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制片人：萨格屠杀罪行必将败露

《杀戮演绎》电影海报

（编者注：原文选自美国网站Slate，作者埃罗尔-莫里斯为《杀戮演绎》的执行制片人之一）

我们如何遗忘了印度尼西亚的大屠杀？那里的屠杀能告诉我们关于越南发生了什么？

“凭着这一出戏，我可以发掘国王内心的隐秘”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三场(朱生豪译)

1. 罪行必将败露

有没有可能屠杀一百万人，然后就忘了？或者把这罪行从良知里抹去？那么，有没有一种潜意识的内心残念，或者是痕迹，仍然存在？

我和沃纳-赫尔佐格是由约书亚-奥本海默导演的电影《杀戮演绎》的执行制片人，这部电影重新检视了印度尼西亚1965-1966年的大屠杀，在这场屠杀里，估计有50万人到100万人丧生。在我看来，电影《杀戮演绎》是一部好电影，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纪录片。其实，关于纪录片，最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你会重新发现纪录片本身这种创作形式，重新发现制作一部纪录片的真正意义，导演奥本海默就正是这样。他找到了1965年那场屠杀里的一些凶手，然后说服了他们参与出演这部描写当年大屠杀的电影。但这部电影《杀戮演绎》比邀请凶手本身奇怪得多，因为导演奥本海默居然说服这些凶手亲自参与出演这部电影，不是关于大屠杀本身，而是讲述制作关于大屠杀电影的一部电影。在片中会有凶手自己出演当年自己行凶场景的重现，会有凶手跳舞和唱歌的场景，就像是自己看着镜子里的诸多变态行为。

导演这么疯狂的做法是有道理的，通过“情景重现”这样的电影叙事手段，导演本人、凶手、还有观众都会对当年发生的屠杀发自内心的感同身受。如今，对很多人来说，当年的屠杀已经消失在黄昏的过去里了。导演奥本海默对此却很乐观：他认为过去一直都藏在人们心里，而且能够被重新带回现实生活。

随着1960年代屠杀在印度尼西亚全境内的蔓延，从1949年独立后就一直执政的左翼领导人苏加诺被边缘化了，随后在1967年，军队将令苏哈托取代了苏加诺，获得了政权。随后，苏哈托当局立刻想法设法掩饰历史真相，当初的凶手们既没有被绳之以法，也没有被告知他们在屠杀中做错了人和事情。

相反，当初的凶手们都变成了新政府新秩序下的英雄。奥本海默电影《杀戮演绎》里的一个角色是Adi Zulkadry，他在当时是一位恶贯满盈的杀人凶手。他自己这样解释：“我们当年被允许杀人，证据很明显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惩罚过啊。当年那些被屠杀的人，他们无能为力，只能束手就擒。我这么说可能只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些，但就是这样啊：我从来不感到愧疚，从来不感到沮丧，也从来没有做过噩梦。”

电影《杀戮演绎》开头是开场曲，随后是电影的引言部分，相关的介绍内容伴随着一个关于棉兰这个城市的镜头出现。开篇的城市背景镜头里有风味糖浆（Pohon Pinang）高耸的广告牌和在卡车匝道上玩滑板的少年，开篇字幕如是写道：“1965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任何反对军政府当局的人都会被当成共产主义分子，无论是工会成员、失地农民、知识分子、还有印尼华人。随后一年里，在西方政府的直接帮助下，超过一百万所谓的“共产主义”分子被屠杀。这些刽子手们就这样掌权，指控他们的对手，直到今天。当我们再遇到这些凶手时，他们自豪地告诉我们当年的所作所为。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原因，我们让他们以任何他们愿意的方式重现当年的杀戮场景。本片就描述了这个过程，然后记录了这些结果。”

片中的主角是Anwar Congo （我还犹豫要不要叫他“主角”）。在1965年，他是棉兰行刑队的队长；那时候，棉兰这座城市有四百万人口。Congo又高又瘦，面色苍白，带着深色眼睛，身穿灰绿淡黄色相间的宽领西服。他这种花里胡哨的穿着像是故意的，却没有特定目的。他告诉导演奥本海默他喜欢电影，特别是好莱坞1950年代的大片，比如塞西尔-戴米尔的《参孙和达莉拉》和《十诫》。

从一开始，电影就是他们的一部分。随后Congo说，“那时候，如果我们看了一部快乐的电影，比如猫王的电影，我们会面带笑容地走出电影院，和着音乐手舞足蹈，沉浸在电影情节中不能自拔。如果有女孩子路过，我们就会对她们吹口哨。我们那时候很激动，不在乎别人怎么想。这里一个准军事的办公室，我就在这里杀人。这里也用来审讯那些抓来的人……我不是虐待狂。我会给被审讯的人烟抽…….像是我们在愉快地杀人。”没有刀，没有枪，Congo基本的工具就是椅子、钢琴弦和一个棍子。把琴弦缠在被害人脖子上，拽紧一拧，这就成了一个即兴的断头台。通常被害人会被带到政党办公室上面二楼的门廊（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卖手提包和其他物件的小店）。Congo告诉导演，被害人会不断求饶，他们在杀死被害人后会把尸体装进麻袋，扔到河里。讲述这一切的时候，Congo面无表情，就像是描述家庭聚餐一样。

