也急，说你还真是哀哀如丧考妣啊，人戏不分，不仅有程蝶衣，但张国荣也做到头了。”

陈凯歌说，也有许多他自己也未曾留意的纤微毫发处，倒是张国荣给了他惊喜——程蝶衣被逐出舞台多年来不能演戏，转眼就到了“文革”前夕，他听到了广播。虽然只是一两个镜头的独角戏，但陈凯歌自觉是关键的一场，也做足了设计，选景在北京恭王府夹道，为的是取繁华散尽、破败凋零的感觉。“本来张国荣就是走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他穿了一身扣得紧紧的灰色中山装，戴着副老派眼镜，提一个那个时代的小塑料包。但这边拍的时候，张国荣突然就站住了，我吓了一跳，不过他只提起脚轻轻地抖了抖，之后又接着往前走，我也才注意到原来那地上有很多煤渣子。张国荣非常自然流畅，但这不经意间的一个小细节，相当传神地表现出了程蝶衣这个人的洁癖，而这里又何止是洁癖，原来所谓‘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就是那个样子了。”

《霸王别姬》总共拍了6个月，从料峭春寒的2月下旬拍起，一直拍到炎炎烈日的7月下旬。北京国子监孔庙拍斗争会的那场戏拍在7月初，骄阳似火，而剧情里对张国荣和张丰毅的批斗也还是在火堆前。“热到拿摄影机拍火苗子已经看不到颜色，空气也成了一浪一浪的热。张国荣、巩俐、张丰毅都在，尤其张国荣满脸是戏妆，但得涂得乱七八糟，身上裹着稀烂的戏服，就是‘文革’遭迫害的样子。那也是感情很重的一场戏，控诉检举，大义灭亲，人近乎疯魔的状态，整整折腾了一天，辛苦可想而知。那天有个著名的法国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也在现场，就定定地在那里看这三人演了一天，临走时跟我说，真是太棒的演员，太棒的电影。”

陈凯歌说，最终剪辑完成，《霸王别姬》是2小时48分钟的超长片长，说他至今要感谢徐枫女士的非凡气度，毫不犹豫地为它能出现在更多人面前奔走努力，终于《霸王别姬》也不负众望地在它的缘起之地戛纳捧回了金棕榈大奖。当然，它也面临另一些无法尽如人意的状况——在内地上演的时候，在报纸上登的广告甚至没有片名，只有“最新影片”这四个字，街道上、影院里没有一块广告牌，即便大城市也转眼就没有地方看了。

“但如今也20年过去，回首这部作品倒常想起《红楼梦》里那个《好了歌》，歌台舞榭，说不尽的繁华，到最后人去楼空，命运飘零。不过至今我始终相信，是那个人还是那个人，容貌改变了，服装改变了，装束改变了，人的心难变，而电影说到底是写人心的，真正能够长存的人这样，电影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