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周晓枫披露张艺谋恋情：巩俐追问“爱我吗”

张艺谋工作照

张艺谋家庭老照片

张艺谋拍摄《老井》片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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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生活和工作的二元对立

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说：“我感觉到在我里面的绝对服从的本能，我必须常常和它抗争。”张艺谋难以克服自身的迁就，正是为了反抗这种他自己并不喜欢的顺从，张艺谋才在电影里极尽张扬。现实中越是疏离和平淡，电影中他越是追求浓烈、夸张和极致。他在生活里有多么拘谨，创作里就有多么放肆；他有多悲观，影像上就有多热烈。内心的底调越是暗，他越是电影色彩里宣泄夺目的鲜艳，从影像风格里，几乎可以反向追溯到他的性格——它们恰成两极，甚至达到严格对称的程度。

几乎可以由此对张艺谋做出简单的二元论判断：生活中无意流露的冷淡，对应电影中蓄意彰显的热烈；生活中的得过且过，对应创作时的一丝不苟；生活中的忍气吞声，对应风格上的胆大妄为；生活中的缺乏主动应战能力，对应那个造梦的光影世界里，他自觉设置难度以使自己永远面临挑战⋯⋯电影是对现实的重力克服，因此才成为张艺谋一生的梦想。

张艺谋的出身——不是农民是大户

关于张艺谋的“吝啬”，著名例证是拍《英雄》那场张曼玉和章子怡的打戏，需要大量树叶。张艺谋嘱咐制片主任，必须细化树叶的品质，吹到脸上和身上的树叶是不同的——吹到脸上的含沙要少，以免对演员造成干扰和伤害；吹到身上的含沙可以多些，因等级相对低下，价格应该便宜。

之所以如此，因为张艺谋对投资人负责任。他不是那种强调个人艺术风格而枉顾他人利益的创作者，不想让自己的艺术探索给投资方带来经济上的困扰，那样他会心有不安。他觉得让那些信任自己的投资商有所回报，天经地义，至少别让人家赔钱。所以，他会仔细，尽量不造成浪费，他不喜欢随意挥霍。张艺谋会要求制片主任不乱花、不胡花，不当冤大头。

不过，张艺谋不是会计型人才，他对于财富数字的运算能力并不出色，甚至谈不上敏感，有时它们只是一些混沌的阿拉伯符号而已。我戏言，有种人是“硬币型吝啬鬼”，他可能心疼几百块钱，但对几百万无动于衷——因为前者和他曾经体验的困窘有关，后者因纸上谈兵而形同虚设。

有些人据此称之为“农民作风”。说张艺谋是“农民”，其实是以讹传讹。作为中国第一位A级国际电影节的影帝，他在《老井》中饰演的孙旺泉实在精湛，令人信服，觉得这就是一个“农民”的本色表演。加之张艺谋早期电影中，许多都是镜头对准乡村，人物造型也土，许多人便深化了对他的农民印象。张艺谋只在1968年到1971年间，在离家不远的北倪村插队三年。短暂的下乡经历，被当作他一生的形象标签。若论真正的出身，张艺谋可离“农民”太远了。

张艺谋的爷爷当年是临潼大户，家宅比乔家院子还大。爷爷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后来到陕西柞水县当县长。当地匪患严重，政府缺乏财力对抗，爷爷从自家拿出大洋买枪，组织县里的剿匪队。结果出师不利，还没行动，武器倒先让土匪没收，理想以彻底失败告终。张艺谋概括：“这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私济公的慷慨，带来的悲剧不仅如此。竟有能力以自家财力购买枪械——张艺谋的爷爷由此暴露了殷实家底，由此被土匪追杀。逃回临潼的爷爷，被土匪围困，又没有及时交上赎金，以至被土匪火烧了院子。家境从此败落，树倒猢狲散。捡回条命的爷爷带着家眷，隐姓埋名到西安开药铺为生。

这位失意的“秀才”，认识到乱世中，家里必须有拿枪的人才能自我捍卫，于是把三个儿子都送到了黄埔军校。

大伯是黄埔九期，1948年全家去了台湾，直到1981年才和家里重新取得联系。取得联系的方式，是一张从台湾托人带到美国、然后辗转带回内地的一张六寸全家福照片，背后在每个人的位置，标注着“长子某某、长媳某某”。张艺谋91岁高龄的奶奶，在灯下抚摸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亲人，一遍又一遍，边看边落泪。等到1987年大伯回到西安，亲人之间已是界隔阴阳，奶奶已带着沉淀40年的思念走了。他们母子自1948年一别后，此生再也没有见过面。

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15期，当年属胡宗南部下，曾接受策反，准备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投奔延安。没想到遭到出卖，最后在1949年国民党军队大乱之际，被处以枪决。这是同为黄埔军校学员的张艺谋的父亲，经过调查，综合一系列线索得出来的结论。有太多的历史细节，就是陪葬于时间的深处，永无昭日的一天。张艺谋本人很遗憾，在父亲生前的时间里，自己忙于工作，忽略与本不擅言谈的父亲之间的交流，家族里的许多往事，到如今都已成无法考据的尘封往事。

言归正传，父亲那辈的哥儿仨，都是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张艺谋的母亲是皮肤科大夫，所以怎么溯源，张艺谋也实在不能说是“农民出身”。张艺谋有着老式手艺人那种本分，加重大众和媒体对他“农民身份”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