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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佩佩:虽反革命家庭出身 但一生都以中国人为豪


来源:凤凰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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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娱乐讯 (摄影/亚麻)近日,《非常道》远赴香港,专访著名演员郑佩佩,畅聊半生风雨路。自《花儿与少年》收官,她一直在各大片场忙碌,年近七旬的她,更准备在明年(2016年)1月在上海举办70大寿生日派对,迎接四面八方的友人。
凤凰娱乐讯 (摄影/亚麻)近日,《非常道》远赴香港,专访著名演员郑佩佩,畅聊半生风雨路。自《花儿[详细]

凤凰网•非常道:佩佩姐,您对香港这两年的变化有没有什么改观呢?因为近两年其实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 郑佩佩:我告诉你,作为一个香港人,我非常非常惭愧的,因为我这两年多数都是在内地拍戏。所以,我

核心摘要:近日,《非常道》远赴香港,专访著名演员郑佩佩,畅聊半生风雨路。节目中,郑佩佩谈“反革命”出身,“我可以比工农兵孩子更工农兵,一生都以做中国人自豪 ”;初到香港,“觉得很‘腐败’,现在已融入环境”;聊过往婚姻,“怀孕八次流产四次,只为借肚子给富商老公生儿子”;谈离婚,“净身出户 三年没敢跟家人提”,笑评章子怡,“见过她小鸟依人,从没见过她高傲一面”。

凤凰娱乐9月10日(周四)《非常道》节目播出“郑佩佩:剑胆琴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凤凰网•非常道:佩佩姐,您对香港这两年的变化有没有什么改观呢?因为近两年其实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

郑佩佩:我告诉你,作为一个香港人,我非常非常惭愧的,因为我这两年多数都是在内地拍戏。所以,我到香港的时候,就看看电影,然后跟女儿、跟妹妹就联络一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去看看香港。所以非常抱歉,我看不到香港。

凤凰网•非常道:现在从香港的角度,您怎么看内地这两年的变化和发展呢?

郑佩佩:一开始的时候,九几年的时候,普遍来讲都比较简陋的,尤其是我们在新疆拍外景的话,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甚至于马桶都要想,能不能自己带一个去。但这两年,显然这方面提高很多,就是生活条件上,拍戏在剧组的话,不一定会有五星级的(酒店),一般过得去、干净的,我觉得都能接受。吃的方面,因为我是吃长素,这个概念在内地是比较难接受的,因为他们什么都喜欢加一点点肉,他们认为是素,但是很快地他们就明白,因为我不是很挑的,我只要素菜,然后加一个荷包蛋,因为我可以吃蛋嘛,就可以了,一餐饭。我不是说,我觉得吃素修行是我自己个人的,我不需要影响别人。所以,在工作上,其实内地显然这几年进步很大,在我刚回去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需要香港人去领他们,现在的话已经不需要了,我们能够参与已经是很荣幸的事情。

凤凰网•非常道:那您当初是十五六岁的时候来到香港,那个时候对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郑佩佩:我十五六岁来的时候,我觉得香港是很腐败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对“腐败”这个解释,比如说人家老打麻将或者整天去唱歌、喝酒,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想象的生活,但是香港其实这么多年来都是一样的。其实我在电影界的话,“腐败”这两个字就更大,差不多每个人都觉得,“你在电影界那么多年,你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这不可能的事情!”但事实上这些东西我从来不会的。

凤凰网•非常道:那现在其实等于说,是对这个印象有所改观了吗?还是越来越加深当时对香港这种“腐败”的印象?

郑佩佩:现在基本上我已经融入这些腐败了,应该这么讲,我已经习惯,虽然我不去做,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这可能香港人不打牌就觉得很奇怪。

凤凰网•非常道:当初是您的母亲先带着弟弟妹妹来到了香港,您自己算是独自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吗?

郑佩佩:对,有一个保姆,但是有几年的时间我一个在上海。那个时候应该是新中国的时候,应该是最好的时候,所以我受到那时候的教育比较深。我这一生,其实都是在去做一个新中国的老百姓,我以成为一个中国人觉得自豪。

凤凰网•非常道:那段时间您是靠什么生活的呢?

