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骥谈邵逸夫：最后的“原罪一代”

邵逸夫爵士突然离世，让大家不知所措。一方面，邵逸夫已经107岁高龄，应该说，所有人对这个消息都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也不能算晴天霹雳；但另一方面，对邵逸夫这代香港商人的复杂感情，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他们是在冷战时代崛起的香港富商，在夹缝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很难给他们准确的定位，说他们是商人或者政客大概都可以。而且，他们的颜色也含糊不清。他们自己或许也说不清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中国红，什么是英国蓝。他们的个人故事励志感人，而他们制造的电影、电视、地产、商业，造福并毒害港人每天的生活。最让人百感交集的，是他们写了满脸的“大中华”情怀。一旦人们说起他们，往往就开始慨叹今天的香港人，怎么缺失了最珍贵的“我的中国心”。真的吗？

绝不轻率慈善的“邵跑跑”

邵逸夫当然是值得纪念。你看，他去世的消息传出才几个小时，网上关于他的微博就已经被转发了好几万次。这条微博说的是，在百度地图上输入“逸夫楼”四个字，跳出的结果密密麻麻。由此可见，邵逸夫对中国的奉献精神。

邵逸夫在香港人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我猜没有香港人，没有看过邵氏电影。早前身体好的时候，邵逸夫每年都出现在电视直播的香港小姐决赛现场。香港的大学，也同样到处都是“逸夫楼”。香港中文大学，更有一所“逸夫书院”。Run Run Shaw这个看上去好像“邵跑跑”的名字，是邵逸夫的英文名。

“邵跑跑”的一生，真的是跑来跑去。内地改革开放后，邵逸夫到处去考察。据说邵逸夫对慈善投资极为认真谨慎，绝不道听途说，一定要实地去看。一位朋友说，1992年在山东某酒店做暑期服务生的时候，曾经奉命去接待过邵逸夫，搀扶过当时已经85岁的老人。闻知邵逸夫去世，希望他一路走好。

邵逸夫是慷慨的。他不仅在全中国的高校捐赠“逸夫楼”，我们也不应忘记的还有“逸夫医院”等。另外，他在晚年设立了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邵逸夫奖”，表彰人类科技拔尖的人物，支持两岸四地及世界其它地区的科学研究。邵逸夫的一生，累计捐赠的金额，已经高达超过100亿元港币。

不过当我们在缅怀邵逸夫，赞叹他的时候，换个角度看，也证明邵逸夫的离世，随之而去的，是邵逸夫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最后的“原罪一代”

前不久，内地一位学者在谈论中国农村时问道：改革开放之初，香港不少商人都回到自己的农村投资，帮助故乡发展经济，可是后来内地从农村走出来的富人，为什么不回去农村呢？这真是个值得深究的有趣的问题。

1980年代，内地东南西北，似乎到处都是港商的身影，尤其是岭南和华东地区。邵逸夫，连同包玉刚、霍英东、李嘉诚等等，以及他们的同一代香港商人，确实表现出独特的“大中华”情节。他们从殖民地“英属香港”出发，北上，用大笔大笔的财产证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说白了，那时候在香港，无论经商还是从政，都背负了天然的原罪。这原罪是：你身在殖民地，天生不了解祖国，无论你花再多心力、金钱，也是个局外人。或许正是因为背负了这样内心深处的原罪感，我们看到，邵逸夫一代那么努力地往祖国靠拢，做再多也觉不够。

然而，这种局面在回归后发生了大逆转。1990年代以后出生的香港人，已经不再有天生的原罪感，他们一出生，香港就已经不是“英属香港”，而是“中国香港”。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去强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情况和过去相比，简直有种历史的吊诡。现在恰恰是，即便香港的少年人再不了解中国，也摆脱不了“中国人”的标签。是故，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去关心中国，却不需要有愧疚感。而可以想象，这代人长大以后即便从商，情况可能也与邵逸夫不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邵逸夫作为他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其去世具有别样的象征意义。他走了，一个时代也终结了。他不用面对的那个未来，处处留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