“因为很多人死在这里，这儿有很多鬼魂……他们正常出生却死于非命。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被殴打至死……拖来拖去……随后被扔到河里，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打死他们。但这样血太多了，我们清理的时候很难闻。为了避免大出血，我们有了新的办法，我带你去看看……”

2. 被转移视线的世界舆论

电影成片后，首映是在科罗拉多的特柳赖德电影节。在放映之后，一位影评人对我说，他在看完全片后，对印度尼西亚种族屠杀的了解反而更少了：因为这部电影里没有足够的关于大屠杀的背景知识和历史介绍。这位影评人说得很对，我很难反驳；但我觉得这位影评人误解了导演奥本海默的初衷。奥本海默不是在向观众讲述当年印尼大屠杀的历史背景知识，而是在检视记忆和历史的本性。

我随后给当时人在哥本哈根的奥本海默导演打了个电话，对话如下：

埃罗尔-莫里斯：你会把这个电影称为遗忘的历史么？

约书亚-奥本海默：在美国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报道的内容所致。在当时，这个事情是被当做“好消息”在美国报道的，是印尼面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多米诺”蔓延效应的胜利阻击。当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不断蔓延，那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埃罗尔-莫里斯：共产主义被限制了，多米诺蔓延效应消失了，起码是在印度尼西亚。

约书亚-奥本海默：这些都被遗忘了，但同时，它本身却没有被遗忘，这个现象很值得探讨：究竟是怎样被遗忘，怎样被记住的。在我的电影里，你看见凶手们趾高气昂地吹嘘那些屠杀；但在官方历史里，对此却只字不提。就像这样说“曾经有很多残忍的共产主义分子，那时候他们到处都是，然后我们打败了他们，接着他们就消失了。至于他们怎么消失，只字不提。” 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仍有创伤，爆炸性的创伤。 这些潜在的东西，既没有被遗忘，也没有被铭记。

导演奥本海默给我解释说，印度尼西亚1945年到1949年期间，面对荷兰殖民者进行了独立战争。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他说，“差不多和美国一样大”，而且“人口排名世界第四”，但是“在独立的时候却比印度穷得多”。在1950年代的时候，“印尼军方和工人农民曾经为了争夺对国家资源的控制权，爆发过斗争。那个时候两方互不相让，整个50年代，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尼军方开始变得非常反共。” 到1965年的时候，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之外，印尼有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

埃罗尔-莫里斯：所以，美国政府把这种情况视为一个威胁。

约书亚-奥本海默：视为一个巨大的威胁。越南相比印尼，面积小而且没有多少资源。美国害怕共产党在印尼会掌权，所以尽其所能帮助印尼军方打击共产主义分子。到1959年的时候，军方已经迫使苏加诺禁止选举，有效地把印尼变成了一个军事戒严令下的国家。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共产党的势力通过选举不断上升。

埃罗尔-莫里斯：这一切都导致了1965年印尼“九三零事件”的发生。

约书亚-奥本海默：对，1965年9月30日，六名军队将领被一群低级军官杀害。这本该是这些将军涉嫌参与美国中情局对苏加诺政变行动的证据，因为当时苏加诺越来越依赖共产党，甚至有可能自己成为共产党员，所以被美国人视为眼中钉。所以“九三零事件”很有可能是因为美国策划的政变行动。

埃罗尔-莫里斯：为了取代苏加诺？

约书亚-奥本海默：为了取代苏加诺，当时有七名军队将令参与。其中六个被杀了，尸体被扔到井里。苏哈托被提前通风报信了，有人告诉他“会发生这种事情”。苏哈托当然不想告诉那些军职比他高的将领。他就任其发生，然后一举剿灭政变，抓获处死那些参与政变的人。

埃罗尔-莫里斯：所以九月三十日的政变就变成了反革命的托词？

约书亚-奥本海默：没错，事实上有很多证据显示，共产党并不是杀害军队将领的幕后指使；但是这六名将领被杀害就成了“消灭共产主义分子”的托词。2000年后，相关文件档案都已经解密了，这其中包括来自美国中情局雅加达站的信件和来自印尼驻华盛顿使馆的信件。当时美国忧虑印尼军方找出杀害六名将领的低层军官后就不会再继续了：“如果印尼军方不把调查扩大化怎么办？这是我们消灭整个印尼共产党的好机会，让我们干掉他们所有人”。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方面当时态度很清楚，这就是未来美国援助印尼的条件：印尼军方必须干掉整个印尼共产党。当时美国国务院方面还有人为印尼军方列出了一个名单：共产党领导人，工会领袖，左翼知识分子。美国方面的态度非常清晰：“这些人都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