郑佩佩:这倒不用担心,因为我父亲是开墨水厂的,有股息派,所以每个月我们都其实生活还不成问题。

凤凰网•非常道:有没有其他家族里面的人照顾您?主要还依靠那个保姆。

郑佩佩: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照顾,因为那个时候生活非常……

凤凰网:富足?

郑佩佩:不是富足,人性非常好,你根本就不需要,可以在家里每天开着门,不需要担心,所以没人照顾都无所谓。

凤凰网•非常道: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感觉吗?

郑佩佩:应该是这样,如果你去坐公车的话,你会看见每个人都站着排队,自动地排队,见到老人的话,自动地让位,完全你不能想象其实后来会变成,中国人可能是太多了,才会变成这样。

凤凰网•非常道:其实您当时过来香港之后,对外部的政治环境,您作为一个青少年期时代的年纪,您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比如说,您会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好吗?

郑佩佩:我的身份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本来在中国的话,我的身份就不好,因为我父亲是劳动改造,他是反革命的。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没好过身份,包括我后来演戏变成大明星,也是个不好的身份,对我来讲。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身份,我还是我,怎么说呢?当时虽然我是一个资产阶级或者是反革命的家属,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跟普通工农兵的孩子一样,因为我从来没有虚荣过,我可以穿破裤子,破的鞋子,旧鞋子,我一样可以接受,所以我可能比工农兵的孩子更工农兵,我从来不觉得那是不光荣的事情。

凤凰网•非常道:那别人的眼光呢?

郑佩佩:我不需要知道别人的眼光。

凤凰网•非常道:也完全不介意,对吗?

郑佩佩:我不介意。我觉得他们认为我是反革命的家属或者认为对我有(什么),我不会去恨,我觉得其实在冥冥之中还是公平,因为如果社会不是这样,是国民党占领中国的话,可能我就完全不一样,那你怎么说什么是公平的呢? 

郑佩佩:但是我从小觉得,我不见得是看得开,我是觉得我不服气,为什么我是资产阶级的孩子、我是反革命的孩子,我就一定是不好?就包括我做明星了,每个人都觉得大明星是不好的,我不服气,我觉得好跟不好是你自己要做的。

凤凰网•非常道:父亲是不是在您没有记事的时候就已经被抓走了?

郑佩佩:在我小妹妹没满月的时候,所以我还懂一点,因为我是老大,我差不多比我小妹妹大五六岁的样子。

凤凰网•非常道:还有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记忆呢?对那段时期。

郑佩佩:我记得不多,我只记得我父亲很疼我,因为我小时候很漂亮,像洋娃娃一样,就算坐在三轮车上面,后面的三轮车都会逗着我玩,我记得的就都是这些,后来我跟人家扭秧歌,就是记得的都是好的,我没有对他有太多反面的想法。

凤凰网•非常道:后来您的母亲有跟您谈过您的父亲吗?

郑佩佩:没有,我母亲从来不谈父亲。所以,我对父亲的认识其实是比较模糊的,反而我觉得,因为我父亲有两个太太,后来我去认识了另外一个太太,认识了我的哥哥姐姐们,我才在他们的口里面了解一点关于父亲,在父亲一百岁生日的时候,我们本来打算帮他打一堂斋,本来是我哥哥想要做的,但是那一年我哥哥去世了,所以我就接下来这个责任,我帮他在上海打的斋。也很巧,就是那一年我到内蒙古去拍戏,就是《杨门女将》,我在那里,虽然不一定是我父亲去过的地方,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在那么寒冷,那么样的一个地方,我父亲需要去劳动改造。当然,我演佘太君,虽然很辛苦,是武戏嘛,但是怎么辛苦都不可能像我父亲那么辛苦,我觉得冥冥之中我父亲让我去体验一下他走过的路。

凤凰网•非常道:那是您第一次到内蒙古吧?

郑佩佩:第一次。

凤凰网•非常道:所以其实您父亲到内蒙古之后,这段期间您有跟他联络过吗?

郑佩佩:没有,我连父亲过世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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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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